三線建設

三線建設是一場從1964年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內地省份進行的一場以備戰備荒為目的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電力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三線地區是一個軍事地理概念，包括中國中西部地區的13個省、自治區。其核心地區在中國西北地區（包括現在的陝西、甘肅、寧夏和青海）和中國西南地區（包括現在的四川、重慶、雲南、貴州）。其開始的背景是越南戰爭的升級和美國在中國東南沿海的軍事攻勢，以及中蘇交惡和兩國間的小規模武裝衝突、全面戰爭危機。
三線建設是一場出於國防軍事背景的區域工業化過程，其規模遠超於國民政府在八年抗戰時期（1937-1945）的沿海工業內遷以及之後的西部大開發（始於2001年）。在1964至1980年，中國在三線地區所在的13個省和自治區的中西部地區投入了人民幣2052.6億元，佔同期中國基礎建設總投資的39.01%。幾百萬工人、幹部、知識分子、軍人和上千萬人次的民工建設者，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口號的號召下，建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基礎設施、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三線建設改變了中國西南和西北地區工業經濟落後的面貌，建設了成昆鐵路、攀枝花鋼鐵基地、中國二汽等重點項目，將綿陽、德陽、貴陽、漢中等地從小城市甚至鄉鎮建設成為具有大量現代製造業和科研機構的城市。然而，出於備戰需要，三線時期的工廠和基礎設施建設遵循“分散、隱蔽、靠山”的指導原則。很多三線企業坐落在交通不便、遠離原材料以及相關上下游企業的地方。由於計劃倉促，很多三線項目“邊設計、邊施工、邊生產”，導致了巨大的浪費。197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對三線地區的投入逐漸減少。1980年代以後，大量三線企業倒閉關停，部分企業則成功轉型、繼續成為當地的工業支柱。
陝西飛機工業集團的運-9，該集團前身012基地是三線建設時期標誌企業

**範圍及部署**
“三線”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是相對於沿邊沿海的“一線”地區（指東南沿海及東北、新疆等地區）而言。三線建設的範圍包括西南三省（四川、雲南、貴州，含今重慶直轄市）、西北四省（陝西、青海、甘肅烏鞘嶺以東、寧夏）、以及京廣線以西的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部分，以及廣西的河池地區和山西雁門關以南等省自治區。位於一線和三線地區之間的廣大中部地區成為二線，包括位於一線省份與京廣鐵路之間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東半部。在三線地區，在其中又以貴州、四川東部山區、四川中部平原地區、漢中、秦嶺北麓等地區的企業數量多，規模大，遷入工業人口多。其中，鋼鐵工業以攀枝花、酒泉鋼鐵基地為重點；有色金屬工業主要建在四川和隴西；煤炭工業重點建設四川綦江、珙縣，雲南永仁寶頂山、宣威羊場，貴州六枝、盤縣、水城，甘肅窯街，寧夏石炭井、汝箕溝，青海大通，陝西蒲城等12個礦區；四川映秀灣、龔咀、夾江、重慶，雲南以禮河、綠水河，甘肅劉家峽，貴州貴陽、清鎮，陝西寶雞集中了大型水電火電站；重點開採四川石油氣；機械工業主要在四川、貴州等地。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輕工業、電子工業及飛機制造業，綿陽、廣元接收核工業與電子工業，重慶為常規兵器製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個鈈生產堆（816工廠）和常規潛艇製造業（望江造船廠）；貴州貴陽主要接受光電工業，安順主要接受飛機工業。部分企業項目來自於一線企業內遷，然而大量三線項目是新建的。
上述國務院直接管理的三線地區俗稱“大三線”。與之相對，地處一線二線的省份，各自建一批省屬的“小三線地方軍工企業”，由省國防工辦領導，進行常規軍事工業，基礎工業，電力，交通建設。力爭做到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省”自衛戰堅持抵抗。小三線地區集中在東北東部山區、大興安嶺地區、冀熱遼地區、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內蒙東部、內蒙西部、大別山區、沂蒙山區、蘇皖浙贛邊區、閩浙贛山區、湘粵贛邊區、湘粵桂地區、湘鄂贛地區。這些地區，大部分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根據地和歷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經濟資源豐富，大部分地區糧食可以自給。但是工業基礎薄弱，交通條件差。

**過程**

**源起**
北部灣事件
位處內陸的重慶設立了川東造船廠
自1958年大躍進，特別是1959到1961年的大饑荒後，毛澤東不直接參與經濟工作，恢復農業生產成為經濟工作的重點。中共中央曾設想1966年到1970年的“三五”計劃是調整和恢復國民經濟。在1962年2月的“西樓會議”，陳雲提出“三五”計劃要“解決吃穿用”。3月28日，周恩來在第二屆人大第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把農業放在國民經濟的首要地位，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次序來安排經濟計劃”。1963年初，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等8人組成中央計劃領導小組，研究編制長遠國民經濟計劃和“三五”計劃問題。將“解決人民的吃穿用”作為工作重點。
但是在1964年5月10日國家經委領導小組向毛澤東彙報“三五”計劃的初步設想時，遭到了毛澤東的反對。1964年5月總參謀部作戰部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當時工業過於集中，14個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50%的化學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大城市人口過多且集中在沿海地區，易遭空襲；主要鐵路樞紐、橋樑和港口碼頭，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所有水庫，緊急洩水能力都很小，易遭破壞 。三線建設，就是試圖改變這個面貌，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豫西，鄂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後方工業體系。1964年5月15日，在北京召開討論“三五”計劃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指出要採取緊急措施加快攀枝花工業基地的建設。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三線建設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第三個五年計劃，原計劃在二線打圈子，對基礎的三線注意不夠，現在要不上，後六年要把西南打下基礎”。他強調農業，國防工業是拳頭，基礎工業是屁股。“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毛澤東指出，在分配投資時，要重點考慮基礎工業，國防工業，然後才是農業。1964年5月28日，毛澤東與參加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各中央局負責人談話說：“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酒泉和攀枝花鋼鐵廠要搞，不搞我總不放心，打起仗來怎麼辦？”“攀枝花不搞起來，我就睡不著覺，一定要下決心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出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還要有個地方。”“西南三線，不僅修鐵路，搞鋼和煤，機械、化工、軍工等什麼都有才好。我們把三線的鋼鐵、國防、機械、化工、石油、鐵路基地都搞起來，那時打起仗來就不怕了。打起來還可以繼續建設。你打你的，我建設我的。”
1964年6月國家計委組織西南工作組，會同西南局和川﹑雲﹑貴三省對成昆線和攀枝花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寫出了關於建設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報告；同時，國家計委﹑煤炭工業部派人到貴州進行煤炭工業開發建設籌備工作。1964年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說：“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繫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三線建設，我們把鋼鐵、 國防、機械、化工、石油、鐵路基地都搞起來，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來怎麼辦？”又說：“要爭取快一點把後方建設起來，三五年內要把這件事情辦好，把大小三線搞起來。”
1964年8月2日東京灣事件爆發，美國驅逐艦“馬克多斯”號挑起並誇大與北越的武裝衝突。美國出動第七艦隊125艘軍艦和600餘架飛機，開始全面轟炸北越的城市與工業基礎設施，越南戰爭全面升級，並延燒到包括北部灣和海南島在內的中國南部地區。北部灣事件迅速導致“三五” 計劃從“解決吃穿用”轉變為開展三線建設。
1964年8月17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總而言之，成昆路要快修。沒有軌，拆其他鐵路的。川黔、滇黔路也要快修，一定要保這三條路。投資、材料要多想辦法。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聽取薄一波副總理彙報工作時又說：中央工作會議（指1964年5月中下旬的會議）開過好久，成昆路仍然沒有落實。湘黔、滇黔、川黔3條鐵路搞了十幾年了，沒有影子。成昆路要兩頭修，滇黔路也可以兩頭開口，還可以更多的點開工。
根據中央領導的意圖，國家計劃委員會於1964年8月在四川西昌召幵建設三線會議，專門研究了成昆、川黔、滇黔等西南鐵路建設會戰問題。會議認為成昆鐵路是建設以攀枝花為中心的西南戰略後方基地的主要幹線，必須採取一切 措施，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把鐵路修到攀枝花；同時，要加快川黔、滇黔兩條鐵路的修建，以便及早形成溝通雲南、貴州、四川3省的鐵路運輸網。為此，確定這3條鐵路基本上同時幵工，首先拿下川黔鐵路，然後修通滇黔鐵路，最後各大軍集中會戰成昆鐵路。

**西南三線**
由周恩來牽頭，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主持三線建設的日常工作，薄一波副總理、羅瑞卿副總理兼總參謀長兼國務院國防工辦主任協助。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西南鐵路建設指揮部等機構的決定》：
*西南鐵路建設指揮部：總指揮李井泉，第一副總指揮呂正操。副總指揮劉建章、郭維城、彭敏。
*以攀枝花為中心的基本建設籌建小組：李井泉、程子華、閻秀峰、蔣崇璟、徐馳、鍾子云、張斌組成。組長李井泉。程子華任第一副組長，負責組織籌建的實際工作。閻秀峰、蔣崇璟任副組長。
*三線建設支持和檢查小組：谷牧任組長，彭紹輝、郭洪濤、安志文、袁寶華、武競天、鍾毅、餘嘯谷為組員。在國家計委、國家經委的統一領導下，負責對三線建設的物力、財力組織後勤支援，並隨時督促、檢查、瞭解三線建設的情況。
1964年9月中旬，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薄一波受周恩來總理重託，在程子華、閻秀峰等陪同下，來到大西南三線建設的現場視察工作，聽取了程子華和冶金部副部長徐馳彙報攀枝花總體佈局。李富春對程子華說：攀枝花建設要加快，首先要把公路交通建起來，更重要的是要先給水泥廠投資，爭取早出產品，從外地運水泥進來不合算，請國家建委謝北一和物資部李開信儘早安排物資問題，沒有物資保證不行。薄一波說：毛主席十分關心成昆鐵路建設，曾指出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鋼鐵廠的問題，而是戰備的問題，並說如果沒有投資可以把他的稿費拿出來，這不僅是要求我們要加快三線建設，也是對我們經濟建設部門的批評，在西南高原施工的條件很困難，這是事實。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克服困難，在科技方面下工夫，千方百計地完成黨中央、毛主席交給的三線建設任務。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西南三線建設體制問題的決定》，成立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以加強對整個西南三線建設的領導。1965年3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批覆》同意以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為主任，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程子華任第一副主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閻秀峰任第二副主任。後來1965年11月彭德懷、1966年2月4日華東局經委副主任兼國防工辦副主任錢敏分別擔任西南三線建委第三、第四副主任。秘書長楊沛。西南局三線建委委員有國務院各部和四川、貴州、雲南三省負責人、鐵道兵參謀長何輝燕等22人。設常委9人：李井泉、程子華、閻秀峰、呂正操、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兼攀枝花特區黨委書記兼總指揮徐馳、第五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朱光、鍾子云、鄧存倫、熊宇忠。原攀枝花基本建設籌建小組撤銷。與此同時，國家計委、國家建委，國務院國防工辦、一機部、八機部、鐵道部、冶金部、物資部和商業部等部委及華東局都派出由副部長和司局一級幹部組成的工作組入川，組成指揮部，分別或聯合勘探選址，計劃和設計新建項目，在四川設立了各自的指揮機構，負責本系統在西南三線建設中的組織領導工作。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下設：
*機械總局局長錢敏兼
*川東區指揮部：指揮長魯大東（重慶市委工業書記）
*冶金組：以攀枝花為重點，提出鋼鐵廠廠址方案；
*煤炭組/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1964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西南局在四川西昌召開三線建設規劃會（西昌會議）強調要加快六盤水煤炭基地建設，並決定成立由丁丹、劉輝等任正副指揮的會戰指揮部，組建以煤炭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鍾子云兼黨委書記、貴州省委副書記陳璞如兼任第二書記的會戰指揮部黨委。8月上旬，煤炭工業部成立以鍾子云等七人組成的三線建設辦公室，負責統籌規劃三線地區的煤炭工業建設。11月30日，煤炭工業部發出《關於成立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的通知》，統一領導雲貴兩省及四川一部分新礦區的生產建設工作，範文彩任指揮、黨委書記，管雲任副指揮、黨委副書記，李健剛、程力夫（未到職）、林虎任副指揮。業務和行政工作由煤炭工業部領導。12月10日西南局發出《關於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黨委領導關係問題的通知》，委託煤炭部黨組和貴州省委對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黨委實行雙重領導。指揮部駐六枝縣下營盤。1965年9月6日，煤炭工業部黨組通知，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黨委由丁丹、李健剛、劉輝任委員、副書記，丁禹疇、馬匡漢、馬會水、樊鵬飛、張戈、高日升任委員，原黨委書記範文彩另有任用，書記由丁丹代理。1965年11月12日，中共煤炭工業部政治部通知，丁丹任中共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委員會書記，免去林虎的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副指揮職務。1966年1月17日增補駱鶴、盧章、郭連潮為副指揮。2月9日增補李逢春為副指揮。4月，管雲調離，李健剛調貴州省建工局。10月10日，煤炭工業部黨組批准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黨委設立常委會，由7人組成：丁丹任書記，劉輝任副書記，丁禹疇、駱鶴、馬匡漢、張戈、盧章任常委，同時增補尹學瑞為黨委委員。1970年12月2日，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六盤水地區體制問題的批覆》，建立六盤水地區革命委員會，為地區一級的政權機關；撤銷原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該指揮部下轄：
**政治部
***政治部辦公室
***政治部組織部
***政治部幹部部
***政治部宣傳部
***監察委員會
**指揮部辦公室
**總工程師室
**計劃室
**勞動工資室
**質量安全檢查室
**工程管理部
**生產管理部
**生活管理部
**後勤部
**機關保衛處
**教育處
**機械動力處
**小井開發局
**農村工作委員會
**六盤水地區物資局
**西南煤指鐵路建設指揮部，負責六枝、盤縣、水城三個礦區的鐵路專線工程建設。
**六枝礦區指揮部
**水城礦區指揮部
**盤縣礦區指揮部
**寶鼎山（永仁）礦區指揮部
**芙蓉山礦區指揮部
**雲南省煤炭工業管理局
**貴州省煤炭工業管理局
**重慶煤礦設計研究院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煤田地質勘探公司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建築安裝工程公司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水城煤礦設計研究院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第一礦山機械廠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馬龍機廠籌備處(雲南)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六七一廠籌備處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礦燈廠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貴陽汽車修配廠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煤礦學校
*西南鐵路建設總指揮部：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總指揮李井泉，第一副總指揮呂正操。副總指揮劉建章（分管鐵路建設的鐵道部副部長）、郭維城（鐵道兵第一副司令員）、彭敏（鐵道部基本建設總局局長）、張永勵（國家第二商業部副部長）、熊宇忠（四川省經委副主任、西南局計經委第一副主任）。加快成昆鐵路建設的同時，力爭川黔鐵路在1965年秋建成通車。成昆鐵路施工隊伍以鐵道兵第一、五、七、八、十師、獨立機械團、獨立汽車團和鐵道部第二工程局為主力，並有鐵道部第四工程局、大橋工程局、通信信號公司和成都、昆明鐵路局以及沿線民工共30萬人參加。1964年第四季度，鐵道兵第一、八、十師及鐵二局3個工程處先後進入成昆鐵路施工管區，重點工程相繼開工。1965年第四季度鐵道兵第五、七師由貴昆線逐步轉入成昆線管區。經中央軍委批准，鐵道兵一、五、七、八、十師擴編建制，每師增設一個團，定額為36820人，按五個團（即1個橋隧團，4個線路團）組編，配以兵部的獨立機械團、汽車團。1966年成昆鐵路進入施工高潮，施工人員達到35.97萬餘人
**西南鐵路建設工地指揮部（“西工指”）：相當於大軍區級機構。全面指揮和組織工程的進行。它統管計劃、財務、物資、裝備，並對參加築路的設計、科研、生產、運輸、施工力量（包括兵、工、民兵）實行統一領導、統一調度、統一指揮，從設計、施工到竣工交付正式運營，一抓到底，全面負責。呂正操任司令員兼政委，劉建章任副政委、西工指黨委書記，郭維城任副司令員負責行政業務工作。彭敏任總工程師、技術委員會主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黎光，政治部副主任張治安（鐵道兵）、計琢成（成都鐵路局），參謀長李榮村（鐵道部），副參謀長張峰（鐵道兵），後勤部部長謝華（鐵道兵），後勤部副部長董廷恆。司令部工程部總工程師譚葆憲（鐵道部）。西工指先駐在貴州安順，後移駐四川西昌。領導鐵道兵部隊，還有鐵道部工程局、鐵道部設計院等單位；還有中原幾省支援成昆鐵路建設的民工、五大省派出的運輸公司等。1966年12月3日“西工指”造反派成立“紅戰旗”敢死隊宣佈奪權。1969年6月成立了鐵道兵西南指揮部（簡稱鐵西指)，設在成都馬家花園。成昆鐵路建設交由鐵西指指揮。1969年5月12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三線建設會議，決定成立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以四川省為主，雲南、貴州省及中央有關部門參加；撤銷西南鐵路建設指揮部，改由鐵道兵統一指揮。根據上述決定，鐵道兵調何輝燕參加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並在成都成立鐵道兵西南指揮部，負責成昆線、渝達線和襄成線西段的部隊以及在西南的各單位的黨政、軍事行政領導工作。
**技術委員會：制定技術政策，領導和組織新技術的採用，組織審查鑑定設計文件和科研成果。主任彭敏。
**四川省支援鐵路建設指揮部：指導各省、地（州）、縣的相應的機構，發動和組織沿線各族人民支援鐵路建設。
四川省三線建設支援委員會也隨之成立。支援委員會由省委書記負責，省人委有關廳局負責人組成，負責搞好四川三線建設的後勤支援工作。相關地市縣的支援重點建設領導小組也隨後成立，配合三線建設單位的工作，提供勞動力和物資保障。同時，四川省委還在重慶、成都、自貢、渡口等城市和重點建設地區設立物資局，統一負責所轄地區內建設項目所需的物資供應。四川三線建設的重點圍繞著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國防工業建設和成昆、襄渝鐵路的建設而展開。
成立以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為主任的西北三線建設委員會和中南局書記王任重為主任的中南三線建設委員會。1965年9月14日，國家計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彙報提綱》（簡稱《彙報提綱》），最終確定了“三五”計劃以三線建設為主要任務。
即使在三線建設方針確定之後，關於是否會發生戰爭，三線建設是否必要黨內一直有爭議。1965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天津考察時詢問當地負責人：“大三線建設，小三線建設，會不會浪費？”地方負責人答：“不會的，就是敵人不來，從經濟建設上說，也是有用的。”毛澤東聽了很滿意。事實上，三線建設一直受到當時國際形勢的影響。從1964年開始到1980年，三線建設在斷斷續續的16年間有兩個高潮，分別是在北部灣事件後的1965年至1967年，和中蘇珍寶島事件後的1970年至1971年。
三線時期各地區固定資產投資
在1964年至1980年期間，中國在三線地區共審批1100多箇中大型建設項目。大批原先位於大城市的工廠與人才進入西部山區。更有“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等口號號召人們前往三線地區。”“文革”早期，“三線”也是大量知青的去處。
1969年6月，中央召開了關於恢復三線建設的會議。到1972年，西南三線建設的第一期工程基本結束。國家在西南三線建設的投資是40多億元。從1964年至1978年，四川先後新建、遷建了兵器、船舶、航天、電子、核工業等30多個軍事工業企業、科研單位和80多個與之配套的機械、儀器儀表、冶金、橡膠、化工原料等一批大中型骨幹企業，形成了門類較為齊備的以常規兵器製造為主，電子、造船、航天、核工業等相結合的國防工業生產體系。三線建設期間，四川總投資規模達393億元，新建、擴建、內遷了以重工業為主的項目250多個，加上地方工業的發展，到1982年全省工業企業達到46339個，職工人數達到1033.09萬人。

**西北三線**
三線建設時期，突出了國防為主、軍工優先的原則。西北建設著眼於備戰，靠近已有的和大體確定的交通線，首先安排原材料基地和軍事工業，並以軍事工業為中心，力求科研、生產、協作配套。按照上述原則，西北建設的基本佈局決策是：建設七條新幹線，對能源、原材料、機械加工工業、軍事工業、核工業、航空工業、電子工業、船舶工業、航天工業等進行合理佈局。

**建設過程**
位於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規劃建設於三線建設期間，至今仍在使用
三線建設最大的特點是國家投資向三線地區轉移。1965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聯名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交《關於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提出一切新的項目不在第一線，特別是15個一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現有續建項目，除了明年，後年可完工投產見效的以外，其餘一律要縮小規模，不再擴建，儘早收尾。一線二線的現有企業，能一分為二的，能搬遷的，要搬遷到一部分到三線去。根據1965年通過的《彙報提綱》 的安排，用在三線地區的投資佔全國42.2%。 在重工業、國防工業，交通運輸業的投資佔總投資的74%。
出於國防的考慮，三線建設項目遵循“靠山，分散，隱蔽”的選址原則。這個原則原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由周恩來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來的，用以指導部分機密性高的軍工企業選址。但後來成為一切三線企業的選址要求。而且這個要求也在不斷朝著更加極端的方向發展。首先在“靠山，分散，隱蔽” 的基礎上，提出對於某些敏感企業，“必要時要進洞”。後來就直接變成“靠山，分散，進洞”，即“山散洞”。大量項目被迫打洞，造成大量損失。比如貴陽一個電子元件廠建在山洞內，山洞陰暗潮溼，造成生產的電子元件不能達到標準。部分企業過分強調分散，對生產造成困難。如陝西漢中飛機工業基地，下屬28個單位分散在兩個地區，7個縣的範圍內，其中一個企業被分散在6個自然村中，裝配零部件需要汽車往返幾十甚至上百公里，員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陝西新建的400多個三線項目，將近90%遠離城市，分散在關中平原和陝南山區的48個縣，多數是一廠一點，有的甚至是一廠多點，佈局被譏諷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而且山區內信息閉塞，生產出來的產品往往無法跟上世界潮流，顯得過時落伍。有時山區內爆發山洪等自然災害，企業也往往損失慘重。冬季大雪封山後，工人更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時人用「洞中方數月，世上已千年」來形容這些工廠的閉塞與環境的惡劣艱苦。
也因此，許多的廠礦單位裡醫院、商店、學校設施一應俱全，成為一個封閉的社會。更有些企業，由於選址困難，很多廠礦遲遲不能建成投產。更多的企業由於遠離原材料或者處於不利的地理壞境，導致效率低下。比如川東造船廠處於現在重慶市涪陵區靠近長江的山區內，在70年代建成投產後負責生產常規動力潛艇。潛艇生產出來後不能在附近江面下潛，需要有駁船拖至2000多公里以外的上海長江口才能下潛。生產極為不利。
由於時間倉促，很多三線企業遵循 “邊設計，邊施工，邊生產”的原則。中蘇交惡以後，蘇聯撤回援助的專家團 。三線企業不得不依賴於中國自己的技術。這些原因共同造成許多三線企業有設計缺陷。比如當時中國最大的葛洲壩水電站由於設計缺陷不得不停工兩年。80年代以後，因為有“嚴重設計缺陷”，國家又在成昆鐵路線上花費了上千萬資金來彌補這些缺陷。酒泉鋼鐵基地直到1980年尚且不能產鋼。如此問題不勝枚舉。這些問題也成為了80年代以來三線企業大量倒閉的根源之一。
除了重點新建重點項目，大量三線企業來自於一二線地區企業的拆分搬遷，稱為“一分為二”。1965年12月1日，國家經委發出《關於搬廠工作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規定》，提出“一分為二”的工廠的“關鍵、專用設備，應當首先滿足三線的需要，有兩套的搬走一套，只有一套的也堅決搬走。但是如果時間上來的及，可以做一套支援三線”。“一分為二”的工廠，“應該挑選優秀的管理幹部、技術人員和生產工人成套輸送，優先滿足三線需要”。搬遷地點的確定，一是戰備需要，在比較分散的腹地和山區，二是根據當地已有的生產條件，與相似企業合併，三是照顧到將來當地的經濟發展，填補一些空白。據統計，1964年底到1970年底“三五”計劃結束，全國約有380個項目，14.5萬名員工，3.8萬臺設備從沿海前往內地。實際上，加上未統計在內的國防工業科研單位和地方自行規劃、計劃外的遷移項目，及隨同遷移的項目和人數，都遠超過上述數字。這些企業大多來自上海、北京、瀋陽、大連、天津、南京等東北和東部沿海城市。比如西北鋁加工廠由哈爾濱101廠搬遷職工1700人、設備3400噸；蘭州軸承廠由北京軸承廠搬遷職工800人、設備333臺；天水風動工具廠由瀋陽風動工具廠搬遷734人、設備214臺；甘肅光學儀器廠由南京、上海、陝西、哈爾濱的五家工廠和研究院所搬遷1990人。除企業外，學校、科研機關也有計劃地遷移了一部分。由原校遷出部分專業到三線地區建立的學校有：北京大學分校、清華大學分校、南京大學分校、華東化工學院分校、北京航空學院分院、北京工業學院分院、甘肅工業大學7校。
2011年的關中平原

**結束與轉型**
陝西南部大巴山中的南峰廠舊址（已廢棄），曾用於生產霹靂二型空空導彈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林彪所提倡的積極備戰的方針隨之降溫。隨著中美建交和中蘇關係的緩和，中國開始逐漸撤出對三線地區的大力投資，三線建設進入軍轉民時期。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建設再一次向東部沿海傾斜。很多國有企業由於各種原因效益不佳。1980年11月，國家計委、國務院國防工辦、五機部等部門提出小三線軍工廠的調整方案；首先是產品結構調整，變單一軍品生產為軍民結合的生產結構；此外，關停並轉一批廠址不好、生產條件差、生產難以為繼的工廠；調整之後，在全國268個小三線軍工企事業單位中，保留軍品生產能力的廠縮減到146個。由於錯誤的選址和建設，三線企業效益尤其低下。1986年至1990年的“七五”計劃，中國對效益低下的三線企業進行了“關、停、並、轉、遷”等政策。按照“該關停的就不要搬遷，能遷並的就不要遷建，能就近搬遷的就不要遠距離搬遷，能向中小城市搬遷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則進行調整。然而，這段時間中國的投入和支持同三線時期相比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中國允許部分效益特別低下的企業破產關停。將散佈在各地的企業併入到一個企業。
部分在山裡，洞中的企業遷出至附近的平地或者附近地理條件相對較好的小城鎮。將跨省的小三線項目交由當地政府管理。允許並鼓勵三線企業轉業。其中最重要的是軍工企業生產民用產品。1982年，鄧小平提出對國防工業要“軍民結合，平戰結合，軍品優先，以民養軍”。一部分企業成功進行了產品轉化，比如製造包括坦克等軍用車輛在內的重慶嘉陵機器廠開始生產摩托車，迅速成為中國最大的摩托車生產商。川東造船廠成功轉型為一家生產江輪的企業。綿陽的長虹電視機也是一家軍用電子元件廠改制而成的。
1983年11月20日，參加三線建設的老幹部魯大東（原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川東區指揮部指揮長）、錢敏（原西南局三線建委副主任）、鄭漢濤（原國務院國防工辦副主任)應約與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面談，反映三線建設調整改造問題。趙紫陽1975年起當過一段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知道三線的情況。趙提出：
三線建設應該有個方針，有個規劃。總的講是三句話：調整，改造，發揮作用。現在有兩種傾向要防止：一是完全肯定，要搞大配套，大投資；二是否定三線，要離開三線，掉尾巴再回到沿海。三線建設花了2000多億元資金，現在要通過調查、規劃，紮紮實實地進行工作，使它的作用很好地發揮出來。無論從長遠規劃和近期規劃來看都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把三線建設問題擺到國家的五年計劃中去。
1983年12月3日成立了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領導小組，設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簡稱國務院三線辦），主任魯大東（原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川東區指揮部指揮長），副主任錢敏（原西南局三線建委副主任）、鄭漢濤（原國務院國防工辦副主任)。中央各部委的部長或副部長，都是領導小組成員，其中有八個人是搞過三線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根據國務院針對三線軍工提出的“調整改造，發揮作用”八字方針，三線企業走上保軍轉民的二次創業之路。三線辦負責搞一個全面規劃，把鑽山太深，生產確實太困難的，作為第一批搬遷出來，搬到靠近大城市的地方，或者中小城市。1984年1月，第一次三線建設調整改造會議召開，李先念給會議寫了一封信，肯定了三線建設不僅建設了國防工業，而且把工業從沿海推向內地，改變了中國工業的佈局。這封信對頂住了全面否定三線建設的思潮，對堅持進行三線建設的調整改造起了重要作用。經過對大三線“八省一市”的摸底調查，省屬以上大中型骨幹企業和科研事業單位建設成功的佔48%，基本成功的佔45%，進山很深，佈局分散，廠址存在嚴重問題，沒有發展前途，需要關停並轉遷的佔7%。從1984年，對三線建設分三批進行調整改造，國家共投資20億元，實際執行項目118個。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規劃二局局長王春才。1984年，中央決定對小三線軍工企事業進行第二次調整，總的原則是不再保留小三線軍工生產體系。
1989年1月20日國務院決定調整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的組成人員。現將調整後的名單通知如下：- 主任：魯大東- 副主任：向嘉貴 周長慶- 成員：
** 甘子玉（國家計委副主任）
** 陳達植（國防科工委計劃部副部長）
** 劉仲藜（財政部副部長）
** 何光遠（機械電子工業部副部長）
** 來金烈（中國北方工業〔集團〕總公司總經理）
** 劉紀原（航空航天工業部副部長）
** 徐大銓（冶金工業部副部長）
** 譚竹洲（化工部副部長）
** 王榮生（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
** 武恭 （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總經理助理兼計劃部主任）
** 李定凡（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
** 蒲海清（四川省副省長）
** 朱奎（雲南省副省長）
** 劉玉林（貴州省副省長）
** 徐鵬航（湖北省副省長）
** 俞海潮（湖南省副省長）
** 劉源（河南省副省長）
** 曾慎達（陝西省政府顧問）
** 張吾樂（甘肅省副省長）
** 周春山（重慶市委副書記）
至1994年底，除一家企業建設未完成外，其餘“七五”調整項目全部完成。共遷出職工11萬人，總投資46億元。1994年國務院三線辦改為國家計委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辦公室，主任王春才。“八五”計劃的三線企事業單位脫險調整項目118個，實施115個，至1996年底累計投資80億元，至1997年底完成或基本完成100個。1998年改為國防科工委三線調整協調中心。2014年3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研究會三線建設研究分會”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

**評價與歷史意義**

**綜合評價**
在一個軍事時期角度上三線建設發揮了預定的效果，對於外部核武威脅的國際情勢下，三線建設的軍工產業分散移往大後方成為了中國政府在外交談判上的籌碼之一，讓意圖核訛詐的國家有所三思，無法在第一擊中就摧毀反擊能力。

**語言變化**

**部分建設成就**
西南鋁加工廠西南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兩江新區）
*重慶紅巖汽車有限責任公司（重慶雙橋區）
*中國石化四川維尼綸廠（重慶長壽區）
*中國四聯儀器儀表集團重慶川儀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北碚區）
*重慶北碚玻璃有限責任公司北碚玻璃集團（重慶市北碚區）
*中國重汽重慶燃油噴射系統有限公司（重慶沙坪壩區）
*重慶鐵馬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重慶九龍坡區）
*重慶建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市九龍坡區）
*中船重工重慶川東船舶重工有限責任公司（重慶市涪陵區）
*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宜賓812廠）
*中核集團紅華實業（金口河814廠）
*重慶816核工廠（重慶涪陵區）
*重慶嘉陵益民特種裝備有限公司（重慶榮昌區）
*中國第二重型機器廠（四川德陽）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四川西昌冕寧）
*攀枝花鋼鐵集團（四川攀枝花）
*六盤水煤炭工業基地（貴州六盤水）
*中國貴州航空工業集團（原貴州平壩縣，現遷址貴陽市）
*貴州航空發動機研究所（649所）（原貴州平壩縣，現遷址貴陽市）
*貴州雲馬飛機制造廠（貴州安順）
*洛陽玻璃廠（河南省洛陽市）
*中國二汽（湖北省十堰市）
*江漢油田（湖北省）
*葛洲壩水利工程（湖北省宜昌市）
*中國三江航天集團汽車工業（湖北省宜昌市孝感市）
*陝西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陝西省漢中市）
*陝西漢中漢江工具有限責任公司（陝西省漢中市漢臺區）
*長慶油田（陝西省）
*賀蘭山煤炭基地（寧夏石嘴山市）
*冶金部905廠和有色金屬研究院第二研究所（寧夏石嘴山市）
*長城機床鑄造廠（寧夏銀川市）
*西北軸承廠102廠（寧夏銀川市）
*銀川橡膠廠航空輪胎（寧夏銀川市）
*寧夏興慶機器廠防步兵地雷（寧夏銀川市賀蘭山榆樹溝）
*青山試驗機廠試驗機（寧夏青銅峽市）
*酒泉鋼鐵公司（甘肅酒泉，今甘肅嘉峪關）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甘肅酒泉，今內蒙古額濟納）
*金川有色金屬公司（甘肅金昌）
*西北鋁加工廠（甘肅隴西）
*劉家峽水電站
*丹江口水電站
*青藏鐵路一期（西寧——南山口）
*成昆鐵路（成都——昆明）
*焦枝鐵路（焦作——枝城）
*湘黔鐵路（株洲——貴定）
*襄渝鐵路（襄樊——重慶）

**影視作品**

**劇情片**
 王小帥：《青紅》- 王小帥：《我11》- 王小帥：《闖入者》- 賈樟柯：《二十四城記》- 章家瑞：《芳香之旅》

**紀錄片**
 《攀枝花基地建設第一年》- 《攀枝花工業基地在建設中》- 《歲月山河 攀枝花》- 央視《大三線》系列紀錄片

**參考文獻**

**引用**

**來源**
 書籍- 房維中 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
Covell Meyskens.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date=202409171743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刊物文章- Naughton, Barry (1988).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terly, No. 115 (Sep., 1988), pp. 351-386.- 《三線建設，離我們最近的工業遺產》，載於《中國國家地理》(ISSN 1009-6337)，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