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紀登斯

安東尼·紀登斯，紀登斯男爵（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catIdx=Giddens, Anthony），英國社會學家。他以他的結構理論（Theory of structuration）與對當代社會的整體論（Holistic view）而聞名。他被認為是當代社會學領域中有卓越貢獻的學者者之一，他寫了至少34本著作，被以至少29種語言發行，並且以平均一年一本以上的著作速度為學術貢獻。2007年，吉登斯被列為人文學科中被引用次數第五多的作家。他在全世界約二十所不同的大學中擔任學術職務，並獲得過許多榮譽學位。
他的學術生涯可分為四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是勾勒社會學新願景，在對經典著作進行批判性重新詮釋的基礎上，提出了對該領域的理論和方法論理解。他在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包括《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1971）和《先進社會的階級構成》（1973）。在第二階段，吉登斯提出了結構化理論，這是對結構與能動性的分析，其中二者都不佔首要地位。他在這一時期的著作，如《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1976）、《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1979）和《社會的構建》（1984）等，為他在社會學領域帶來了國際聲譽。吉登斯學術工作的第三個階段關注現代性、全球化和政治，尤其是現代性對社會和個人生活的影響。這一階段體現在他對後現代性的批判以及對新的"烏托邦現實主義"式的第三條道路的討論，這在《現代性的後果》（1990）、《現代性與自我認同》（1991）、《親密關係的變革》（1992）、《超越左與右》（1994）和《第三條道路》（1998 年）中可見一斑。吉登斯的雄心壯志既在於重塑社會理論，也在於重新審視我們對現代性發展和軌跡的理解。
1959年畢業於赫爾大學，主修心理學與社會學。隨後他獲得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社會學碩士，並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獲得博士學位。1961年開始於萊斯特大學教授社會心理學，並於1969年開始受聘於英國劍橋大學，主要講授社會學，但直到1987年才取得正式教授資格。紀登斯對劍橋貢獻匪淺，他創辦了PPSIS（政治心理社會與國際學門，Faculty of Politics,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是劍橋經濟學院的下屬部門，同時也於1985年創政體出版社（Polity Press）。
在最近的階段，吉登斯將注意力轉向與世界社會演變相關的更具體的問題，即環境問題，特別關注有關氣候變化的爭論，並在他的著作《氣候變化的政治》的連續版本中進行了分析。（2009）；歐盟在動盪而強大的大陸中的作用和性質（2014）；並在一系列講座和演講中介紹了數字革命的性質和後果。
《民族-國家與暴力》是他的名著。他被描述成自從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以來最有名的社會科學學者。安東尼·紀登斯與布萊爾提倡的「第三條路」政策也影響了英國甚至其他國家的政策。
吉登斯於 1997 年至 2003 年間擔任倫敦經濟學院院長，現為社會學系名譽教授。他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終身研究員。根據開放教學大綱項目（Open Syllabus Projec）吉登斯是大學社會學課程大綱中最常被引用的作者。

**傳記**
吉登斯出生於 1938 年 1 月 18 日，在倫敦埃德蒙頓出生並長大，成長於一箇中下階層家庭，是倫敦交通局一名職員的兒子。他就讀於明興登文法學校（Minchenden Grammar School）。他是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成員。吉登斯於 1959 年在赫爾大學獲得社會學和心理學聯合學士學位，隨後在倫敦經濟學院獲得碩士學位，師從大衛·洛克伍德 (David Lockwood)和阿舍爾·特羅普 (Asher Tropp)。他後來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獲得博士學位。1961年，吉登斯開始在他在萊斯特大學教授社會心理學。在被認為是英國社會學的溫床之一的萊斯特，他遇到了諾伯特·埃利亞斯並開始致力於自己的理論立場。1969 年，吉登斯被任命為劍橋大學的一個職位，後來他幫助創建了社會與政治科學委員會（SPS，現為HSPS）。
吉登斯作為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研究員在劍橋工作了多年，最終在1987年被提升為正教授。他是 Polity Press(1985)的聯合創始人。1997年至2003年，他擔任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和 公共政策研究所顧問委員會成員。他也是託尼·布萊爾的顧問。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一直是布萊爾的政治指導思想。他在英國政治辯論中直言不諱，支持左中翼工黨，並在媒體上露面和發表文章(其中許多發表在新政治家)。
他於2004年6月被授予終身貴族，名為吉登斯男爵，位於紹斯蓋特恩菲爾德區並代表工黨在上議院任職。他是許多學術榮譽的獲得者。

**工作**
紀登斯在2011年零排放資源組織會議上說

**概述**
Giddens著有超過34本書和200篇文章、論文和評論，對社會科學領域最顯著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除了研究設計和方法。他撰寫了對大多數主要學派和人物的評論，並在微觀社會學和宏觀社會學中使用了大多數社會學範式。他的著作範圍從抽象的、元理論的問題到非常直接和“接地氣”的學生教科書。他的教科書《社會學》(第9版，Polity)銷量超過100萬冊。
最後，他還以跨學科的方法而聞名。吉登斯不僅評論了社會學的發展，還評論了人類學、考古學、心理學、哲學、歷史、語言學、經濟學、社會工作以及最近的政治學。鑑於他的知識和著作，人們可以把他一生的大部分工作看作是社會學理論的一種偉大的綜合。

**社會學的本質**
在1976年之前，紀登斯的大部分作品都對各種作家、流派和傳統進行了批判性的評論。紀登斯反對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結構功能主義(以塔爾科特·帕森斯為代表)，同時批評進化論和歷史唯物主義。在《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1971)中，他考察了馬克斯·韋伯、埃米爾·涂爾幹和卡爾·馬克思的著作，認為儘管他們的研究方法不同，但他們都關注資本主義和社會關係之間的聯繫。紀登斯強調了社會建構主義、現代性和制度的社會結構，並將社會學定義為:“T對過去兩三個世紀的工業轉型所帶來的社會制度的研究。”
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1976)一書中，紀登斯試圖解釋社會學應該如何進行，並解決了一個長期存在的分歧:一些理論家優先考慮結構功能主義研究社會生活(著眼於社會的大局)，而另一些理論家則強調微觀社會學-日常生活對個人意味著什麼。在《新規則》中，他指出，迪爾凱姆發明的功能主義方法將社會視為自身的現實，而不是簡化為個人。他拒絕了迪爾凱姆的實證主義範式，後者試圖預測社會如何運作，而忽略了個人所理解的意義。紀登斯指出:"社會只有形式，而這種形式只對人有影響，只要結構是在人們的行為中產生和複製的。
紀登斯對比了迪爾凱姆和韋伯的方法——解釋社會學——側重於理解能動性(哲學)和個人的動機。紀登斯比迪爾凱姆更接近韋伯，但在他的分析中，他拒絕了這兩種方法，他指出，雖然社會不是一個集體現實，但個人也不應該被視為分析的中心單位。相反，他使用來自解釋社會學的解釋學傳統邏輯來論證代理在社會學理論中的重要性，聲稱人類社會行為者總是在某種程度上瞭解他們在做什麼。因此，社會秩序是一些預先計劃好的社會行為的結果，而不是自動的進化反應。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學家必須解釋一個社會世界，而這個社會世界已經被居住在其中的行動者所解釋。根據紀登斯的觀點，存在著一種結構的二元性，通過這種二元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單位的社會實踐既具有結構成分，又具有代理成分。結構性環境限制了個人行為，但也使之成為可能。他還指出了一種特殊形式的社會循環的存在。社會學概念一旦形成，就會滲透到日常生活中，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由於社會行為者具有自反性，並監測正在進行的活動和結構條件，他們根據自己不斷發展的理解調整自己的行動。因此，社會科學知識實際上會改變人類的社會活動。紀登斯把社會科學知識和人類實踐之間的這種雙層的、解釋性的和辯證的關係稱為雙重解釋學。紀登斯還強調了權力的重要性，權力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因此與每個人的行為直接相關。權力是人們改變社會和物質世界的變革能力，它與知識和時空密切相關。在“新規則”中，紀登斯特別寫道: .
社會學不是關於一個預先給定的對象的宇宙，宇宙是由主體的積極行為構成或產生的。
*因此，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必須被視為社會成員的熟練表演。
*人類能動的領域是有限的。個人創造了社會，但他們是作為歷史定位的行動者，而不是在他們自己選擇的條件下這樣做的。
*必須將結構概念化，不僅作為對人類能動性的約束，而且作為推動者。
*結構過程涉及意義、規範和權力的相互作用。
*社會學觀察者不能獨立地把社會生活作為一種現象來觀察，而不把他對社會生活的知識作為一種資源，在這種資源中，他把社會生活構成一個調查的主題。
*沉浸在一種生活形式中是觀察者能夠產生這種特徵的必要和唯一手段。
社會學概念因此服從雙重解釋學。
總而言之，社會學分析的主要任務如下:
在社會科學的描述性元語言中對不同生活形式的解釋學解釋和調解。
#將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解釋為能動性(哲學)的完成結果。

**結構**
紀登斯的結構理論探討的問題是，究竟是個人力量還是社會力量塑造了我們的社會現實。他迴避極端立場，認為人雖然不能完全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行為，人的知識是有限的，但人是複製社會結構並導致社會變革的能動者。他的觀點在現代主義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哲學中得到了呼應，史蒂文斯認為，我們生活在世界作用於我們時所採取的形式與我們想象強加給世界的秩序觀念之間的張力中。紀登斯寫道，結構和行為之間的聯繫是社會理論的基本要素，結構與能動性是一種二元性，不能分開來構想，他的主要論點包含在他的表達“結構的二元性”中。在基本層面上，這意味著人們創造社會，但同時也受到社會的約束。動作和結構不能分開分析，因為結構是通過動作創造、維持和改變的，而動作只有通過結構的背景才被賦予有意義的形式。因果關係是雙向的，因此不可能確定什麼在改變什麼。用紀登斯在《新規則》中自己的話來說:“社會結構既由人的能動性構成，又同時是這種構成的媒介。”
在這方面，紀登斯將結構定義為涉及人類行為的規則和資源的組成。因此，規則約束了行動，而資源使之成為可能。他還區分了系統和結構。系統顯示結構屬性，但它們本身不是結構。他在他的文章《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 après la lutte》(1976)中指出:“研究一個社會系統的結構，就是研究該系統通過應用生成規則和資源在社會互動中產生和再生產的模式。”
這種結構生產和再生產系統的過程被稱為結構。這裡的系統對紀登斯來說意味著“人類代理人的定位活動”("社會的構成")和"跨越時空的社會關係模式"。結構則是“個體行動者在再現社會系統的實踐中所利用的規則和資源的集合”，“社會地圖和秩序問題:對“社會人”的再評價”，《理論與科學》(2005)，實際上存在於"時空之外"。因此，結構化意味著在結構中形成的關係可以存在於時間和地點之外。換句話說，獨立於創建它們的上下文。一個例子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當他們在另一種環境中相遇時，比如在街上，他們之間的等級關係仍然保持不變。
結構可以作為行動的約束，但它也可以通過提供共同的意義框架來實現行動。以語言為例:語言的結構由句法規則表示，這些規則排除了某些單詞的組合。然而，該結構也提供了允許新動作發生的規則，使我們能夠創建新的、有意義的句子。結構不應該被理解為"簡單地對人類機構施加約束，而是作為實現"。紀登斯認為，結構(傳統、制度、道德規範和其他期望——既定的做事方式)通常是相當穩定的，但它們是可以改變的，尤其是當人們開始忽視它們、取代它們或以不同的方式複製它們時，它們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
演員或代理人採用與他們的文化相適應的社會規則，這些規則是他們通過社會化和經驗學到的。這些規則連同它們所支配的資源一起用於社會互動。以這種方式使用的規則和資源不是確定性，但它們被有知識的參與者反射性地應用，儘管參與者的意識可能在任何給定時間僅限於他們的活動細節。因此，行動的結果是不能完全預測的。

**微觀與宏觀之間的聯繫**
結構在綜合微觀和宏觀問題時非常有用。在微觀層面上，個人的內在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考慮一個家庭的例子，在這個家庭中，我們越來越自由地選擇自己的伴侶，以及如何與他們相處，這創造了新的機會，但也帶來了更多的工作，因為這種關係成為一種必須解釋和維護的反射性項目。與此同時，這種微觀層面的變化不能僅僅從個人層面來解釋，因為人們並沒有自發地改變他們對如何生活的看法，我們也不能假設他們是由社會機構和國家指導的。
在宏觀層面上，主權國家和跨國公司跨國資本主義公司等社會組織，以全球化為例，為投資和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新機會，但危機——如亞洲金融危機——可以影響整個世界，遠遠超出它們最初發展的地方環境，最終但並非最不直接影響個人。對這些問題的嚴肅解釋必須在宏觀和微觀力量的網絡中找到某個地方。這些級別不應被視為互不相關，事實上它們彼此之間具有重要的關係。
為了說明這種關係，紀登斯討論了發達國家對婚姻態度的變化。Giddens, 1999， 。倫敦:簡介。他聲稱，任何僅僅從宏觀或微觀層面的原因來解釋這一現象的努力都會導致一個因果循環。社會關係和可見性行為(微觀層面的變化)與宗教的衰落和理性的興起(宏觀層面的變化)有關，但也與婚姻和性行為相關法律的變化(宏觀層面的變化)有關，日常生活層面的不同實踐和態度的變化(微觀層面的變化)。實踐和態度反過來會受到社會運動(例如，婦女解放和平等主義)的影響，這是一種宏觀現象。然而，這些運動通常源於日常生活中的不滿——一種微觀現象。
所有這些都越來越多地與大眾媒體聯繫在一起，大眾媒體是我們主要的信息提供者之一。媒體不僅反映社會世界，而且還積極塑造社會世界，是現代反身性的核心。寫道:
媒體在宣傳許多現代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性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媒體提供的生活方式(社會學)或理想生活方式的範圍可能是有限的，但與此同時，它通常比我們期望在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的範圍更廣。因此，現代媒體提供了可能性，頌揚了多樣性，但也提供了對某些角色或生活方式的狹隘解釋——這取決於你從哪裡看。
紀登斯探討的另一個例子是浪漫愛情的出現，吉登斯(《親密關係的轉變》)將其與自我認同的自我類型敘事的興起聯繫起來，他說:“浪漫愛情將敘事的概念引入了個人的生活”。儘管性的歷史清楚地表明激情和性不是現代現象，但據說浪漫愛情的話語是從18世紀後期發展起來的。浪漫主義，18 - 19世紀歐洲宏觀層面的文化運動，促成了小說——一種相對較早的大眾傳媒形式的出現。小說的識字率和受歡迎程度的提高反饋到主流生活方式中，浪漫小說在微觀層面上豐富了理想浪漫生活敘事的故事，使浪漫愛情在婚姻型關係中發揮了重要而公認的作用。
再考慮一下親密關係的轉變。紀登斯斷言，親密的社會關係已經變得民主化，因此伴侶之間的聯繫——即使是在婚姻中——與外部法律、法規或社會期望關係不大，而是基於兩個人之間的內在理解——一種基於情感交流的信任紐帶。在這種關係不復存在的地方，現代社會通常對這種關係的消失感到高興。因此，我們擁有“日常生活中情感的民主”(Runaway World, 1999)
情感的民主——日常生活的民主化——是一種理想，或多或少可以在日常生活的不同背景中近似實現。在許多社會、文化和背景中，性壓迫仍然是一種日常現象，這與現實相去甚遠。在《親密關係的轉變》一書中，紀登斯介紹了可塑性行為的概念——從與生殖的內在聯繫中解放出來的性行為，因此對創新和實驗開放。隨著大規模避孕措施的出現 ，曾經只對精英開放的東西變得普遍起來，因為性取向和身份認同比過去變得更加靈活。這些變化是影響自我和自我認同的更廣泛轉變的一部分。
紀登斯不可避免地得出結論，所有的社會變革都源於微觀和宏觀層面力量的混合。

**自我認同**
吉登斯說，在後傳統秩序中，自我認同是反射性的。 它不是一瞬間的品質，而是對一個人生命的描述。 吉登斯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