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木草堂

萬木草堂舊址位於中國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大塘街道文德社區中山四路長興裡3號，為三間三進、兩天井、硬山頂的青磚祠堂式建築，面積663平方米。始建於清朝嘉慶九年（1804年），原是廣東省邱氏子弟到省城應試的居住處，原名邱氏書室，故附近街坊俗稱其邱家祠。在晚清時期，康有為在此創辦了一所私立學堂。

**歷史**
邱氏書室是由清朝的增城舉人丘覺黃於嘉慶九年（1804年）倡議，經「廣東十府十州八十縣」丘姓人士議決，集資將彭公館購得，修葺而成。丘氏家族建書室的目的：一是培育後裔。丘氏子弟在此學習，然後可前往不出百米的番禺學宮（今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參加科舉考試；二是祭祀紀念先祖。當時在廣東各地均無丘氏的統一祠堂，那麼在省城建一間書室而兼祠堂功能的房屋，一舉兩用，乃丘氏家人的共同願望。
嘉慶十二年（1807年），丘仲欽在《丘家祠牌譜》序言寫道：「書室之建，所以妥先靈而庇後嗣者也。故凡建書室，必擇吉地。凡擇吉地，多在郡邑都會之區。粵東省城，夙號五羊名邦，實為百越首郡，固天下一大都會也。」「蓋以此地，龍來西北，七赤坐宮，玉犬吠金烏。嘗為粵宦康公所賞識。且按其四勢，城門秘密。龍昂越秀之山，虎伏清水之濠。禺山後排，識三花聚鼎；東山前列，觀五炁朝元。又況珠海白雲，血脈祖宗，更得山川之融結，得此以為書室，地靈人傑，其殆興者機乎！」其實，在丘氏書室北與西北不出50米之地，是廣州都城隍廟和西漢南越國宮署遺址。
在萬木草堂正門上方鐫有「邱氏書室」四個大字而非「丘氏」的原因是，「丘」是「氏」而不是「姓」。「姓」是母系社會的標誌，「氏」則是父系社會的表現。「氏」從「姓」來，丘氏從炎帝神農氏姜姓而來，姜子牙（呂尙）興周滅紂，周武王封地於山東齊國的營丘。三子穆公紀念其父封地為營丘，同時齊太公姜子牙（呂尙）又給三子穆以領地，名曰封丘，世居河南封丘。號稱「河南堂」。丘氏書室正堂上掛的即是此三個字。清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皇帝頒發詔諭，孔子是至聖，孔子名「丘」，為尊敬先師，後人必須避諱。於是朝廷的文官開會討論後議決，凡姓「丘」的人，必須在「丘」字的右旁加上「阝」（邑）成為「邱」。中華民國初立時，丘逢甲大力推動恢復本來的姓氏，於是廣東、福建一帶很多丘姓族人，尤其是與丘逢甲同屬一個方言群的客家人恢復「丘」姓，但仍有不少丘姓族人繼續保留「邱」。
1891年至1898年康有為在廣州授徒講學，力圖以教育興國，鼓吹變法，培養出了梁啟超、陳千秋、麥孟華、徐勤等一批政治家和學者。他們後來都成為戊戌變法的骨幹人物。
丘逢甲於1896年6月首次到萬木草堂，其時草堂已被清廷取締，屋宇也早也歸還丘家。丘逢甲在此先後拜見了廣東巡撫許仙屏、翰林院編修劉葆貞、菊坡精舍山長梁詩五等。這也是丘逢甲第一次到廣州，在邱氏書室寫下了《鎮海樓》、《珠江書感》等20多首詩。他第二次到書室是在1903年冬辭去嶺東學堂監督一職前來，謀求在省城發展新式教育，未果返回家鄉。第三次到書室是1906年，他被兩廣總督岑春煊聘為兩廣學務處視學、廣州府中學堂監督、商業職業學校監督，從此長時間在丘氏書室住下。
萬木草堂歷史上曾三遷堂址：現定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的中山四路長興裡舊址是萬木草堂最早的落堂處，原名“邱氏書室”；1892年，草堂遷至衛邊街的鄺家祠，地點在今廣衛路附近；1893年又遷至廣府學宮仰高祠（即今文明路廣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宮內），原定仰高祠租賃期10年，但到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該處即遭清廷查封，堂中藏書300餘箱亦被同時銷燬。
萬木草堂所遷的三址，後二址今已不存，現存的長興裡遺址曾被改作民居、工廠，後被空置，僅門面及“邱氏書室”石額仍存舊觀。萬木草堂原來與秦萼生故居相連，後者後來被清拆。
2004年，廣州市建委與規劃局、文化局等單位投入了1300萬元人民幣遷出了原先居住在草堂內的40多家居民，並開始對草堂進行修繕以及完善配套設施。萬木草堂完成裝修後作為越秀區博物館向市民開放。

**康有為與萬木草堂**
萬木草堂是康有為於戊戌變法前在廣州講學的地方，先後三遷其址。清光緒十六年（1890）春，康有為攜眷到廣州，住在布政司前惠愛街的“雲衢書屋”，此為其曾祖父康式鵬（雲衢）遺下的祖屋。康有為開始在此授徒，學生有陳千秋，幾個月後梁啟超也從學海堂轉學來拜康有為為師。到了第二年，學舍遷至現在中山四路長興裡3號邱氏書院，創辦了長興學舍。這是萬木草堂的前身。
邱氏書院是廣東省內邱姓族人集資興建，以之作為省內各縣姓邱的考生參加省試的宿舍。筆者在10多年前經友人介紹，訪問了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負責管理這間書院的邱覺斯先生。邱先生時年78歲，雖然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鑠，記憶力很好。他原籍廣東饒平，在訪問時筆者與他說潮州話，因而分外親切。據稱，這間書院是清朝嘉慶年間增城舉人邱覺黌倡建的。先是以2000兩白銀向彭家公館買來這塊地皮，1804年動工，1806年建成，耗資四五萬兩，建築總面積1000多平方米。康有為在此講學時，只包租書院東面二樓一部分，學生也住在那裡。
康有為自己說：1891年“始開學堂於長興裡講學，著《長興學記》以為學規，與諸子日夕講業，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自編年譜》）可見這是一間新式學堂的雛形。《長興學記》在談到學堂的教育目的時說：“夫勉強為學，務在逆於常緯。”“常緯”指“積習”，逆於常緯即革除積習，公開表示要與當時學術界佔統治地位的古文經學（漢學）和“宋學”唱對臺戲。
長興學舍建立後，慕名而來拜師的有韓文舉、梁朝傑、曹泰、王覺任、麥孟華、徐勤，陳和澤、林奎、潘藻鑑等，年輕士子熙熙攘攘，給這條古老的小巷增添了無限生機，成為培養維新人才的第一個搖籃。1892年，由於慕名前來求學的人增多，所租邱氏書院幾間房子容納不下，遂遷至現在廣衛路與吉祥路附近衛邊街鄺氏祠（今14路公共汽車總站附近）。這時學生增至40餘人，由陳千秋任學長，協助教學與管理。1893年冬，又遷至廣府學宮的仰高祠（今市一宮後面），租期十年，可見康有為是作了長期打算的。康有為正式在這裡掛起“萬木草堂”的匾額。翌年，康有為與梁啟超入京應試，給事中餘聯沅告了康有為一狀，說他“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偽經考》，而禁粵士從學。”梁啟超聞訊，到處奔走營救。康有為的好友沈曾植、盛昱、黃紹箕、文廷式也出面講情，並電告廣東學政徐琪救援，張謇、曾廣鈞也求翁同和幫忙。兩廣總督李瀚章派知縣李滋然查復。李滋然講了一些好話，稱該書並無離經異說，倒是十分尊崇孔子的。李瀚章據此上奏雲：查明《新學偽經考》，乃辨劉歆之增篡聖經，以尊孔子，並非離經，既經奏參，即飭其自行抽毀。結果，只是《新學偽經考》毀版，沒有封閉萬木草堂，算是寬大處理了。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康有為再次上京應試，發動了著名的“公車上書”，簽名的舉人有1200多人，他又中了新科進士，康有為聲名鵲起。可是，清廷只授給他一個工部主事的小京官，他表示：“未能為五斗米折腰，故不到署。”（《自編年譜》）遂南下廣州，繼續在萬木草堂講學，學生增至100多人，除上日課外，又增開夜班。
萬木草堂的教學方法，體現了康有為的革新精神。
*一是康有為注意採用比較法。引“西學”以論證“中學”，“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比較教學法在過去的書院也有采用，但多用古今比較以進行“考證”；康有為除了古今比較之外，還進行中外比較，使學生視野擴大，有利於啟發學生積極思維。在流傳下來的《萬木草堂講義》中，可見康有為常用比較法講學。如“三世”比較雲：“亂世，削大夫；昇平世，削諸侯；太平世，削天子。”又人與動植物比較雲：“草木倒生，故無聰明；獸橫生，尚近；人立生，故聰明。”認為植物的頭在下，野獸的頭與身體平行，人的頭在頂端。他以此來區分人、草木、獸，採用的是學生日常見到的事物，卻悟出深遠的道理。
*二是注意培養學生的獨立工作能力。如學生梁啟超、徐勤、王鏡如、梁朝傑等，充當學長，參加教學和管理。康有為人京應試，草堂教學工作由學長代為主持。每天功課，依康有為所訂計劃閱讀和做筆記，不懂則向學長請教。康有為按德智體三方面，分別設立約禮、博文、干城三科學長。當時梁啟超、徐勤都是很稱職的學長。有一年，梁啟超入京應試，由王鏡如代學長，鏡如口吃，口齒不伶俐，每有講授，同學逃避不到，並譏之為“王莽篡位”，成為笑話。康有為還組織一些高才生參加著述，由康有為寫出提綱和開列書目，指定學生分工合作寫書，大大提高學生獨立工作的能力。
*三是把教學和科學研究結合起來。康有為在萬木草堂的講學過程，著有《長興學記》、《新學偽經考》、《魏晉六朝諸儒杜撰典故考》、《史記書目考》、《孟子大義考》、《墨子經上注》、《國語原本》、《孟子為公羊學考》、《論語為公羊學考》、《三世演孔圖》（未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春秋學》、《日本變政記》等10餘種，形成康氏學派，為維新變法做好思想理論準備。
*四是注意互教共學，強調學生集體學習的好處。康有為反對傳統的“獨學”，他說：“獨學，則無講習漸摩之益，則必孤陋而寡聞，勤苦而難成。今歐美百業必出於學校，益深得之矣。”又說：“凡藝業必合群講習而後精，……君子亦必居學校乃致道也。”這種強調互教共學，切磋琢磨，互相啟發的學習方法，是值得加以繼承和發揚的。
*五是樹立新學風。曾在萬木草堂學習的盧湘父回憶說：“萬木草堂之教法，志在培養有用之人才。其所講授，非當時學者之所願聽，亦非讀書不多者之所能聽。草堂來學者，大都讀書頗多，而志趨稍異者，故人才之萃於一門，非偶然也。”這位學生感受最深的，就是萬木草堂的學風純正。梁啟超也說，康有為講課，“循循善誘，至誠懇懇，殆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焉。其講演也，如大海潮，如獅子吼，善能振盪學者之腦氣，使之悚息感動，終歷不能忘，又常反覆說明，使聽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心悅而誠服”。學生除了聽課之外，主要靠自學和做讀書筆記。每位學生都有一本功課簿，相當於今天的作業簿。學生有疑難，也可以寫在裡面。康有為對學生提出的疑難，都作書面批覆。又設一本《蓄德簿》，在學生宿舍傳遞，寫上警句、格言和互勉的話，以培養學生高尚情操。
康有為很注意道德品質的教育。他提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作為他的教育綱領。“藝”指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他認為“射”、“御”二藝已不適用，應改為圖（圖譜）和槍（射擊技術）。在德育方面，尤強調“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萬木草堂的所在地仰高祠，祀有廣東歷代名宦如吳隱之、宋璟等。吳隱之，晉安帝時任廣州刺史。他赴任時經石門，這裡有一口水井，叫做“貪泉”，據說飲了此水，到廣州做官的人，無不貪汙。吳隱之不信，停舟飲了貪泉水，並賦《酌貪泉》詩云：
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
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吳隱之到廣州後，為官清廉，不貪百姓一文錢，廣州人民把他入祀仰高祠，以表彰其高風亮節。
宋璟是唐睿宗、玄宗名相，因反對太平公主撤換太子，遂遭迫害，貶為廣州都督。當時廣州住房，多為竹寮茅舍，容易引起火災。宋璟到了廣州，教民燒磚瓦，蓋起瓦房。廣東百姓為了紀念這位有功於嶺南的官員，也入祀仰高祠。入祀仰高祠的木牌有數十個，就放在講堂中的神龕內，平時人們也不大注意。有一天，梁啟超發現了一個秘密，驚異地說：“張宏範的神主牌也在這裡！”大家蜂擁而上，議論起來。原來張宏範為南宋大將，後投降元朝，在新會崖門迫宋帝昺蹈海而死，還勒石紀功，大書：“張宏範滅宋於此。”明朝愛國思想家陳白沙加一宋字於其名上，變成“宋張宏範滅宋於此”。一字之貶，嚴於斧鉞。像這樣的無恥降將，怎能入祀仰高祠呢？啟超的弟弟梁啟勳，年方18歲，血氣方剛，躍上神龕，把張宏範的木主摔下，到廚房取來菜刀，正欲砍下去。年齡大些的陳榮袞，慌忙制止說：“且慢。彼不知罪，豈肯伏法？待我宣佈其罪狀，然後行刑未遲。”語畢，提筆疾書雲：爾張宏範，以漢族之子孫，作胡奴之爪牙，欺趙氏之孤寡，促宋室之滅亡。猶復勒石崖門，妄誇已績。陳白沙曾以一字之貶，嚴斧鉞之誅。乃復竊位仰高，濫膺祀典。若非加以顯戮，何以明正典刑？爾肉體倖免天誅，爾木主難逃重闢。爾奸魂其飛於九萬里之外，毋汙中土。
　
陳榮當眾宣讀聲討張宏範罪行文，梁啟勳用力揮刀，木主頓開兩半，交付廚房，充當柴火，以示焚骨揚灰之意。這一樁發生於萬木草堂的焚木主事件，雖近兒戲，但也可見在康有為的“激勵氣節，發揚精神”的思想教育下，學生愛憎分明，立志報效祖國。正如盧湘 父說：“萬木草堂不過私人講學之所，在兩年同學中，其人數不滿五十，似乎無足輕重。但當時能轉移風氣，與戊戌之百日維新，為中國之一大轉機，實基於萬木草堂之學風，與萬木草堂之人物，有以致之，是不可不一述也。” 據張伯楨回憶，各省學子，聞風前來求教的達3000人。1898年萬木草堂查禁前，名列康門學生有106人：陳千秋、梁啟超、曹泰、徐勤、梁朝傑、韓文舉、王覺任、麥孟華、陳和澤、林奎、歐榘甲、湯叡、林纘統、張伯楨、梁啟勳、麥仲華、曹碩、劉青崖、劉楨麟、梁啟麒、梁啟田、韓曇、韓叔河、韓菱甫、陳榮、容任秋、黎祖健、康同和、康同懃、張祖詒、張達瑔、潘之博、鍾寶華、鄧仲果、李鎮波、杜樂三、許作韶、龍澤厚、龍煥綸、程式谷、況仕任、伍莊、鄭洪年、張學璟、江孔殷、鄧元翊、陳介叔、麥鼎華、梁應騮、陳國鏞、譚餳鏞、鄧伯村、羅惇曧、羅惇、盧子駿、陳煥章、韓銘基、葉覺邁、葉衍華、梁元理、馮挺之、張壽波、張鳳岡、潘藻鑑、梁伯鳴、梁君可、梁啟用、羅普、鍾卓京、羅伯雅、陸敦騤、陸乃翔、勞焜、李綬卿、潘焱熊、阮鑑光、陳士廉、鄺壽民、陳繼儼、陳繼徵、鄭憲成、葉柳宅、倫明、陳汝成、孔昭焱、劉俊庵、許守白、吳功譜、陳遜宜、崔洞若、歐陽桂、朱通儒、楊維新、姚君愨、馮霖若、甘啟元、張雪峰、鄺崧齡、陳高第、陳官桃、何雲衢、曹毅、王德潛、錢維驥、梁文卿、維景福等。
在眾多的康門弟子中，脫穎而出的有康氏“十大弟子”。今概述如下：
#陳千秋（1869－1895），廣東南海西樵人，字通甫，一字禮吉，號隨生，是康有為的第一位受業弟子。入康門之前，已著有《廣經傳釋詞》。拜康有為為師之後，康有為對他講人類是由猿猴進化的，他深信不疑。他的接受能力強，康有為稱他“天才亮特，聞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氣剛而力毅，學者之所未見也”。（《自編年譜》）他在長興學舍出任首任學長，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名著，他均參加編纂，有“康門的顏回”之美譽，可惜於1895年3月死於肺病，時年僅26歲。康有為對他的英年早逝十分惋惜地說：“禮吉（陳千秋）聰明絕人，而氣魄剛毅，大道完成，為負荷第一人，竟夭年，僅二十六，痛哉！”陳千秋著有《仁說》、《性論》、《教宗平議》等，惜臨終前均被自己焚燬。
#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庵，為康門第二位弟子。拜康有為為師前已中了舉人，而康有為當時還是秀才呢！秀才教舉人，一時傳為美談。原來梁啟超與陳千秋在學海堂為同窗好友，陳千秋熟諳歷朝掌故，輔導梁啟超治考據典章之學。後來陳千秋首拜康有為為師，繼而推薦梁啟超入康門。他與陳千秋同任長興學舍學長，協助康有為編纂《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書，在戊戌變法中是康有為的得力助手，歷史上並稱為“康梁變法”。著有《飲冰室合集》，涉獵遍及史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哲學、宗教學、民族學、小說、政論、散文遊記、詩詞、戲劇、書法理論等，計有1400餘萬言，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通才。卒於1929年，馮玉祥將軍親撰輓聯雲：“矢志移山亦艱苦，大才如海更縱橫。”頗足以概括梁氏一生。
#徐勤（1873－1945），廣東三水人，字君勉，號雪庵。康有為弟子，光緒二十二年（1896）為萬木草堂學長。家資素富，舉凡草堂租屋刻書費用，以及同學生活困難者，皆由他救濟。1897－1898年任澳門《知新報》撰述，宣傳變法，並經常為上海《時務報》撰文，其最著者為《中國除害議》，抨擊科舉制度，揭露中國社會的黑暗，引起清政府疾恨而受壓制。1898年任日本橫濱大同學校校長。1905年，在香港辦《商報》。翌年，在新加坡辦《南洋總彙報》。民國元年任首屆國會議員，1916年2月回廣東任討袁軍總司令。晚年居天津，1945年病逝。
#曹泰（1872年－1895），廣東南海人，字箸偉。長興學舍首批學生，協助康有為編纂《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梁啟超把陳千秋喻為萬木草堂的“龍”，把曹泰喻為萬木草堂的“象”，可見其地位。惜英年夭逝，康有為有悼詩云：深思好學似揚雄，奧字奇文誰與通。若為創教思明勝，訪道羅浮嘆落紅。1894年，他隨康有為到桂林，撰有《遊桂林題壁》詩云。梁啟超稱曹泰的詩為“哲人之詩也，情人之詩也”，給予很高評價。
#梁朝傑（1878－？），廣東新會人，字伯雋，號出雲館主人。光緒十七年（1891）中舉，是康門十大弟子中年紀最小的一位。有一次，他問康有為該讀何書，康有為勸他讀史，如《資治通鑑》就值得一讀。不到一個月，他竟把294卷的《資治通鑑》通讀完。康有為問起該書的人物事蹟，均答覆無誤。康有為十分歎服。1895年參加“公車上書”，時年僅17歲。戊戌變法失敗後，留學美國，曾任舊金山《世界日報》主筆，著有《出雲館文集》。康有為把他與曹泰並列為“多有成　者”的學生之一。1891年，梁啟超入京，梁朝傑贈詩三首。梁啟超稱他為“天才絕特”，“十四歲乳臭小兒，何處有此識想，得不歎絕”。
#韓文舉（1864－1944），廣東番禺人，字樹園，號孔庵，筆名捫蝨談虎客。監生出身，康門首批學生之一。康有為說：“始開學於長興裡講學，……來學者多志士，若韓文舉……多有成者。”曾協助康有為編纂《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書。任萬木草堂學長，湖南長沙時務學堂教習，澳門《知新報》撰述。著有《近世中國秘史》。1900年參加自立軍起義。民國初年在廣州辦南強公學、覺是草堂，晚年居香港，卒於1944年，著有《樹園先生遺集》。
#麥孟華（1874－1915），廣東順德人，字孺博，號蛻庵。1891年入長興學舍拜康有為為師，1893年中舉，1895年參加“公車上書”，參與創辦《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並參加強學會、保國會。1897年在上海聯合梁啟超等創辦不纏足會，併為《時務報》撰文。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主持《清議報》筆政，代理大同學校校長。民國初年，袁世凱復闢帝制，曾拉攏麥孟華，授以教育部長，麥斷然拒絕，不久病逝。著有《蛻庵詩詞》，與潘之博遺著合刊《粵兩生集》。
#王覺任（生卒不詳），廣東東莞人，字公裕，一字鏡如。1891年入長興學舍，成為康門首批弟子之一，出任學長，因口吃不善詞令，為同學所譏。後任澳門《知新報》撰述。1900年參加自立軍起義。後避居港澳，為康有為忠實信徒。民國初年任東莞知縣，頗有政聲。
#杜奎（生卒不詳），廣東新會人，字慧儒。早年入長興學舍拜康有為為師，助編《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書，並負責校對工作，受到康有為的表揚。1897年東渡日本，任橫濱華僑學校教員，後回國任律師。
#陳和澤（生卒不詳），廣東南海人，字蔭農。早年入長興學舍拜康有為為師，1897年與杜奎同為橫濱華僑學校教員，後回國任廣州南強公學校長。
康有為創辦萬木草堂的目的是培養維新人才，上述康門“十大弟子”的出現，說明康有為的目的是達到了。萬木草堂採用新的教學內容和改革教學方法，特別重視道德品質的教育，在近代教育史上譜寫了寶貴的一頁。王照以“乾坤一草堂，生機回萬木”稱頌萬木草堂，雖然不免誇大其詞，但也可見萬木草堂的歷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參考文獻**
廣州文史.第五十二輯.羊城杏壇憶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