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娼妓史

中國歷史中最早關於娼妓記載是春秋時代管仲建立的官妓制度93，漢武帝時加以制度化。陳東原認為中國有妓女真正開始於漢武帝時的營妓。妓女依身份歸屬可分為宮妓、營妓、官妓、家妓和民妓等。本人與妓院或上級機構存在依附關係，沒有人身自由，她們多是罪犯、罪犯家屬、販賣人口或戰俘。妓女社會地位低下，而將大臣或敵方的女性家屬發配為妓女，亦是君主所使用的懲罰手段efn|明成祖在靖難之役後將建文帝大臣的女眷發配為妓，張獻忠將蜀王朱至澍兒媳世子妃發配為倡戶。。
中國古代“娼妓”本作「倡伎」，本意是歌舞表演中的女演員。許慎《說文解字》有「倡」字無「娼」字。梁朝顧野王《玉篇》始出現「娼」字。

**上古**
據信三皇時代的洪崖妓可為最早有記錄的娼妓，據說在夏桀時其就蓄有將近3萬女樂。而正史所考娼妓之始被視起自殷商的女巫，時身份為巫妓或巫娼，為時人有所斥責認為可能帶起「淫風」、「巫風」，商代還有針對該風氣作立例刑罰。

**周朝**
春秋初期，齊國宰相管仲設“女閭”，《東周策》載：“齊桓公宮中女市七，女閭七百”。《堅瓠集》續集說：“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 
《吳越春秋》載：“越王句踐輸有過寡婦于山上，使士之憂思者遊之，以娛其意。”《越絕書》說：“獨婦山者，勾踐將伐吳，徙寡婦置山上，以為死士，未得專一也。後之說者，蓋勾踐所以遊軍士也。”
《史記·貨殖傳》記載：“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

**漢朝**
《正宗通》引《萬物原始說》雲：“漢武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見《漢武帝外史》”
東漢馬融“居宇樂器，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降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人稱“絳帳教授”。

**南北朝**
《南史》載：齊廢帝“每夜輒開後堂，至營署中淫宴。”

**唐朝**
《南部新書》載：媚川、歙州酒錄事，尚書李曜守歙頗留意，而已納營妓韶光。罷州日，與吳國交代託令存恤，臨發共飲，不勝離情。而已有詩曰：“經年理郡少歡娛，為習干戈問酒徒。今日臨行盡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吳答曰：“曳履優容日日歡，須言達德倍汍瀾。韶光今已輸先手，領得蠙珠掌內看。”
《南部新書》載唐朝官員在外營妓而生子：“張裼尚牧晉州，外貯營妓，生子曰仁龜，乃與張處士為假子，居江淮間，後裼尚死，仁龜方還長安，曰江淮郎君”。
宋朝龔明之的《中吳紀聞》：“樂天（白居易）為郡時，嘗攜容滿、張志等十妓，夜遊西湖虎丘寺，嘗賦紀遊詩。為見當時郡政多暇，而吏議甚寬，使在今日（指宋代），必以罪聞矣！”
杜甫有《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李白則作《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之詩。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載：“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紅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
《唐逸史》雲：“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李生具說舊事，女曰：‘往嘗夢為仙官所追，如生所言。’”

**宋朝**
《復齋漫錄》雲：“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稱戲。糧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臻妙舞，鄭女愛清歌。’”
嘉祐元年二月，歐陽修出使契丹返回，路經大名府，賈昌朝為他接風“公預戒官妓辦詞以勸酒，妓唯唯。復使都廳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嘆，以為山野。既燕，妓舞觴歌以為壽，永叔把盞側聽，每為引滿。公復怪之，召問，所歌皆其詞也。”。
《東坡志林》記載：蘇軾在錢塘做地方官時，“有妓號九尾狐者，一日上狀解籍。東坡判雲：‘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一名妓亦據例乞求落籍，東坡判雲：‘敦召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不允。’”
楊湜《古今詞話》載：“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於應對。湖中有宴會，群妓畢集，唯秀蘭不至，督之良久方來。問其故，對以結髮沐浴，不覺倦睡，忽聞叩門甚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也。豈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已恕之，坐中一倅怒其晚至，詰之不已。時榴花盛開，秀蘭折一枝藉手告倅，倅愈怒。秀蘭收淚無言，子瞻因作《賀新涼》，令歌以送酒，倅怒頓止。”
王韶罷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知鄂洲。一日宴客，出家妓奏樂。入夜席，客張績沉醉，挽家妓。不前，遽擁之。家妓泣訴於韶。座客皆失色。韶徐曰：“此出爾曹以娛客。而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家妓。既而容色不動，談笑如故。人亦優其量也。
王黼《靖康遺錄》曰：“於後園聚花市為山，中列四巷，俱與民間娼家相類。”《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雲：“崇觀以來，京瓦肆伎藝，……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
馮夢龍《古今笑史》有一則“不近妓”的笑話：“兩程夫子（即理學家程顥、程頤兄弟）赴一士大夫宴，有妓侑觴。伊川（程頤）拂衣起，明道（程顥）盡歡而罷。次日，伊川過明道齋中，慍尤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
吳自牧《夢梁錄》明有“紹興間，楊沂中因駐軍多西北人，是以於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今貴家子弟郎君，因此蕩遊破壞，尤甚於汴都。杭之瓦舍，城內外不下十七處”。
《宋史》仁宗本紀天聖元年：“詔裁造院女工及營婦配南北作坊者，並釋之。聽自便。”
柳永自稱“奉旨狎妓柳三變”。
陸友仁《硯北雜誌》卷下記范成大贈青衣小紅給姜夔。姜夔有詩曰：“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
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八墓誌銘“朝奉大夫直秘閣張公墓誌銘”中記張瑨“得臨安營妓，與之歸，遂欲棄妻出子……”。
《西湖遊覽志餘》記載歌妓因讚美兩位美少年而慘遭主人殺害。（賈）似道居湖上，一日倚樓閒眺，諸姬皆從。有二人道裝羽扇乘小舟遊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汝願事之，當留納聘。”姬笑而不言。逾時，令人捧一盒喚諸姬至前，曰：“適方為某姬受聘。”啟視之，乃姬之首也。諸姬股慄。

**元朝**
馬可·波羅說，在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凡賣笑婦女，不居城內，皆居附郭……計有二萬有餘，皆能以纏頭自給，可以想見居民之眾”（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358頁）。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城，江南最大的城市。當地遊手好閒之徒活動於“娼優構欄酒肆之家”（《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諸禁·禁豪霸·札忽兒歹陳言三件》）。馬可·波羅特別提到那裡的妓女，他說：“其數之多，未敢言也，不但在市場附近此輩例居之處見之，全城之中皆有。衣飾燦麗，香氣逼人，僕婦甚眾，房舍什物華美。此輩工於惑人，言詞應對皆適人意，外國人一旦涉足其所，即為所迷，所以歸去之後，輒謂曾至大堂之城行在，極願重返其地。”（《馬可·波羅行記》，359頁）

**明朝**
明代社會風氣糜爛，朝廷對娼妓課稅。謝肇淛《五雜俎》說：“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而京師教坊官收其稅錢，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為樂戶，聽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國初猶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跡公庭，而常充牣裡。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
《梅圃餘談》上說：“近世風俗淫靡，男女無恥。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雜遝，外城小民度日艱難者，往往勾引丐女數人，私設娼窩，謂之窯子。室中天窗洞開，擇向路邊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體居其中，口吟小詞，並作種種淫穢之態。屋外浮樑子弟，過其處，就小洞窺視，情不自禁，則叩門而入，丐女隊裸而前，擇其可者投錢七文，便攜手登床，歷一時而出。”

**清朝**
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為和聲署，各地樂戶皆除籍為民。
乾隆時發佈上諭稱：“此四惡者，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為善良之害者，莫大於此。”
《燕臺評春錄》說：“嘉道中六街禁令嚴；歌郎比戶，而平康錄事不敢僑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測，少暱妓者。”“道光以前，京師最重像姑，絕少妓寮”。
《京華春夢錄》：“清光緒中葉，斯時歌郎像姑之風甚熾，朝士大夫均以挾妓為恥”。
杭州人施鴻保在福建時，見福州有女子於船上賣淫：“南臺有一種船，其篷以板為之。前後有門，左右有窗，中有床榻几案，妙妓三五，隨以應客，第往還於洪塘水口間，名曰躺船。凡迎送官吏及富商大賈皆僱之，紅燈綠酒，脆竹清絲，選夢徵歌，銷魂蕩魄，不啻粵之綠篷、浙之紅亭也。”
《清稗類鈔》記載：“潮州嘉應曲部中，半皆蜑戶女郎……生女，則視貌之妍媸，或自留撫蓄，或賣之鄰舟，父母兄弟，仍時相過問。稍長，輒句眉敷紛，押管調絲，蓋習俗相沿，有不能不為娼之勢”。
袁枚說：“二千年來，娼妓一門，歷明主賢臣，卒不能禁，亦猶僧道寺觀，至今遍滿九州，亦未嘗非安置閒民之良策。”
“咸豐時，妓風大熾，胭脂石頭等衚衕，家懸紗燈，門揭紅帖，每過午，香車絡繹，遊客如雲，呼酒送客之聲，徹夜震耳。士大夫相習成風，恬不知怪”

**備註**

**注釋**

**參見**
中國大陸的性服務業
*性交易
*娼妓
*性工作者
*性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