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佐爾格

理查·佐爾格（Richard Sorge；Рихард Зорге；S），早年譯作“索治”、“沙奇”。德俄混血，20世紀的一位蘇聯間諜，他的情報網代號是“拉姆扎”（Ramsay）。

**早年**
1895年10月4日理查·佐爾格出生在俄羅斯帝國外高加索巴庫（現阿塞拜疆共和國首都）附近的薩邦齊鎮，是一家9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父親阿道夫·佐爾格是一位德國石油鑽探設備專家，供職於瑞典諾貝爾兄弟公司；母親尼娜·西緬諾娃·科別列娃則是一位普通的俄國婦女。 
1898年阿道夫·佐爾格與高加索石油公司的契約期滿後，帶著全家回到德國。用佐爾格自己的話說，“使我的生活與常人稍有不同的唯一一件事是，我清楚地知道以下事實：自己是出生在南高加索，但在非常年幼時我們就搬到了柏林。”  
世界性的佐爾格一家“與柏林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極為不同”。理查·佐爾格自稱他的祖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事──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爾格，但事實上他只是理查·佐爾格的叔祖父。
1914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19歲的理查·佐爾格志願入伍，加入德軍炮兵野戰部隊。1916年3月他在西線作戰時身負重傷。榴霰彈切斷了他的3根手指，傷害了他的雙腿，致他終生微跛。他被提升為下士，並獲得了二級鐵十字勳章。他在住院康復期間與一位護士交往，受到她父親的影響，閱讀馬克思著作，接受了共產主義理論。戰爭後期，他在柏林大學、基爾大學和漢堡大學學習經濟學。大學時代嚮往社會主義。1919年8月，理查·佐爾格在漢堡大學經濟學院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19年10月加入德國共產黨。從1920年到1922年佐爾格住在索林根（今屬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與自己的師母，即過去在基爾大學時的政治學教授庫爾特·艾伯特·格拉赫（1886年-1922年）的妻子克利絲蒂亞那同居。1921年5月佐爾格和克利絲蒂亞那結婚，1922年共產黨將他調往美茵河畔法蘭克福蒐集關於工商業界的情報。1924年德共九大期間佐爾格與妻子女兒來到蘇聯並定居莫斯科，正式加入共產國際的國際聯絡部，1925年加入蘇聯國籍，並轉入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隨即與克利絲蒂亞那離婚。1928年出版著作《新德意志帝國主義》。
1929年佐爾格被劃為“右派”而調離共產國際，隨即加入蘇軍總司令部第4局（負責軍事情報工作），此後他終生服務於這一部門。
1929年11月啟程前往柏林，在那裡取得德國護照，並獲得了《德意志糧食報》特派記者頭銜，以及一家社會學雜誌的供稿合同。隨後佐爾格前往英國旅行，“研究英國的工人運動、共產黨的地位與政治、經濟狀況”。

**中國**
1930年1月10日，佐爾格來到中國上海，入住沙遜大廈的華懋飯店（Cathay  Hotel），化名亞歷山大·約翰遜。左爾格的公開使命是研究銀行業務，這是左爾格在漢堡大學經濟學院研究過的課題。在上海時，左爾格又得到了一項來自德國化學學會的委託，調查中國市場銷售法本工業公司產品的可能性。首先拜見了德國駐上海總領事海因裡希·魯特·馮·科倫貝格男爵，被介紹給駐南京國民政府的德國軍事顧問團，與軍事顧問赫爾曼·克里貝爾成為摯友。左爾格“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個狹長的腦袋，一頭濃密而捲曲的頭髮，臉上已經有了皺紋，一雙深藍色的眼睛，鑲著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張輪廓漂亮的嘴。”在社交場合他風度翩翩，器宇不凡，頗有人緣。以後，左爾格成了軍事顧問團的常客。克里貝爾把左爾格引薦給了軍政部長何應欽。希特勒上臺後，克里貝爾以其納粹黨元老黨員的身份繼任了德國駐上海總領事。
接替了老資格的在滬情報網負責人亞歷山大·烏拉諾夫斯基的資源，包括Max Christiansen-Clausen，以及為法蘭克福日報工作的美國著名左翼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史沫特萊又將佐爾格介紹給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尾崎秀實。佐爾格從收費昂貴的華懋飯店移住青年會大樓（今西藏路123號），最後定居在尾崎秀實的虹口居所，地址是施高塔路（今山陰路145弄2號）。在德國領事的推薦下，左爾格遷至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一套舒適而租金不貴的住宅，並住了兩年。
佐爾格以記者和農業專家的身份，隨史沫特萊環遊中國，與各地的中國共產黨成員建立聯繫。1932年夏，國民政府同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蔣介石籌劃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左爾格從軍事顧問團朋友處得到對鄂豫皖根據地的進攻計劃以及“掩體戰略”詳細計劃後，在電告莫斯科的同時，把情報交給了陳翰笙轉交給中共方面。 佐爾格在上海的組織代號為“拉姆扎小組”，情報發給“慕尼黑”（在莫斯科的上級的代號）。據俄羅斯解密檔案，左爾格在上海期間，通過其報務員馬克斯·克勞森的地下電臺（經海參崴中繼）發回莫斯科597份電報，其中有335份直接通報給了中共。蘇聯國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長帕維爾·蘇多普拉托夫中將指出，“左爾格搞到的情報在整個30年代都相當受重視”，它們為蘇聯制定其遠東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左爾格在東京巢鴨監獄的獄中日記裡寫道：“假如不是為了崇高的事業，我將在中國一直呆下去。我深深地迷戀上這個國家了。”

**日本**
1941年7月4日情報局第3部發給佐爾格的外國記者證
1933年5月蘇聯決定派佐爾格建立在日本的間諜網，1933年9月6日佐爾格抵達橫濱港，他受到上級的警告，不要和處於地下狀態的日本共產黨或蘇聯駐日大使館進行聯繫；相反地他抵達東京後的首先工作是訪問德國駐日大使館，與使館的德國人員建立人脈關係，並藉此進行間諜任務。
1937年7月佐爾格以記者身份到中國東北及華北蒐集情報，以其德國記者身份為莫斯科提供了大量關於二次世界大戰遠東戰場的信息。
1941年6月佐爾格警告蘇聯：德國準備發動巴巴羅薩計劃進攻蘇聯。不過，當時蘇聯領導人斯大林並不相信佐爾格和他提供的情報，在巴巴羅薩行動發起前夕還辱罵他：
1941年9月14日佐爾格通知蘇聯紅軍：日本不會進攻蘇聯，除非：
*德軍攻佔莫斯科
*駐在滿洲國的關東軍的規模多出3倍於蘇聯在遠東的軍事力量
*在西伯利亞爆發內戰
1941年10月14日尾崎秀實被捕，佐爾格接到警告，日本特高課正在逼近他。佐爾格決定同他在日本酒吧結識的情人石井花子一道離開日本，不過一個小錯誤使他付出了沉重代價：他沒有燒燬警告他的紙條，而是將它扔在路旁；尾隨他的東京警視廳特別高等警察外事課迅速地拾起了這張作為他罪證的紙條。同年10月18日佐爾格在東京石井花子家中被日本警察特高課逮捕。受尾崎秀實身份與交往的內閣、陸軍參謀本部高級人物的影響衝擊，第三次近衛文麿內閣於1941年10月16日總辭職；原任近衛內閣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於10月18日出任首相組閣。對相關人士的逮捕持續到翌年春季。但在當時及此後的一段時間，日本的新聞媒體沒有做任何報道。小尾俊人為《現代史資料》叢書之《佐爾格事件（一）》卷所寫的《解說》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
1941年10月逮捕佐爾格等人的消息，在日本統治層如電擊一般傳開，並招致巨大的洪水般的流言。尾崎參與的早餐會的成員們，據說都悄然無聲，相互確認著是否有'檢察官'的傳喚，而一般人民則直到下面所引錄的司法省的正式發表之前，一無所知。這個正式發表，是在逮捕翌年即1942年5月16日，對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等人的檢察審問已經結束，獲得確鑿證據之後。
1942年5月16日，以司法省刑事局制定的《國際諜報團事件發表綱要》為依據，有關佐爾格事件報道的禁令終於解除，《朝日新聞》1942年5月17日第一版標題為《國際諜報團被逮捕 國內外五人主犯》的報道。 
【司法省十六日午後五時發表】昭和十六年十月以降，東京刑事地方法院檢事局根據警視廳的探查，指揮同廳進行了嚴密搜查；對理查德・佐爾格等相關者即可稱為國際諜報團事件的主要關係人之審訊已告一段落，本日對其核心分子五人以違反國防保安法、治安維持法、軍機保護法等罪名，向東京刑事地方法院提出要求預審的手續。
本諜報團由接受共產國際總部建立赤色諜報團組織的指令於昭和八年秋派遣至我國的理查德·佐爾格，糾合此前已經按照同樣指令來到我國的布蘭克·德·武凱利奇等，此後依序獲得宮城與德、尾崎秀實、馬克斯·克勞森等核心分子加入，使其機構得以強固組成，作為國內外共產主義者組成的秘密諜報團，利用十數名國內外人士，自結成以來直至被逮捕為止，多年來以合法之偽裝，巧妙之手法，竊取包括與我國國情相關的機密事項在內的大量情報，通過通訊聯絡及其他手段傳遞出去。
近來由於日本精神的昂揚與屢次舉行的搜捕，使共產主義運動幾近銷聲匿跡，但尾崎等左翼分子仍不捨棄其信念，做出如此之賣國行為，此種情形，實令人憎惡。
最初由於佐爾格的德國僑民和納粹黨員身份，日本人相信佐爾格是一名阿勃維爾成員，不過阿勃維爾否認佐爾格是其成員。經受刑拷打，佐爾格承認自己是蘇聯間諜。新的證據顯示，佐爾格也可能是為了掩護小組其他成員的行動，而選擇招供以拖延時間。他招供真實而過於詳細，但並沒有交代同伴。在佐爾格用打字機以德文寫出並提交給東京刑事地方法院檢事局檢察官吉河光貞的《手記》裡，佐爾格做了這樣的表述：
自1929年夏末起，我從斯堪的納維亞和英國歸來後，我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就中斷了。
我所提供的情報，是送給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還是送給了秘書處，或者是中央委員會設置的某情報機構，我對此毫無所知，但被黨的最高領導部門，因而也被蘇聯政府的最高領導機構所用，是確定無疑的。下面，我試陳述我的情報活動之性質：從手續層面或組織層面，我的報告送往以第四局而為人所知的特殊機構。我為完成任務所必須的技術支持（比如無線聯絡、無線電技師等）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都由這個第四局提供。有時第四局也向我下達有關軍事性的任務，但重點放在對黨的領導部門而言是必要的政治情報。因此，我和莫斯科當局的關係如下：所有的報告皆送往第四局，由第四局呈交給蘇聯共產黨領導機構，其中對共產國際有價值的情報則送到那裡。此外，蘇聯陸軍、外務人民委員部等機構肯定也可以看到報告。總之，我的報告，從內容上說是通往蘇聯共產黨，從手續上說是通往第四局。
由於1941年4月簽署的《蘇日中立條約》尚在五年有效期內，日本司法當局對蘇聯的情報人員，是不宜以“敵國間諜”援引《國防保安法》定罪的。只有強調其“共產國際”身份，並把“共產國際”解釋為危及日本國體的顛覆組織，才可能援用《治安維持法》延長對佐爾格、尾崎秀實等人的拘留審訊時間，並以“顛覆國體罪”定以重刑乃至極刑。
由於蘇聯政府否認佐爾格蘇聯間諜的身份，佐爾格未能與日本戰俘進行交換，他被監禁在巢鴨監獄。

**逝世**
《臺灣日日新聞》報道：
【東京支社特稿】關於此前因國際諜報團事件被逮捕的理查德·佐爾格、尾崎秀實等，自昭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以來，東京地方刑事法院禁止公開，而由高田審判長進行調查審訊，但因被告人宮城與德於八月二日死亡，同月六日駁回該人的申訴，其他被告則於九月十日之前審理終結，分別解除了不得公開的禁令，於二十九日上午十時開庭公審，做出如下判決。
尾崎秀實、佐爾格被判處死刑、馬克斯·克勞森、Branko Vukelić (spy)被判無期徒刑以及安娜·克勞森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1944年11月7日東京時間上午10時，佐爾格於東京被日本當局處決。尾崎秀實也在同一天早些時候被處決。

**評價與紀念**

**蘇聯與民主德國**
佐爾格的母親倖存了下來，繼續生活在德國。佐爾格將財產交給了安娜克勞森。最初佐爾格被埋葬在巢鴨監獄的墓地。1949年，佐爾格的情人石井花子將他的遺體遷葬府中市多磨靈園。石井花子在2000年7月1日去世前，經常前去掃墓。
1964年之前，蘇聯政府不承認佐爾格是蘇聯間諜。並且佐爾格留在俄國的妻子卡佳也做為德國間諜家屬而被捕、送往西伯利亞流放。1943年，卡佳死在西伯利亞。在1964年夏季奧運會期間，東德記者舉行紀念佐爾格儀式。1964年11月5日，佐爾格獲得蘇聯英雄頭銜。蘇聯及解體後的俄羅斯駐日大使及訪日的俄國高級官員都會前往獻花 。

**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諜報案被判了死刑但未執行而倖存下來的中西功、曾經不顧自身安危奔走營救尾崎的松本慎一等，都先後發表了追念和評價尾崎的文章。尾崎在獄中寫給妻子和女兒的書信也在雜誌陸續發表，並於1946年9月以《愛情如流星閃爍》為題由世界評論社出版。
指揮偵查、搜捕和親自審訊佐爾格的主任檢察官吉河光貞，“名副其實的把佐爾格和尾崎送到斷頭臺”的人物，在戰後不僅沒有受到追究，反而在1948年出任了新設置的法務廳特別審查局首任局長，把其個人收藏的有關佐爾格審訊資料交給了駐日佔領軍司令部情報部首腦威洛比少將。1951年8月威洛比帶吉河光貞出席了美國國會眾議院麥卡錫委員會的聽證會，就佐爾格事件提供證言，指控史沫特萊等人。
尾崎秀實預審法官的中村光三被駐日佔領軍當局傳喚。其兒子、詩人中村稔回憶：
1949年，亡父受到佔領軍G2的威洛比少將的訊問。......開始被佔領軍傳喚時，亡父很擔心是否會被追究當年參與思想鎮壓的責任，等到他帶著獲贈禮品——相當於美軍士兵一個星期的配給食品和雜物回到家裡的時候，才徹底放下了心。那滿滿塞著巧克力、香菸、肥皂的包裝袋，對於戰後所有物品都極為匱缺的我們來說，不啻為一個百寶箱。我記得父親斷斷續續被傳喚、訊問了好多次。
現場指揮搜捕的特高警察外事股長宮下弘回憶：1949年4月時分，已經轉到民營公司工作的他也被佔領軍當局叫去，要他“提供可以證明佐爾格和尾崎、史沫特萊關係的人”，並告訴他：“既不能是共產黨員，也不能是（從前的）警察官”，即所謂立場中立面目公允的證人。兩個月以後，在同樣的場所，“威洛比為了感謝這些協力者，邀集了二十多名相關人士，從現任的警察廳長官到原特高課長乃至審訊川合貞吉的警部補，那一天，那麼多人濟濟一堂”。

**美國**
戰爭時期日本內務省、司法省有關佐爾格-尾崎案的文件，從1946年起被美國佔領軍沒收、整理和分析。
*民間情報局（GIS）T·P·戴維斯中校1946年以日本司法省的小冊子《佐爾格資料》Ⅰ及Ⅱ為依據製作了《戴維斯報告書》。
*民間情報局（GIS）H·T·諾布爾博士詳細整理謄寫印刷《諾布爾報告書》於1947年12月15日空運至華盛頓作為美國陸軍學校的諜報與反間諜教材。
*民間情報局（GIS）1947年8月5日編寫的《佐爾格事件報告書》。“結合佐爾格諜報團的活動及其技術手段的實際形態進行剖析，解明作為冷戰對手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行為方式，提出將之打到的對應戰略，為美國取得冷戰的最後勝利提供一個重要線索”
*駐日佔領軍司令部情報部首腦威洛比少將1952年出版《上海的陰謀——赤色諜報團的全貌》一書，稱“有關佐爾格事件的日本審判記錄及與此相關的必要檔案，都是充分可信的。”“1948年6月25日，美國國防部根據美國駐蘇聯大使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的特別要求希望公佈此事件的電報來到了我們這裡。因為駐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館員被指責從事了諜報活動，佐爾格事件是作為反駁這一指責的材料被要求發表的。”1949年2月10日，美國陸軍部喬治・艾斯特上校在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上首次公開散發了佐爾格間諜網的33000字報告（被稱作《威洛比報告書》）。1949年2月11日，日本國內各報紙按照佔領軍當局要求同時刊載了《威洛比報告》。例如《朝日新聞》1949年2月11日第2版總標題《佐爾格事件的真相》，署“美陸軍部發表”：“美陸軍部於10日就太平洋戰前從日本內部及德國大使館探知軍事情報的蘇聯間諜事件，發表了以'遠東的蘇聯間諜事件'為題長達三萬二千字的公告。此為麥克阿瑟從東京送來的報告”；“導語”後面副標題“偵探日德的機密 宛若推理小說的蘇聯間諜”；共同通訊社華盛頓10日發《警惕共產黨的同情者》專文：“美陸軍部於10日詳細發表了與佐爾格事件相關的、蘇聯的間諜於戰前在中國以及日本的活動，此份報告的目的是警告美國人要注意美國國內的間諜活動，奉告說：共產黨的同情者很容易成為高級間諜，要警惕具有同情共產主義傾向的美國人。”《威洛比報告書》中把史沫特萊放到特別顯眼的位置，其頭像和佐爾格、尾崎等'間諜首犯'並置在一起，公告文本還在第一段文字裡明確說：雖然佐爾格、尾崎秀實已經被處以絞刑，但“此類間諜可能還奔忙於世界各地，而美國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也是曾在上海進行活動的蘇聯政府間諜”；第三段文字則專談史沫特萊，特別提到她和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訪問過毛澤東的英國籍記者斯坦因（1900-1960）以及他們“曾寫過有關中國的書”“他們都住在紐約”。1949年2月18日美陸軍部情報部次官喬治・艾斯特上校就《威洛比報告書》發表聲明說：“當此報告書的發表之際，陸軍有必要指出，其內容是基於日本警察沒有實際證據的情報寫出的，是不代表美國政府的政策。”麥克阿瑟專門為威洛比的《上海的陰謀——赤色諜報團的全貌》一書寫了《序》：“佐爾格事件並非僅僅發生並終結於東京的局部事件，而是關聯著以赤色中國為中心的遠東整體謀略的事件，必須從其世界規模的陰謀之背景上進行考察。並且，佐爾格諜報團最為活躍的地點上海，曾經是圖謀稱霸世界的狂熱的共產主義者之溫床。這是今日中國走向完全赤化的原因”。1953年4月該書出版了日文版，日譯者福田太郎在《譯序》開頭即說明：“本書的原題‘SHANGHAI　CONSPIRACY’，應該是譯為‘上海陰謀’或‘上海謀略’更為妥當，但其所述內容並不限於上海，毋寧說其正式舞臺是在日本國內，且是和我們日本人直接相關的大事件，故參照其內容有意識地把題名改為《赤色間諜團的全貌-佐爾格事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
由於1964年前蘇聯始終不承認佐爾格屬於蘇聯情報部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佐爾格的身份也只能採取隱晦模糊的敘述。1950年史沫特萊病逝，她的中國友人公開發表紀念文章批駁以麥克阿瑟為代表的美國當局用“共產間諜”、“蘇聯間諜”等罪名迫害史沫特萊，翻譯發表了史沫特萊為自己辯誣的廣播講演稿《控訴》時中文譯者所加的說明，是中國大陸地區當時公開發表的有關佐爾格案最為詳細的文字：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美國陸軍部把麥克阿瑟根據第二次大戰期間及戰前日本秘密警察的檔案製成一個報告，通過聯合社的電訊發表出來，以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史沫特萊及史坦因身上，說他們是：'蘇聯間諜和特務，加入過珍珠港事件以前在東京被絞決的德人沙奇【佐爾格的舊譯名】和反法西斯的日人尾崎秀實所領導的蘇聯間諜團而現在仍然逍遙法外，餘黨或許仍在各國首都從事間諜活動'的荒唐電訊，末段竟說：'史沫特萊女士已經害了人，把她替蘇聯政府做間諜和特務的身份暴露出來，可以減輕她害人的程度。'麥克阿瑟這種卑劣手段，經不起史沫特萊嚴正駁斥，以及美國一些進步的報章雜誌奮起而攻的壓力，終於軍部也只有承認所指控的沒有事實根據，而且不該用那種發表方式及新聞報道的體裁。
在沙奇領導下的諜報工作者，確曾獲得日本要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將它傳遞給莫斯科，莫斯科立即向美國提出警告。但是美國對這個事實卻絕口不提，諱莫如深。
夏衍在《“左聯”成立前後》一文裡便特別提到了“幫助‘左聯’進行了許多工作的三位外國同志”：尾崎秀實、山上正義、史沫特萊。文中夏衍回憶了請託尾崎秀實為左聯提供開會場所的具體描述：“1930年5月下旬，胡也頻、馮鏗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之後，'左聯'決定向全體盟員作一次傳達報告，但在當時，要找一個能容納四、五十人的會場是十分困難的。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尾崎，請他幫忙'。後來就是尾崎秀實幫助借用了駐滬日本記者俱樂部”。夏衍評價尾崎秀實：“他是一個表面上看來非常紳士的記者。但是，他在當時卻是在上海的日本共產黨和日本進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夏衍後來在長篇回憶錄《懶尋舊夢錄》裡，又重複了這段文字並有所補充；在追述“怪西人事件”時提及佐爾格，稱其為“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
陳翰笙，北京大學教授，自1926年起“在北京由李大釗同志和蘇聯加拉罕大使介紹為共產國際工作”，1929年初經宋慶齡介紹認識史沫特萊。1930年經史沫特萊介紹認識了佐爾格。1933年9月佐爾格奉調轉往日本，陳也於1934年冬赴日，直至1935年4月因突然的變故而潛回上海轉赴蘇聯，這段期間他一直參與佐爾格組織的工作。因熟諳英語、德語，可以和佐爾格直接交談。陳所述，對佐爾格的一些工作內容當時他並不知情，“也絕不過問。這是秘密工作的規定”，在回憶錄裡談及佐爾格的身份時，僅說其“早年投身革命，為第三國際和蘇聯做情報工作。1929年來中國，公開身份是經濟學家，來中國研究銀行業務的。實際上，他在蒐集國民黨政府武裝力量的資料、觀察最高軍事指揮部的人事變化”。

**參見**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備注**

**參考文獻**

**外部鏈接**
 fix-attempted=yes -  天涯書屋-  陳渠蘭【二次世界大戰間諜秘史】 date=2016092419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