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妮·伊姆利

弗朗西絲·“範妮”·伊姆利（Frances "Fanny" Imlay，catIdx=Imlay, Fanny），法定姓名為範妮·沃斯通克拉夫特（Fanny Wollstonecraft），亦被稱為範妮·戈德溫（Fanny Godwin），是英國女權主義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與美國商人吉爾伯特·伊姆利的私生女。
儘管在範妮出生的前後，她的父母吉爾伯特·伊姆利與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曾有過一段短暫而快樂的生活；但在不久後，伊姆利便將沃斯通克拉夫特拋棄在了法國大革命日趨混亂的局勢之中。為了挽救他們之間的關係，沃斯通克拉夫特帶上了一歲的女兒範妮，前往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替伊姆利進行生意談判，但這並沒能挽回伊姆利的心。在經歷了這次失意的愛情後，沃斯通克拉夫特與哲學家威廉·戈德溫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並最終與他結婚。1797年，沃斯通克拉夫特死於產後併發症，將三歲的範妮與新生的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溫（即是《弗蘭肯斯坦》的作者）留給了戈德溫一人撫育。
四年後，戈德溫與第二任妻子瑪麗·簡·克萊爾蒙特（Mary Jane Clairmont）結婚，克萊爾蒙特帶來了她自己的子女，其女兒克萊爾·克萊爾蒙特在後來深受範妮·伊姆利與瑪麗·戈德溫的觀點的影響。姐妹倆都不喜歡新的戈德溫太太，覺得她只對親生女兒特別偏心。隨著緊張氣氛的加劇與債務的增長，戈德溫家庭的火藥氣味越來越濃。1814年，年少的瑪麗與克萊爾一同離家出走，並與浪漫主義詩人雪萊前往了歐洲大陸。獨自留下的範妮成了戈德溫的出氣筒，並日益為自己的家庭所孤立。1816年，範妮服毒自殺，時年22歲。

**生活**

**出生**
瑪麗的沃斯通克拉夫特，這幅畫由她的一位朋友John Opie於1797年所作
範妮·伊姆利是英國女權主義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與美國商人吉爾伯特·伊姆利的女兒。當時，他們都身處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法國，沃斯通克拉夫特正在構思其《女權辯護》（1792年）一書，而伊姆利則在進行投機生意。相遇後不久，兩人便都愛上了對方。在沃斯通克拉夫特與伊姆利保持關係的一段時期中，他們倆只能在巴黎與納伊之間的一座收費亭處相會，而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正是在該處懷上他們的女兒的；因此，範妮被戈德溫稱為“關卡上的孩子”。1794年5月14日，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一個孩子弗朗西絲·“範妮”·伊姆利出生於法國的勒阿弗爾，並以其母親最親近的朋友範妮·布拉德（Fanny Blood）的名字命名。儘管伊姆利從未與沃斯通克拉夫特結婚，他亦在美國領事館將沃斯通克拉夫特註冊為他的妻子，以保護她不因1793年2月爆發的英法戰爭受到牽連。當時，包括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姐妹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以為他們已經結婚——並因而認為範妮也是他們的合法子女——且都已在法國注了冊。

**幼年與童年早期**
在一開始，這對戀人在一起的生活是簡單卻美妙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用開玩笑的筆調寫信給她的一位朋友說：“我的小女孩吸吮得是那麼用力，以致她的父親甚至指望由她來完成《女權》的第二部分”（粗體部分為沃斯通克拉夫特自己所強調）但是，伊姆利很快地便對沃斯通克拉夫特與家庭生活產生了厭倦，離開了她很長的一段時期。在寫給他的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苦苦地哀求他；如同大部分評論家所描述的那樣，她用極度悲哀的措辭（以及在大革命中獨自撫育一個嬰孩的苦境）來向他解釋。
追隨著伊姆利，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5年4月回到了倫敦，但卻遭到了他的拒絕；次月，她企圖自殺，但伊姆利及時救回了她的性命（這一點在現今並不確定）。1795年9月，在最後一次試圖贏回伊姆利的嘗試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前往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替伊姆利進行生意談判，並帶上了她年僅1歲的女兒與一名女僕。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旅程是十分艱苦的，不僅是因為她所前往的地方在當時被視為蠻荒之地，還因為她是孤身旅行，沒有一位男性陪伴。當她回到英國並意識到她與伊姆利的關係已結束後，她第二次企圖自殺。她在一個下雨的夜晚出了門，在徘徊很久後，縱身跳入了泰晤士河裡，但卻為一位陌生人所救。
在她的一次自殺嘗試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課程》（Lessons）的第一頁寫道：“我打算寫給我那不幸女兒的一系列書中的第一本。”
在前往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途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所書寫的日記與信件裡對她的旅程及她的關係進行了反思——並在後來集結成冊出版了《Letters Written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1796年）——除了這些內容外，她還為自己成為母親感到慶幸。而與女兒的母性聯繫讓她去思考了女性在世界上的地位：
同樣作為女性，我對她十分珍愛——這不只出於母親的母愛與掛念，還出於我對她將在情慾上附屬與受壓迫地位的思考。我擔心她會被迫因為自己的本性而放棄其心靈，抑或為了心靈而犧牲其本性。我小心翼翼地去培養自己的感性，並珍視感情的精巧微妙，時時唯恐在玫瑰前面帶羞澀，削尖利刺去防範那些必須警惕的胸膛——我害怕去打開她的內心，唯恐會使她不適應她所居住的這個世界——不幸的女人！你的命運怎麼會這樣！
沃斯通克拉夫特將她的愛與關心傾注在她的女兒身上。在其寫作的兩本關於撫育範妮的書中，她描述出了自己的體驗：一本是育子手冊《關於嬰兒養育的信件》（Letters on the Management of Infants），另一本是識字課本《課程》。在《課程》的其中一節裡，她這樣描述斷奶的過程：
當你飢餓時，你就開始哭鬧，因為你還不會說話。7個月大的你還沒長出牙齒，還沒有斷奶。但當你一歲後，你便開始咬麵包皮了。不久後你又喜歡上別的東西了。在10個月時，你長出了四顆漂亮雪白的牙齒，你用它們來咬我。可憐的媽媽！雖然我沒有哭泣，因為我已不是一個小孩，但你真的咬得我很疼。所以我告訴爸爸，是時候讓這小女孩吃東西了。她並不淘氣，但她還是弄痛了我。我給了她一片面包皮，同時我也得尋找替代的乳汁。
1797年，沃斯通克拉夫特愛上了哲學家威廉·戈德溫，並在懷上他的一個孩子後與他結婚。在與沃斯通克拉夫特保持親密關係時，戈德溫也漸漸愛上了範妮；他從喬賽亞·韋奇伍德的陶器工坊給範妮帶回了一隻印著“F”的馬克杯，這讓母女倆都很開心。同年9月，沃斯通克拉夫特死於生產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溫時感染的併發症，但新生的小女兒得以倖存。三歲的範妮於是非正式地被她的繼父收養，並被改姓為戈德溫。在她擁有的那本《Original Stories from Real Life》上，也寫著其姓名的縮寫“F. G.”。根據戈德溫日記中的描述，直到範妮滿12歲時，戈德溫才在一場與她的重要的對話中告訴她，他並不是她的生父。然而，在範妮唯一的一部傳記中，珍妮特·託德對這一解釋抱持懷疑，並認為這場對話裡談到的應該是範妮的將來。她覺得在開放和自由的戈德溫家庭中，範妮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親是不大可能的。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死後，戈德溫與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出版商及友人約瑟夫·約翰遜聯繫到了範妮的父親，但他卻對撫養自己的女兒不感興趣。（在1796年以後，沃斯通克拉夫特與她的女兒便再也沒能見到過吉爾伯特·伊姆利）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兩個妹妹伊利莎·畢曉普（Eliza Bishop）與埃弗裡娜·沃斯通克拉夫特（Everina Wollstonecraft）是範妮唯一在世的兩位女性親戚，她們很希望能負責照顧範妮；但對她們不抱好感的戈德溫卻拒絕了她們的請求。在範妮的孩童時期裡，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妹妹們還曾多次要求戈德溫讓她們撫育自己的甥女，但都被他拒絕了。然而，戈德溫也沒有為此作好應有的準備，他當時要撫育兩個孩子，而他卻還沒有穩定的收入。但即便這樣，他依舊下定決心要由自己來養育她們。在範妮的早年生活中，約瑟夫·約翰遜是她的“非正式的託管人”，就像他以前幫助她的母親那樣。他甚至遺贈給範妮200英鎊，並一直由戈德溫所保管。直到1809年約翰遜死後，這筆錢才被作為欠款的一部分歸還給了約翰遜的遺產繼承人。

**童年**
威廉·戈德溫，範妮·伊姆利的繼父（James Northcote，帆布油畫，1802年，現藏於英國國家肖像館）
雖然戈德溫十分喜愛他的女兒們，但他在很多方面都沒有為照顧她們作好準備。如同託德解釋的那樣，他的工作需要安靜的環境，但女兒們的喧鬧聲卻常常讓他煩惱生氣。然而，當他前往都柏林去拜訪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妹妹時，他卻對女兒們無比思念，並經常寫信給她們。
1801年12月21日，在範妮7歲時，戈德溫與鄰居瑪麗·簡·克萊爾蒙特結婚，她帶來了她的兩個孩子：三歲大的克萊爾與六歲大的查爾斯（Charles）。她在此前從未結過婚，並同戈德溫一樣在尋求穩定的經濟來源。雖然克萊爾蒙特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並遊歷豐富，但戈德溫的許多朋友都十分厭惡她，認為她庸俗且不誠實。他們驚訝於克萊爾蒙特居然能取代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當年的位置。範妮與她的同母異父妹妹瑪麗都不喜歡她們的繼母，並抱怨她喜歡自己的子女多過她們。1803年3月28日，戈德溫與克萊爾蒙特婦生下了一個兒子威廉（William）。
雖然戈德溫十分讚賞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筆，但他並不同意她的女性應與男性接受相同教育的觀點。因此，他有時會給範妮與瑪麗閱讀Sarah Trimmer的《Fabulous Histories》（1786年）和安娜·拉埃蒂茨婭·巴鮑德的《兒童啟蒙教程》（1778－1779年）。不過，據託德的描述，戈德溫並沒有在其女兒的教育上下多大工夫，並且漠視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為範妮寫的書。然而，在威廉·聖克萊爾（William St Clair）寫的戈德溫與雪萊家族的傳記中，他提到戈德溫與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子女的教育上進行過廣泛深入的探討；後來，這些討論反映在了戈德溫的《問詢者》一書裡。他還舉證說，在沃斯通克拉夫特死後，戈德溫給她以前的一位學生芒卡謝爾（Mountcashell）小姐寫了一封信，請教她應如何撫養和教育他的兩個女兒。在米蘭達·西摩（Miranda Seymour）寫的瑪麗·雪萊的傳記裡，她對聖克萊爾的觀點也表示認同，提到：“就我們所知的其女兒（指瑪麗，但顯然也適用於範妮）早年的每一件事，都傳達著她是按其母親贊成的方式接受教育的這一觀點”，並還指出，她有著一位擔任家庭教師會說法語的繼母，以及一位根據自己教育子女的經歷寫作童書的父親。戈德溫家女兒們的教育主要由新的戈德溫太太負責，但她卻偏愛給自己的女兒傳授更多的知識，其中包括法語。在繼父再婚後，範妮便沒有再接受過正規的教育。不過，戈德溫的一位早期傳記作者基根·保羅（C. Kegan Paul）用以下的這些優點來描述成年後的範妮：“有教養、精神充沛、聰明、優秀的信件作者、出色的家務管理者”。範妮擅長於繪畫，並接受過音樂教育。雖然戈德溫個人認同無神論，但他還是讓孩子們去教堂禮拜。
倫敦薩默斯鎮的波利根樓（左），範妮在這裡度過了她的童年生活（薩默斯鎮位於卡姆登鎮與聖潘克拉斯區之間）
由於家庭經常需要舉債度日，戈德溫不得不重新開始寫作以支持他的家庭。他與妻子還為其寫作的童書建立了一所“兒童書屋”。1807年範妮13歲時，他們從當年戈德溫與沃斯通克拉夫特居住的波利根樓搬到了斯金納街（Skinner Street）41號，毗鄰於售賣圖書的Clerkenwell。這次搬家讓戈德溫家庭遠離了空氣新鮮的郊區，而來到了骯髒、空氣混濁的倫敦街區中。他們的生意最初還算成功，但不久後便衰落了下去。戈德溫家庭依然不得不向一些慷慨的朋友借貸超過他們還款能力的債務，譬如出版商約瑟夫·約翰遜及戈德溫的一位愛好者Francis Place。
隨著範妮·伊姆利的長大，戈德溫愈發地需要她去安撫催帳的商人，並向普萊斯等人借錢。根據託德與西摩的描述，範妮對戈德溫的理論深信不疑，認為偉大的思想家與藝術家需要贊助人的支持來維持生活，並相信戈德溫就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與哲學家。在她的一生中，她不斷地給普萊斯等人寫信，請求他們用金錢來支持戈德溫的“天才”；她還努力協助家庭事務，以讓戈德溫能專-{注}-於他的工作。

**少年**
在戈德溫的一段文字中，他直截了當地指出了他所觀察到的兩個女兒的不同點：
我自己的女兒（瑪麗）在智力方面比她的母親還要出類拔萃。大女兒範妮有著安靜、謙虛、內斂的性格，有點懶散是她的致命弱點，但她冷靜、仔細、有條理，並具備卓越的記憶能力，還傾向於實踐自己的想法與堅持自己的判斷。我的女兒瑪麗在許多方面與她則截然不同。她十分大膽、有點傲慢，並且隨心所欲。她對知識十分渴望，她在從事每件事上的毅力都是不可戰勝的。我覺得我自己的女兒十分漂亮可愛；而範妮雖不俊俏，但也很能給人以好感。
受戈德溫所處的文學與政治圈的影響，兩個女孩的理性世界都得到了拓展。譬如，在前美國副總統亞倫·伯爾的叛國罪被宣判無罪後，他度過了一段自我流放的旅程；在此期間，他常會與戈德溫家庭在一起。他十分推崇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並根據《女權辯護》中的主張來教育他自己的女兒。他十分希望能與他崇拜的這位女性的幾個女兒見面，並曾把範妮、瑪麗與克萊爾都比作“絕代佳人”（goddess）。他的絕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同範妮探討政治與教育的話題上。蘭開斯特製的教學方法給伯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11年，伯爾還把範妮帶到了一所原型學校進行參觀。

**珀西、瑪麗與克萊爾**
戈德溫三姐妹可能都對浪漫主義詩人珀西·比希·雪萊懷有好感（Amelia Curran (painter)繪，1819年）。
然而，對範妮及其姐妹影響最大的並非伯爾，而是浪漫主義詩人與作家珀西·比希·雪萊。在戈德溫的作品《Political Justice》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後，雪萊開始給戈德溫寫信，並與其建立了通訊聯繫。1812年，雪萊邀請18歲的範妮——其偶像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兒，與他、他的妻子及其妻子的妹妹一同居住。與雪萊從未謀面並懷疑其動機（雪萊的妻子哈麗雅特（Harriet）便是與他私奔後結婚的）的戈德溫拒絕了他的邀請。後來，雪萊拜訪了戈德溫一家，三個女兒都對他產生了迷戀，特別是範妮。雪萊和範妮都喜好談論激進主義的政治話題；例如，雪萊認為階級是無關的，但範妮卻認為階級在日常事務中舉足輕重。
1814年，雪萊的大量時間都是與戈德溫家庭一起度過的，同時，他還與範妮產生了愛情。不久後，範妮的妹妹克萊爾·克萊爾蒙特也聲稱與雪萊有了關係。這一年5月，範妮被送到了威爾士；託德推測這可能是因為戈德溫想要拆散她與雪萊；但西摩卻暗示說，戈德溫太太正在試圖改善她的悲觀情緒。在此期間，戈德溫欠下了更多的債務，而瑪麗與繼母之間的關係也日益敵對，戈德溫家庭的氣氛因此更加惡劣。瑪麗·戈德溫通過從雪萊得到慰藉，與他開始了一段激情戀愛。當雪萊告訴戈德溫他們愛上彼此時，戈德溫勃然大怒。然而，他需要身為貴族的雪萊提供經濟援助。戀情未得到父親支持的瑪麗·戈德溫，與雪萊、克萊爾·克萊爾蒙特三人於1814年6月28日結伴私奔到歐陸。戈德溫因此將範妮從威爾士召回家裡，以協助他控制局面。她的繼母這樣記錄到：“當她聽到兩個妹妹的悲慘命運後，情緒十分低落，無法自拔”。在這場不幸的事件中，戈德溫有一位學生自殺，而他的兒子威廉·戈德溫也離家出走失蹤了兩天。當女孩們離經叛道的行為被人公之於眾後，戈德溫受到了眾人的嘲笑。原本已經十分緊張的戈德溫家庭氣氛瀕臨崩潰。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溫，範妮的同母異父妹妹，詩人珀西·比希·雪萊的（最後一位）妻子（Reginald Easton，1857年）
1814年9月，當瑪麗·戈德溫、克萊爾·克萊爾蒙特與雪萊從歐陸回到英國後，他們在倫敦買下了一棟房子並定居下來，這件事進一步激怒了戈德溫。範妮夾在兩方之間感到十分為難：她既忠於她的妹妹，也忠於她的父親。而兩方都藐視她在這場家庭糾紛中保持中立的決定。就像西摩解釋的，範妮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境地：戈德溫家認為雪萊對她有著不良影響，而雪萊一方則奚落她不敢違犯社會習俗。同時，她的幾位阿姨也在考慮為她謀求一個教師的職業，但卻由於戈德溫《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的負面評價而難以進行。西摩這樣寫道：“少數人膽怯地拜訪了範妮，以能同瑪麗和克萊爾見面——這件事在倫敦需要極大的勇氣；但這些人對她又沒有懷抱多少感謝之意”。雖然戈德溫不允許她和妹妹們及雪萊交流，但範妮仍將債權人（雪萊也負有債務）得知雪萊返國的消息通知了他們。然而，她勸說克萊爾蒙特返回戈德溫家的舉動，導致雪萊認為她是站在戈德溫一方的，從而開始不信任她。範妮同時還要負責從雪萊那裡討錢，好償還繼父欠下的債務；儘管雪萊事實上已同戈德溫的兩個女兒私奔，但戈德溫依然接受了雪萊的1,200英鎊。1815年，當瑪麗·戈德溫生下一女後，她便直接交給範妮撫養，因為在當時她與嬰兒都十分病弱。因為違犯了不準與其妹妹見面的禁令，戈德溫懲罰了範妮，這讓她的痛苦進一步加劇。在新生兒夭折後，範妮更加頻繁地去拜訪雪萊他們。
不久之後，克萊爾成為了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的愛人；1816年1月24日，瑪麗與雪萊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並取名為其父親戈德溫的名字“威廉”。2月，範妮與定居於畢曉普斯蓋特區的雪萊一家見面。戈德溫的債務不斷累積，而儘管他需要雪萊資助他的錢財，但他依舊拒絕同雪萊或瑪麗見面。在這個時候，厭倦了戈德溫家庭緊張氣氛的查爾斯·克萊爾蒙特（範妮的異父異母弟弟）離家出走到法國，拒絕再向自己的家庭提供幫助。不久，克萊爾、瑪麗與雪萊也前往歐陸尋找拜倫。戈德溫驚詫不已：他需要雪萊的錢財來維繫生活；而當公眾得知到戈德溫的女兒竟與放蕩的拜倫為伍時，戈德溫家的名譽也染上了汙點。
在所有的這些家庭糾紛中，範妮依然會抽出時間來思考一些更大的社會議題。1816年夏天，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拜訪了戈德溫，並與範妮就英國工人窮困的現狀進行了一些討論。範妮對歐文的許多觀點表示認可，但她並沒有完全地接受。她認為，歐文的烏托邦計劃太過於“異想天開”，因為它嚴重地依賴於富人們願意分享自己財富的善意。在同一個夏天，喬治·布拉德——即當年沃斯通克拉夫特親密好友範妮·布拉德的兄弟——在第一時間拜訪了她，並告訴了她不少關於其母親的故事。在這次會面後，她在寫給瑪麗和雪萊的信中提到：“我已下定決心，我決不能玷汙了這樣的一位母親……我發現，如果我努力地去克服我的缺點，我將會找到真愛並贏得尊重”（強調為原文所注）。
克萊爾·克萊爾蒙特，範妮過繼的妹妹，拜倫的一位情婦（Amelia Curran (painter)繪，1819年）
在瑪麗、克萊爾與雪萊前往歐洲大陸前，範妮與瑪麗爆發嚴重爭吵，且並未出現任何和解的機會。後來範妮在寫給瑪麗的信件中試圖緩和這種關係，而她獨處倫敦的孤獨感也躍然紙上。她在寫給瑪麗的信中提到：“我為這糟透了的心理狀態而苦惱，為擺脫它我竭盡全力卻又徒勞無助”。許多學者將範妮日益憂愁的狀況歸因於戈德溫太太對她所持有的敵意。基根與其他人認為，範妮與其母親當年一樣，遭受到了極度的沮喪，並影響到了家庭的其他成員。此時，瑪麗正漫步於瑞士的群山之間，為她與雪萊之間的男女關係煩惱不已，並全神貫注於《弗蘭肯斯坦》的寫作，而沒有關心過範妮當時的情況。
在克萊爾懷了拜倫的孩子後，他們從歐洲大陸回到了英國，定居於巴斯（為了保護克萊爾的名聲，他們決定隱藏其懷孕的事實）。1816年9月，範妮與雪萊有兩次見面；根據託德對範妮信件的解讀，範妮曾請求雪萊帶她一同前往歐洲，並在倫敦遇見雪萊時一再請求。託德認為，範妮之所以乞求雪萊讓她與他們同行，是因為戈德溫家的生活已令她不堪承受：她需要面對常年累月的債務問題以及戈德溫持續不斷的遷怒指責。然而，雪萊當時已被元配妻子起訴，他同時要擔心自己的名譽，又考慮到不能讓他人知道（特別是不能讓戈德溫知道）克萊爾的情況，而而拒絕了範妮的請求。雪萊離開後，範妮寫信給瑪麗，再次向她解釋了她渴望得到營救的心情。

**死亡**

**推測**
在1816年10月上旬，範妮離開了戈德溫在倫敦的房子。10月9日，範妮在南威爾士斯旺西的一家旅館中，因服用過量的鴉片酊而自殺身亡，時年22歲。直至今天，有關她死亡的細節及其自殺的動機依然存有爭議。與這次事件有關的絕大多數信件都已遺失或被銷燬。在波林（B. R. Pollin）於1965年發表的論文範妮·戈德溫自殺的重新調查（Fanny Godwin's Suicide Re-examined）中，他列舉出了主要的幾項延續至今的推測：
*範妮剛才得知自己私生的身份； 
*在瑪麗·戈德溫與克萊爾·克萊爾蒙特同雪萊私奔後，戈德溫太太對待範妮更加殘暴；
*範妮拒絕了她在愛爾蘭的阿姨在其學校中為她謀取的職位；
*範妮當時很憂鬱，且其心理狀況因為戈德溫家庭的紛擾進一步惡化；
*範妮深愛著雪萊，為瑪麗與他陷入愛河而精神錯亂；
波林排除了上述的第一項，絕大多數後來的傳記作家都認為範妮可以通過閱讀其母親的著作以及戈德溫的《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來了解到她自己的身世。範妮自己甚至還在寫給其同母異父妹妹瑪麗的一封信中，提到這個不同點。
此外，波林還對第二個解釋抱持懷疑的態度，指出，範妮在1816年10月3日寄給瑪麗的信中還在為她的繼母作辯護：“戈德溫太太絕不會對你們中的任一個作出蓄意的傷害。媽媽和我並不是很好的朋友，但我一直都感受得到她的正直，我希望這能讓她避免受到與她的人格無關的指責。”
波林發現，沒有證據足以支持範妮曾拒絕了她阿姨的學校為其提供的職位這一說法。就像戈德溫後來在信件中提到的那樣，為她謀取職位的計劃有可能還在“計劃當中”。不過，西摩認為這一解釋尚有其可能性。聖克萊爾認為，範妮是在前往愛爾蘭拜訪其阿姨的途中自殺的。他相信這次行程是為了對她進行試用，以確保她能勝任其教師一職。但是，另一位當代的戈德溫傳記作家理查德·霍姆斯排除了這一解釋的可能性。
在對戈德溫與雪萊家庭的信件進行調查後，波林得出了範妮在當時並不憂鬱的結論。在信件中，她經常被描述為十分地快樂，對未來充滿希望，並用這種方式來描述她自己。對精神憂鬱與悲傷的提及並不普遍，且只與特定事件與疾病有關。然而，在理查德·霍姆斯對雪萊的傳記中，提到“在戈德溫與雪萊家庭間徘徊的苦惱與無愛顯然是她（自殺的）最根本原因”洛克（Locke）認為，“很有可能是因為她不能再忍受住在斯金納街的更多痛苦：她的父親既無法還債也寫不出書來，而她的母親又在不停地刁難折磨她”，而她將這些痛苦的原因歸諸於她自身，因此不堪忍受而自殺。
波林在很大程度上都對託德的觀點表示認同：即推測當範妮在巴斯（位於斯旺西與倫敦之間）見到雪萊後，雪萊“以某種方式讓她感到了失望”，這導致了她的自殺。然而，西摩與其他人則推測說，雪萊唯一的失敗是沒有履行他對戈德溫的經濟許諾，而正是這個原因將範妮逼上了絕路；範妮及其父親，都對“偉人有著由擁有財產的人來養活的絕對權利”的說法深信不疑。在另一方面，託德也對波林的觀點表示認可，並推測範妮去見了瑪麗與雪萊。託德認為，範妮對雪萊有著情感上的依靠，並覺得他的家是她唯一的避風港。通過對雪萊部分可能寫於範妮死後的詩作的拼接，託德得出了以下結論：範妮曾在巴斯與雪萊見過面，但雪萊拒絕了她的請求，因為他想要保護克萊爾與他自己的名譽。託德還提到，範妮還穿走了其生母的緊身胸衣，上面繡著“M.W.”的姓名縮寫，這是她最漂亮的一件衣服。她在自殺前還戴上了雪萊從日內瓦寄給她的瑞士金錶，頸上也掛著一串項鍊，想在死後能留下一個較好的印象。託德總結道，在雪萊拒絕她以後，她已經打定了自殺的決心。

**自殺與後事**
10月9日的夜裡，範妮寄居於斯旺西的麥克沃思·阿姆斯（Mackworth Arms）旅店，並要求服務員不要打擾她。也在這一夜，與雪萊一同居住在巴斯的瑪麗收到了範妮早前從布里斯托爾寄出的一封信。而她住在倫敦的父親也收到了一封信。對信件內容的警覺讓戈德溫與雪萊都立即動身前往了布里斯托爾（但他們並未同行）。他們於11日在斯旺西找到了範妮的蹤跡，但已經太遲了。10月10日，範妮被發現因服用致命劑量的鴉片酊而死於其房間中。只有雪萊留下來處理了她的後事。範妮死前留下了一封未署名的筆記，將自己描述為“不幸”（unfortunate）的人；這可能與其母親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一次試圖自殺前，在其《課程》上寫下的“我那不幸女兒”（my unfortunate girl）有所聯繫：
經過長久的思考，我發現我所能達到的最佳結局，是終止這個生來不幸的人的存在：她的生命只會給其身邊人帶來無盡的痛苦，且為了保障她的幸福而傷害了其他人的健康。也許聽見我的死訊會讓你傷心，但你不久後便會禱告上蒼，以求忘記這個生命曾經的存在。
她的這份筆記可能最初本寫有簽名，但在後來，為了避免她的遺體被人認出，簽名的部分被撕掉或燒掉了。因此，在當地報紙《坎布里安報》（The Cambrian）刊登這則消息時，並沒有特別提到她的姓名。
在驗屍後，範妮被宣佈為“死亡”，而並非是自殺或精神失常身亡，這避免了其死後的遺體受人侮辱。託德推測，宣佈範妮為“死亡”是雪萊的安排，他還移除了能辨識其身份的物件，譬如她的簽名。她還總結出，為了保護家庭的其他成員，雪萊沒有取回她的遺體。也沒有其他人認領範妮的遺體，其最後有可能被葬在了貧民墓區裡。實際上，戈德溫曾寫信給雪萊道：
不要破壞她如此想被世人忘掉的願望，讓這件事就這樣休止吧。這是，如我所言，是她最後的願望……想想我的妻子與我現在的狀況吧，除了幼子（威廉），我們所有的兒女都被奪走了；不要讓我們面對那些浪費時間的問題，這對一個極度痛苦的心靈是最難承受的折磨。在此時刻，我們開始懷疑，當初是否不該說出要把她送到愛爾蘭她阿姨那的話，那件事還在計劃當中……我最擔心的是公共的報紙；另外，我要感謝你的小心仔細，讓這件事按其原本應該的軌跡發展。
在當時，因為自殺是丟臉、恥辱與罪惡的事，可能會對戈德溫的事業造成了損害，她的家人編造了許多原因，來掩蓋其自殺的真相。其中包括有：在旅程中因為偶感風寒而在威爾士死亡、因為某種“炎症性的發燒”而死亡、與其母親的妹妹住在一起等等。當被迫承認其自殺時，則會以範妮的自殺是因為雪萊愛瑪麗而不愛她來敷衍。在這段時間裡，雪萊與瑪麗在他們來往的信件中都沒有提到範妮的死訊。克萊爾·克萊爾蒙特在寫給拜倫的一封信中寫道，雪萊因為範妮的死而憂鬱成病，但據理查德·霍姆斯批註，沒有其他的證據能證明這一說法。然而，洛克提到，雪萊曾告訴拜倫說，他對範妮的自殺要比哈麗雅特（Harriet，他的妻子）在兩個月後的自殺還要感到“更為極度的痛苦”。
現在還尚未發現有範妮的任何一張畫像，但在她死的幾個月後，雪萊寫下了悼範妮·戈德溫一詩來懷念她。西摩這樣寫道：“（這首）通過瑪麗發表並未帶任何評論（的詩），一直都被認為間接地提到了他與她的同母異父姐姐的最後一次見面。”

**參考文獻**

**引用**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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