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斯科特·謝靈頓

查爾斯·斯科特·謝靈頓爵士，功績勳章和大英帝國勳章獲得者、皇家學會會長（Sir 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catIdx=S），英國神經生理學家、組織學家、細菌學家和病理學家。在生理學和神經系統科學方面有很多貢獻。他和埃德加·阿德里安一起由於“關於神經功能方面的發現”而獲得193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傳記**

**早年和教育**
查爾斯·斯科特·謝靈頓，1857年11月27日生於英國倫敦伊斯靈頓，雖然官方傳記中記敘他是鄉村醫生詹姆斯·諾頓·謝靈頓與妻子安妮·布魯克斯·圖特爾(Anne Brookes Thurtell)所生，但事實上幾乎可以肯定，查爾斯及他的幾位弟兄，威廉和喬治，都是其母與伊普斯威奇著名外科醫生凱勒·羅斯(Caleb Rose)的私生子。凱勒的父親，凱勒·伯勒爾·羅斯(Caleb Burrell Rose)，是諾福克郡斯沃弗姆(Swaffham)的一位鄉村醫生，也是著名的業餘地質學家，曾發表了諾福克首次地質研究。安妮·圖特爾的前夫：詹姆斯·諾頓·謝靈頓，其實是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一位金屬器具兼繪畫顏料商，而非醫生，大約在查爾斯出生九年前的1848年在雅茅斯去世。謝靈頓三兄弟出生後好像沒有做過正式登記。他們全都於1863年7月17日一道在“克勒肯威爾”(Clerkenwell)的聖詹姆斯教區教堂受的洗禮，但沒有提供父親的名字，其母親登記的地址是伊斯靈頓特倫斯學院區14號(14 College Terrace)。據1861年人口普查資料反映：該住所的屋主為安妮·謝靈頓(遺孀)、查爾斯·斯科特(四年級寄宿生，生於印度)、威廉·斯坦頓(二年級寄宿生，生於利物浦)和訪客凱勒·羅斯(已婚、外科醫生)及他11歲的兒子，也記錄為寄宿生的愛德華·羅斯。19世紀60年代，他們全家搬到了伊普斯維奇的安格勒斯亞路，並出現在1871年的人口普查中，據說是因為倫敦的氣候加劇了凱勒·羅斯的哮喘，但直到1880年10月凱勒的第一任妻子伊莎貝拉在蘇格蘭愛丁堡去世，他們倆實際上都沒有結婚。
值得一提的是，凱勒·羅斯既是一位古典學者，又是一位考古學家。在他位於伊普斯威的艾吉希爾屋(Edgehill House)中，人們可以找到精心挑選的繪畫、書籍和地質標本。羅斯對諾維奇中學(Norwich School)英國藝術家的興趣，激發了謝靈頓對藝術的熱愛。知識分子也經常拜訪他們的家庭，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培育起謝靈頓神奇的學術感，甚至在入學前，年幼的謝靈頓就已讀過生理學家約翰內斯·彼得·繆勒的《生理學基礎》，該書是凱勒·羅斯送給他的。
謝靈頓於1871年進入伊普斯威奇，英國著名詩人“托馬斯·阿什”(Thomas Ashe)曾在學校工作。他啟發了謝靈頓藝術靈感。
羅斯曾建議謝靈頓學醫。謝靈頓先是在國皇家外科學院學習，他本想到劍橋大學學習，但銀行的倒閉損害了他們家的經濟狀況。為了二個弟弟能繼續學習，1876年9月謝靈頓選擇了註冊為聖托馬斯醫院的“永久學生”。在聖托馬斯醫院學習期間，由於該院與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有研究交流。謝靈頓得以到劍橋學習生理學。在那裡，他在“英國生理學之父”邁克爾·福斯特爵士(Sir Michael Foster)的指導下進行學習。
謝靈頓曾為初中文法學校、伊普斯維奇城足球俱樂部和聖托馬斯醫院橄欖球隊踢過球，是牛津大學賽艇隊隊員。1875年6月期間，謝靈頓通過皇家學院普通教育初級考試。該初級考試是獲得獎學金所必需的，同時還免除了他一個類似會員的資質考試。在1878年4月，通過了皇家外科學院會員和後12個月獎學金資格的主考。
1879年10月，謝靈頓作為一名非本院學生進入劍橋大學，但第二年他就作為優秀學生進入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在1881年6月，他參加了自然科學第一部分榮譽學位考試，並榮獲生理學第一名；共有9名候選人(8男1女)，其中五個獲得一等品；在1883年6月第二部分榮譽學位的考試中，同威廉·貝特森一道，也獲得了第一。1881年11月他接到導師之一“沃爾特·霍爾布魯克·加斯克爾”的通知，他在今年的植物學、人體解剖學和生理學上獲得了最高分、動物學獲得第二，整體得分最高。“約翰·牛波特·朗勒”(John Newport Langley)教授，謝靈頓的另一位導師，他倆都對如何展示解剖結構的生理功能感興趣。
1884年8月4日謝靈頓獲得了皇家外科學院的成員資格，1885年，他獲得了帶分級標誌的一等自然科學榮譽學位。同年，謝靈頓獲得劍橋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頭銜。 1886年，謝靈頓得到了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稱號。

**第七屆國際醫學大會**
查爾斯·斯科特·謝靈頓
1881年該會議在倫敦舉行。正是這次會議，開始了謝靈頓神經學方面的研究工作。該會產生了一個學術爭論：來自斯特拉斯堡的弗里德里希·戈爾茨(Friedrich Goltz)認為大腦皮層不存在局部功能，戈爾茨是在觀察了被部分切除大腦的狗後得出這一結論的。而大衛·費里爾，則不同意這一觀點，他堅持認為大腦中不同部位都存在著特定的區域性功能，費里爾的最有力的證據是偏癱的猴子，在大腦受損後，僅身體的一側發生了癱瘓。
對此，朗勒在內的委員會做了調查，分別將狗和猴子麻醉殺死，將狗的右半腦送到劍橋大學檢查。謝靈頓作為朗勒的晚輩同事，對該腦半球進行了組織檢查。1884年，朗勒和謝靈頓發表了他們的研究結果論文。這是謝靈頓首次發表論文。

**旅行**
在1884年至1885年冬季，謝靈頓離開英國到達斯特拉斯堡。在那裡，他曾與戈爾茨一起工作。戈爾茨，同許多其他人一樣，對謝靈頓起過積極的影響。後來謝靈頓曾評價戈爾茨道：“他教導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力求完美無缺”。
1885年西班牙爆發了一場霍亂疫，一位西班牙醫生聲稱已生產出了抗擊疫情的疫苗。在劍橋大學的主持下，倫敦皇家學會和醫學研究協會派出了由查爾斯·斯瑪特·羅伊(Charles Smart Roy)、格雷厄姆·布朗(J. Graham Brown)和謝靈頓組成的三人專家組，前往西班牙考察。羅伊是謝靈頓的朋友，劍橋大學新任病理學教授。當他們三人來到托萊多後，謝靈頓對西班牙醫生的說法產生了懷疑。回國後，三人向英國皇家學會提交了一份報告，該報告徹底否定了西班牙醫生的說法。
應當提及的是，這趟旅行中謝靈頓沒有遇見聖地亞哥·拉蒙-卡哈爾，當謝靈頓他們三人在托萊多逗留期間，卡哈爾則是在數百英里外的薩拉戈薩。
當年晚些時候，謝靈頓前往柏林去查看魯道夫·菲爾紹在西班牙購買的霍亂標本。後來，菲爾紹送謝靈頓到羅伯特·科赫處進行了為期六週的技術培訓，結果謝靈頓在科赫處做了一年的細菌學研究。在二位的指導下，使他在生理學、形態學、組織學和病理學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此期間，他可能還研究了韋氏(Heinrich Wilhelm Gottfried von Waldeyer-Hartz)和內森·岑茨(Nathan Zuntz)的醫學理論。
1886年，謝靈頓去意大利再次調查霍亂疫情。在意大利期間，謝靈頓花了很多時間參觀藝術畫廊。正是在這個國家，讓謝靈頓對古籍善本喜愛成癮。

**職業**
1893年查爾斯·斯瑪特·羅伊和查爾斯·斯科特·謝靈頓(右)，在劍橋大學老病理實驗室的門口中。
1891年，謝靈頓被任命為倫敦大學所轄專門從事人類和動物生理/病理研究的布朗學院負責人，作為“維克多·亞歷山大·海登·霍斯利爵士”(Sir Victor Alexander Haden Horsley)的繼任者。在那裡，他研究了脊髓背角和前根的葉段分佈、繪製了感覺皮節圖。在1892年發現了肌梭引發的牽張反射。該研究所允許謝靈頓研究很多小型及大型動物，同時，布朗學院也擁有足夠的空間來對大型靈長類動物，如猩猩進行研究。

**利物浦**
謝靈頓的首個全教授工作是來自1895年，繼“弗朗西斯.高奇”(Francis Gotch)之後，被利物浦大學任命為生理學霍爾特教授(Holt Professor)，從而結束了他在病理學方面的研究。在研究被切除了半腦的貓、狗、猴及猩猩時，他發現反射必須考慮整個有機體的綜合活動，不只是所謂的反射弧的活動結果，這一概念後來被普遍接受。在那裡，他繼續研究神經反射和交互支配。他的有關該課題的論文被綜合到1897年的克魯年講座(Croonian Lecture)中。
謝靈頓顯示了肌肉興奮與起抑制作用的拮抗肌肉組成反比。說到興奮抑制的關係，謝靈頓說：“因為停止活動的行動與執行活動的行動一樣真實活躍”。在利物浦期間，他繼續進行神經交互支配的研究。到1913年，謝靈頓提出了“興奮和抑制的處理可被看作是對立的兩極...，一極能夠中和另一極”。謝靈頓對交互支配研究的突出貢獻是掌握了脊髓的知識。

**牛津大學**
早在1895年，謝靈頓就想在牛津大學謀得一個職位。直到1913年等待終於有了結果，牛津大學一致同意聘請謝靈頓為該校生理系韋恩弗利特主席(Waynflete Chair)。在牛津，謝靈頓培養出了許多出色的學生，包括“懷爾德·彭菲爾德”(Wilder Penfield)，曾指導他研究大腦，有數位學生是羅得斯學者、還有三人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們是約翰·卡魯·埃克爾斯、拉格納·格拉尼特和霍華德·弗洛裡。美國腦外科先驅哈維·威廉姆斯·庫欣(Harvey Williams Cushing)醫生也受到了他的影響。
從謝靈頓回答牛津大學真正作用的問題，可看出他作為一名教師的理念，謝靈頓說：
“數百年來，我們認為，在牛津我們已經學會了如何教授已有的知識。但現在，隨著科研活動的不斷高漲，我們不能單純地教授已有的知識，我們必須學會去傳授一種對未知世界不懈探索的精神，這可能也需要數百年的時間，但我們無法，也不希望逃脫這一新的挑戰”。
裝有顯微載玻片箱子上的標牌：“查爾斯·謝靈頓爵士的組織學演示幻燈片：聖托馬斯醫院：1886年至1895年；利物浦大學：1895年至1915年；牛津大學：1914年至1935年”。 
在牛津期間，謝靈頓在一個專門製作的標有“查爾斯·謝靈頓組織學演示幻燈片”的箱子中，保留有數百張顯微載玻片及組織學演示幻燈片。箱子中收藏的幻燈片可能與一些初期的研究發現有關，如大腦皮層定位；這些幻燈片部分來自同時代的學者，如安吉洛·魯菲尼和古斯塔夫·弗裡奇(Gustav Fritsch)；部分來自牛津大學的同事，如首位生理學韋恩弗利特主席“約翰·波頓·桑德森”(John Burdon-Sanderson)和德里克·丹尼·布朗(Derek Denny-Brown)，謝靈頓在1924年至1928年的牛津同事。
謝靈頓在牛津大學的工作曾因一戰而中斷，戰爭開始時，他的班上僅剩9名學生。戰爭期間，他在一家炮彈工廠做工以支持戰爭。日常研究非常辛勞，特別是在工廠。他平日工作時間為早晨7點半至晚上8點半；週末則為早晨7點半至晚上6點。
1916年3月，謝靈頓曾為爭取女性在牛津大學醫學院的錄取權而進行過抗爭。

**退休**
1936年查爾斯·謝靈頓從牛津大學退休，後搬到了他童年的故鄉-伊普斯威奇。在那裡，他建造了一所房屋，並一直與他的學生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保持著大量的聯繫。他還繼續研究感興趣的詩歌、歷史和哲學。從1944年到去世，一直擔任著Ipswich Museum主席。此前，也曾是該委員會的成員。
謝靈頓在94歲時死於突發性心臟衰竭，死前心智非常清晰。他身體健康，但老年時的類風溼關節炎是他的一大負擔。說起他的病情，謝靈頓曾說，“年老是不愉快的，人無法自己照料自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即1951年，因關節炎，謝靈頓被送進了養老院。

**家庭**
謝靈頓與埃塞爾·瑪麗·賴特(Ethel Mary Wright)在1891年8月27日結婚。賴特是英格蘭薩福克普雷斯頓莊園約翰·伊利·賴特的女兒。謝靈頓和賴特生有一個兒子，取名卡爾·E. R. 謝靈頓，1897年出生。賴特既忠誠、又活潑，是一位善良的女主人。在牛津的時候，夫妻倆經常會在週末召集一大群朋友和熟人，在家中一起度過一個愉快的下午。

**榮譽和獎項**
1899年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巴利金質獎章(Baly Gold Medal)；
*1905年倫敦皇家自然知識促進學會皇家獎章；
*1922年大英帝國最優秀勳章的爵級大十字勳章(Knight Grand Cross)；
*1922年1922–1923年英國科學協會會長；
*1924年功績勳章；
*193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在他去世時，謝靈頓獲得牛津、巴黎、曼徹斯特、斯特拉斯堡、魯汶、烏普薩拉、里昂、布達佩斯、雅典、倫敦、多倫多、哈佛、都柏林、愛丁堡、蒙特利爾、利物浦、布魯塞爾、謝菲爾德、伯爾尼、伯明翰、格拉斯哥和威爾士等22所大學的榮譽博士稱號。

**參見**
 安吉洛·魯菲尼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