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隴集團

關隴集團，又稱關隴世族、關隴門閥、關隴軍事貴族、關隴胡漢集團、武川集團。關隴集團一詞由陳寅恪所創，是指北朝的西魏、北周至隋、唐期間，籍貫為陝西關中和甘肅隴山周圍的門閥士族，範圍為陝西、甘肅、寧夏、內蒙古陰山周圍，漢胡混血、文武合流是其。在鮮卑拓跋部統治下，他們佔據了當時的統治階層。關隴集團不但以武川人為濫觴，數個朝代的肇造者亦出於武川，或武川人後代。清代考據學史家趙翼所著的《廿二史箚記‧卷十五》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曾如此形容關隴集團：“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他並多次引用《庾子山集》，證明關隴士族與鮮卑胡姓的關係。

**歷史**

**北魏至北周時期：發源**
北魏太武皇帝延和年間，為了防禦柔然南侵，在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北側的長城沿線（今內蒙古南部至河北省北部一線）設置了許多鎮，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懷朔鎮（今內蒙古固陽縣西南）、武川鎮（今內蒙古武川縣西）、撫冥鎮（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柔玄鎮（今內蒙古興和縣西北）、沃野鎮（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旗）、懷荒鎮（今河北省張北縣），合稱六鎮，又稱北鎮。由於北魏與柔然關係緊張，雙方不時發生軍事衝突。北魏朝廷將部分被編入軍戶的鮮卑貴族遷至六鎮，令之為鎮民兼軍士，「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並設有鎮將總攬當地軍政。彼時六鎮地位崇高，被譽為「國之肺腑」，身為六鎮之民是相當尊榮的，且擁有仕宦（升遷做官）、復除（免除賦役）等特權，「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六鎮之民多為鮮卑貴族，後來還有一部分漢人豪強。
然而到了孝文帝太和年間，柔然和高車對抗，北魏的北面國防壓力大減。孝文帝欲向南經營，不久便遷都洛陽遠離邊境，政治、經濟與外交重心隨之南移，使六鎮的戰略地位大不如前。六鎮之民遠在邊境，漢化遲滯，逐漸與洛陽的鮮卑貴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經濟上亦處於弱勢。隨著孝文帝改革一系列漢化政策的深入，六鎮之民被轉為府戶，軍戶身分被免除，特權被取消，社會地位大幅下降，受內地人歧視，「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朝廷甚至將罪犯發配六鎮為兵，形同流放之地；當地對於改革的反感不斷累積，保留鮮卑舊俗的六鎮鮮卑與漢化的洛陽鮮卑之間的矛盾亦不斷激化。宣武帝時，六鎮飢荒，終於引爆六鎮之亂，北魏全國陷入嚴重動盪。後權臣爾朱榮平六鎮之亂後起而掌控朝權，孝莊帝又殺死爾朱榮。之後爾朱家族在晉陽合兵，推元曄登帝位。殺死孝莊帝。三年（531年），廢元曄改立廣陵王恭，是為節閔帝。同年，鮮卑化漢人高歡於信都為孝莊帝舉喪，聲討爾朱氏，並奉元朗為帝，發兵殺入洛陽。後又改立平陽王修，這就是孝武帝。孝武帝無法忍受成為高歡傀儡，乃與關中鎮將賀拔嶽聯繫，被高歡發現。高歡先發制人，於中大通六年（534年）殺賀拔嶽。孝武帝讓宇文泰繼續統帥賀拔嶽軍，鎮守關中。同年，孝武帝下詔歷數高歡罪狀。高歡聞知後派兵進攻洛陽，孝武帝逃入長安，投奔宇文泰。高歡只能改立元善見，是為東魏孝靜帝，並遷都於鄴。孝武帝西逃長安後，不久為宇文泰所弒，宇文泰改立元寶炬為帝，是為西魏文帝。至此，北魏分為東魏、西魏，最終分為「漢化鮮卑人」宇文泰、「鮮卑化漢人」高歡兩大集團，皇帝成為傀儡，不久更為二者所篡。
從這場動亂中崛起的有鮮卑化漢人高歡與敕勒人賀拔嶽漢化胡人會把自己的籍貫改到中原，參見北京大學歷史系講義第13頁，。北魏大權盡歸高歡，而賀拔嶽控關中、隴西地區，並統領著一批前武川鎮將士。後來高歡用計令侯莫陳悅殺死賀拔嶽，並派侯景去接收賀拔嶽的部隊。不料，賀拔嶽的部下奉戴武川鎮出身的宇文泰為主，侯景無功而返。自此，高歡和宇文泰兩人各自擁立皇帝，使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由於西魏政權主要割據關隴地區，國土人口遠遜於佔有廣大山東地區（包括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及山東省）的東魏和南方的南梁。宇文泰推動胡化政策，集西魏之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為一個緊密的胡漢同盟，「物資上應處同一利害之環境，精神上亦必俱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習，始能安內反側，外禦強敵」。宇文泰創立府兵制，設置八柱國，督十二大將軍及二十四開府，各職位兼容鮮卑人與漢人；同時採軍政合一，八柱國和十二大將軍既是軍隊統帥，也是政治核心。宇文泰又採蘇綽建議，奉行關中本位政策，就割據之土依附古昔，強調關中地區為漢文化正統，「不復以山東、江左為漢化之中心也」。仿《周禮》建立六官，施政以儒家學說為根本，「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除了重用關隴當地士族，更將西遷避禍的鮮卑貴族和原籍山東的士族均改易郡望為關隴，以斷絕其思鄉之情及地域歧見；同時鼓勵胡漢通婚，消除民族隔閡，逐漸形成一支新的關中士族（以京兆韋氏、河東裴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弘農楊氏、京兆杜氏為大姓）。八柱國、十二大將軍與關中士族，這便是關隴集團的基礎。八柱國家族以宇文家族為首，對抗東魏、篡西魏建立北周、滅北齊統一北方，戰功彪炳。到了唐代，人們仍然津津樂道八柱國家族的榮耀，曰：「今之稱門閥者，鹹推八柱國家；當時榮耀，莫與能比！」

**隋至唐前期：發展與巔峰**
北周武帝攻滅北齊，統一了華北，卻在統一全國前病逝。其子北周宣帝行事乖戾，繼位後不久即禪讓予七歲幼子北周靜帝，自詡為太上皇而耽於遊樂，政事全交給天元皇后楊麗華的父親，外戚楊堅（即後來的隋文帝）。北周末期，軍事將領已由漢人佔多數，楊堅得以輕易地篡奪政權，建立隋朝。楊堅之父楊忠為武川人，北周十二大將軍之一（後晉升八柱國之一），楊堅之妻獨孤伽羅（即後來的獨孤皇后）則是八柱國之一獨孤信的七女。可見此時期關隴集團各家族之間藉由通婚強化了聯繫，政治影響力更形提高。隋取北周而代之，不過是關隴集團內部的一次權力轉移，由同為武川出身的楊氏取代宇文氏。
隋朝末期兵亂四起，李淵（即後來的唐高祖）之祖父李虎亦出於武川，西魏八柱國之一，父李昞則為北周八柱國之一。而李淵之母是獨孤信的四女，李淵同時也是隋文帝楊堅的妻甥、隋煬帝楊廣的姨表兄。可見李唐皇室與楊隋皇室同為關隴集團，先祖皆出於武川，彼此之間又有著親屬關係。李淵之所以能夠輕易攻陷大興（長安），討平諸侯一統天下，爭取到關隴集團其他成員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素。陳寅恪曾評價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關隴集團作為核心，基本上主導了隋至唐初期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這段時期門閥政治的特徵十分明顯，改朝換代並不影響關隴集團的政治地位。隋代雖已開始實行科舉制度，寒門與庶族士人得以參與政治，但多不居顯位，難有大作為。
自南北朝以來，社會便流行以門閥評定一個人的地位高低。唐初世族主要有四大門閥且各有所尚：山東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關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貴戚。眾多世族大家之中，以山東七姓十家（太原王氏、範陽盧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最為顯貴，就連唐初名臣房玄齡、魏徵、李昉等人均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以李唐皇室為代表的關隴集團為了鞏固地位，著意改組世族大家排名。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後，在閱覽編成的《氏族志》時不滿道：“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為貴之？”於是命高士廉編著《氏族志》，將天下氏族分為九等，第一等為李唐皇族，第二等是外戚；表示皇族才是最高等，以貶斥士族，壓抑舊有的門閥勢力。

**武周至唐後期：衰弱和終結**
唐太宗死後，關隴集團的首腦長孫無忌自恃擁立唐高宗之功，專橫排斥政敵。而武則天則以美色討好高宗，高宗也出於自身加強皇權的需要，利用“廢王立武”等連續事件使長孫無忌倒臺，離開政權核心。武則天雖係關隴集團出身，卻是疏遠的家系，祖籍幷州文水縣（今山西省文水縣），並非關隴集團的傳統地理範圍；其母楊氏雖出身於隋朝宗室，但其父武士彠原只是商人，因追隨李淵開國有功而受封，並無關隴集團背景。故在武周時期，武則天為了鞏固政權，著手瓦解原李唐核心的關隴集團，採用酷吏、崇尚進士文詞詩賦之科、使文武分流、延攬不滿關隴集團大權在握的外地士族。科舉制雖然在隋代便已實行，但中舉的考生少有登高位者，主要權位還是為關隴集團所掌控。直到武則天積極任用舉人、進士及第，以鞏固武周政權，才打破此一局面。武則天病重，張柬之等人乘機發動神龍革命，推翻武周政權，李唐皇室復位。
唐玄宗在開元時期多繼續任用武周晉升的舉人，但在天寶以後便漸漸提拔李林甫等關中士族上位，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關隴集團的統治。直到安史之亂、牛李黨爭，關隴集團的優越地位迅速下降，科舉出身者位居朝廷要職的情況愈來愈普遍；加上唐代後期宦官干政甚至掌握兵權、殺廢皇帝，這些都嚴重地削弱了關隴集團的影響力。黃巢之亂後，數百年以來的社會階級隨著唐朝滅亡一同瓦解，傳統士族死傷殆盡，地方藩鎮勢力崛起，門閥政治無以為繼，關隴集團也不復存在了。

**關隴集團崛起的原因**
為了在關隴地區鞏固西魏政權，對抗國力較為強大的東魏和南梁，宇文泰奉行蘇綽的關中本位政策。該政策宣傳關中地區自周朝以來的文化正統性，將外來菁英的郡望一律改易關隴，重用關中士族與儒家學說；同時沿襲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鼓勵鮮卑貴族同漢人士族聯姻。胡漢融合的結果，西遷的鮮卑貴族及鮮卑化漢人最終漢化，而關中士族也感染了前者的剽悍尚武。胡漢混血、文武合流成為關隴集團的一大特色，“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其人“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徒之事”。加上關隴集團原先並非北魏最顯赫尊貴的強宗豪族，門第之見不那麼嚴重，亦重視才能和功勳，大大加速了此一融合過程。關隴集團得以迅速整合為一個強大的菁英集團，使西魏北周興盛不輟，統一北方；又於隋唐兩度統一全國，始終佔據統治階層。此一時期頗有“武人政治”色彩，和後來宋朝的“文人政治”、“官僚政治”有著明顯的不同。這種重視士人文武兼修的風氣，直到武周時期科舉抬頭後逐漸衰退。

**反對説法**
岑仲勉反對曰：“況隨宇文泰入關之北族，雖暫改河南郡望為京兆，但至唐時已大都恢復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趙郡，又何礙於隴西而堅持不改？陳氏之說，殊未可信。”“陳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於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外，無非歪曲史實以遷就其臆見。”汪榮祖《陳寅恪評傳》則認為岑氏對於陳說趙州昭慶二陵及《光業寺碑》未能提出反證，無法動搖陳說。
黃永年認為關隴集團只存在於西魏、北周和隋初期，隋煬帝時因把政治中心東移，並引入原南朝官僚來制衡北方官僚而逐漸衰落解體，唐初已不復存在。唐高祖時期的功臣和宰相出身關隴的不及半數，並不足以稱為一個集團。

**參見**
 關中本位政策- 拓跋國家

**註釋**

**參考文獻**

**引用**

**來源**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岑仲勉：《隋唐史》- 黃永年：〈關隴集團到唐初是否繼續存在〉，收入 《文史探微: 黃永年自選集》 date=20240218181057 ，中華書局，2000年，第169-182頁。- 毛漢光：〈中古核心區與核心集團之轉移〉，收入 《中國中古政治史論》 date=20240218181500 ，聯經出版社，1990年。- 雷艷紅：《陳寅恪“關隴集團”說評析》，《廈門大學學報》2002年（1）:75- 傅樂成：〈陳寅恪岑仲勉對唐代政治史不同見解之比較研究〉，收入 《中國史論集》 date=20240218181500 ，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