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納粹化

非納粹化法
反納粹標誌
非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是同盟國為了清除納粹主義在德國的影響而執行的轉型正義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主義在社會、文化、出版、經濟、司法和政治等方面皆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影響。1945年德國二戰投降後，勝利的同盟國根據波茨坦協定，在當時的德國和奧地利進行去納粹化運動。該運動依照民主化、非軍事化和非納粹化的三大精神準則執行。德國方面，盟國管制理事會在1946年1月柏林通過了數項去納粹化命令，以藉此劃分被審查人員在納粹黨執政時期的政治角色，並對之展開司法調查。

**德國的情況**
非納粹化實際執行狀況並未依照波茨坦協定最初制訂的原計劃施行，僅在各個佔領區分別執行，執行強度和流程也各有差異。
部分地區初期曾出現大規模拘捕的情況。單是西德的3個佔領區裡就有高達182,000人被抓，但直到1947年1月1日當中有86,000人被釋放，直到1947年被拘捕的人數如下：- 英佔區 64,500人（釋放 34,000人=53%）- 美佔區 95,250人（釋放 44,244人=46%）- 法佔區 18,963人（釋放  8,040人=42%）- 蘇佔區 67,179人（釋放  8,214人=12%）
1946年3月5日美佔區內3州的內務部長在慕尼黑的市政大堂簽署了《消除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法》（Gesetz 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克里將軍以麥克內利將軍的名義宣佈了美國盟國軍事佔領當局對此的批准”。5月13日第1個去納粹化法庭（Spruchkammer）在美國佔領軍當局的准許下正式執行此法。
西德共有5,025宗審判，806宗判為死刑，其中486例被執行。

**美佔區**
起初美國在自己的轄區內實施的非納粹化井然有序，但也流露出了官僚主義的弊端。當時成立了545個受到美國佔領軍監督的去納粹化法院，即Spruchkammern，這些法院一共審理了超過900,000宗案件。 
每個德國成年人需要填寫一張由美軍設計的問卷，上有131個問題，以此來劃分填表人的身分：「主犯」（Hauptschuldige）、「從犯」（Belastete）、「輕從犯」（Minderbelastete）、「隨大流者」（Mitläufer）和「無罪」（Entlastete）。劃分的基礎是1946年4月1日實施的《解除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第104號法》（Gesetz Nr. 104 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也正是通過該法，德國當局被委託實際執行非納粹化運動，德國政治家巴登-符騰堡州非納粹化部長高特樂寶·卡姆是執行這項任務的負責人。 
一個例子：曾是納粹黨員的喜劇演員偉斯·費爾德於1946年10月在慕尼黑被非納粹化清算，他被歸入隨大流者並支付了2,000帝國馬克的罰款。他證明自己在1935年起已經和納粹當局有摩擦並且受到當局警告，宣傳部長戈培爾甚至親自警告他、要他立刻停止他關於黨的“愚蠢的笑話”。他從沒呼過“希特勒萬歲”。他在1933年唱的毗連韻：“再也聽不到薩克斯風，沒人再跳倫巴、查爾斯頓舞。伴著爵士和黑人舞蹈前進，已不再被視作瘋顛。老調重彈、輝煌的進行曲、德國民歌，我們都想再次聽到：一體化，一體化。”，但他1940年都忘了。
1948年美方因冷戰爆發，非納粹化熱情明顯下降，為了儘快結束非納粹化運動，美方採取了很多倉促的措施，導致了很多有問題的審判結果（如非納粹化證明，和131er）。

**蘇佔區 （SBZ）**
蘇佔區的非納粹化與蘇聯的社會主義重建密切相關，並且是以最快的速度進行。
政府部門中的納粹黨骨幹及其相關組織成員遭到清算，有的甚至被送入特別營房。蘇佔區的非納粹化直接由蘇聯特務機構內務人民委員部負責監督執行。蘇佔區的非納粹化過程中有大約42,000人死亡，當中還帶著斯大林主義的影子，一些新政府的批評者、社會民主黨人（其中後者被指出有相當一部分在希特勒上臺後逐步淪為納粹黨的合作者）受到迫害。1948年起特別營房歸莫斯科監獄主管部古拉格（Gulag）管理。
納粹殘餘分子看到了西德對待納粹的環境要寬鬆得多。他們認為脫身的最好方式，莫過於逃往西德以反共為由得以身免，而這在東德是不可能的。後來在蘇佔區的前納粹政府公務員很多就是當時受調查的對象，並且蘇聯人認為不論目的，只要加入過納粹黨，就已經算是犯罪。
東德也有一些在納粹倒臺後仕途順暢的人的例子——但是相比起西德，機會要少得多。
並且因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蘇佔區的非納粹化運動更側重於從根本上剷除納粹政權及軍國主義的主要支持者：容克貴族階層。其主要方式是通過土地國有化，以及把容克貴族的主要聚居區東普魯士的大部分割讓給波蘭並通過波蘭政府對割讓領土內的德國人進行驅逐來完成。

**法國和英國佔領區**
法國和英國則在其轄區內實行比美國平靜得多的非納粹化運動，範圍也有限，其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更替上層組織方面。
英國的劃分系統分為1－5級；3－5（輕罪）會送交非納粹化委員會審理，委員會是英國在1946年從德國政黨（如SPD）成員中進行抽選後組織而成。該組織的決議基本不會受到阻撓，因為1－2級（重罪）並非在該地區進行審理。

**奧地利的情況**
1945年臨時政府通過《禁止與戰爭犯法》，規定納粹黨及其相關組織都被禁止和取締，凡是在1933年到1945年曾參加納粹黨或相關的組織如SS或SA的人都要接受登記，並無權參加1945年的立法機關選舉。
1946年附加條款中，這些罪犯依輕重程度分為三級：- 戰爭犯- 從犯- 輕從犯 
與德國不一樣，奧地利被定為首兩級者並不會被送交盟軍，僅由奧地利裁決，執行實體為人民法院，其中判有43宗死刑（30例被執行），也有被判長期監禁。137,000宗案件共有23,000例被判決。 
大部分罪犯被易科罰金釋放，無選舉權或就業權。由於許多罪犯具有特殊技能，有助於奧地利戰後重建，因此兩大執政黨人民黨和社會民主黨遊說佔領國鬆綁法規限制。
1945年罪犯仍無選舉權，但由於人數眾多，各政黨都想爭取這50萬選票好贏得1949年第二次選舉。
因此1955年人民法院被奧地利國家條約所廢除。日後相關法律將由正式的刑事陪審法庭處理。

**其他國家**
實際上，去納粹化不僅限於德國和奧地利。幾個擁有濃厚的納粹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政黨的歐洲國家也採取了去納粹化措施。此過程在法國被稱為Épuration légale。被關押在盟軍國家戰俘在被遣返回原籍國之前也符合去納粹化資格。
包括比利時、挪威、希臘和南斯拉夫在內的原納粹德國佔領下的許多國家也實行了去納粹化。這是因為在當地合作者的支持下，這些國家建立了衛星國政權。
例如，希臘在1945年後設立了「合作者特別法庭」，以審判原合作者。三位希臘的「Quisling」總理遭定罪，被判處死刑或終身監禁。德國撤軍後，希臘的其他合作者除了受到審判（主要是叛國罪指控）外，還遭受了鎮壓和公開羞辱。然而，在希臘內戰的背景下，來自公務員、Hellenic Gendarmerie和臭名昭著的Security Battalions的大多數戰時人物都在戰後迅速被持強烈的反共傾向的派系吸納。
2005年初，整個歐盟禁止納粹標誌的嘗試因為英國政府和其他國家的反對失敗了。2007年初，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德國提議歐盟應遵循德國刑法，將否認納粹大屠殺和展示納粹標誌定為刑事犯罪，該標誌違反了《禁止違憲組織標誌法》（德國刑法第86條第一款）。這導致了歐洲各地印度教團體反對禁止納粹標誌的運動。他們指出，作為和平的象徵，卐字已經存在了5000年。2007年1月29日，德國政府從擬議的歐盟範圍的反種族主義法律中刪除了禁止卐字的提案。

**21世紀的術語濫用**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以「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為藉口，發動了對烏克蘭的全面侵略，且不承認其為戰爭，而是將其稱為「特別軍事行動」。俄羅斯軍方聲稱要殲滅烏克蘭境內的“新納粹主義”勢力，其中包括亞速營。雖然亞速營的一些成員公開宣揚新納粹主義個人觀點，但Ліхачов В'ячеслав Андрійович指出，內部只有少數戰士信奉新納粹主義，反之，亞速營戰士中甚至還有「左翼反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支持者和猶太人，顯示成員觀點多元的特徵。
亞速營的領導層和烏克蘭政府官員均否認該組織縱容任何新納粹或種族主義的信仰。不少分析人士認為俄羅斯所聲稱的「去納粹化」本質上是試圖合理化入侵行徑。尤其在俄軍入侵之後，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立即對俄羅斯的說法作出反駁：他指出俄羅斯的說法十分荒謬，烏克蘭曾在反納粹鬥爭中失去800萬公民，不可能支持納粹主義，而澤倫斯基本人亦是猶太人，他說自己的身份就不可能符合納粹資格。這種說法還導致重大外交風波，2022年5月2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被以色列官方強烈批評散播希特拉具有猶太人血統的謠言，企圖以此合理化俄方對猶太裔混血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奉行新納粹主義的邏輯矛盾，以色列外長亞伊爾·拉皮德譴責拉夫羅夫的辯解手法嚴重錯誤，反倒成為是對猶太人最下流的種族歧視。為了修復俄以關係，普京甚至因此罕見地親自向以色列尋求原諒，並表示將收回該言論，儘管克宮方面隨後將此致歉消息低調處理。
在學界方面，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和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譴責普京濫用納粹大屠殺歷史。歷史學家提摩希·D·史奈德在分析俄羅斯宣傳文章《俄羅斯應該如何處理烏克蘭》時指出，俄羅斯政權使用「納粹」和「去納粹化」等詞做政治宣傳，與這些詞的學術正確使用，沒有直接聯繫。數百位研究種族滅絕、大屠殺和二戰的歷史學者聯署發表公開信，強調他們強烈反對俄羅斯濫用種族滅絕一詞、反對將納粹與大屠殺的記憶跟烏克蘭政府劃上等號，對納粹的分析已經公認並有充分討論，不能接受被曲解。烏克蘭存在右翼分子不能證明俄羅斯對烏克蘭國土的侵略是正當的。「這種言論是錯誤的，除了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對數百萬納粹受害者、以及那些勇敢地與之對抗的蘇聯紅軍與烏克蘭士兵的記憶更是極其冒犯」。許多納粹親歷者也表態狀況根本完全不同。
與普京的聲稱相對的，有分析人士認為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更具備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特徵，極右翼思維不但早就長期存在於俄羅斯，政治分析家Stanislav Belkovsky也認為，俄羅斯普京政權所奉行的“俄西斯主義”將自身偽裝成反法西斯主義，但卻有法西斯主義的面目和本質。政治學家Andrey Piontkovsky更是認為，俄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與納粹主義相似，而普京的講話反映了與阿道夫·希特勒相似的思想。在這次戰爭中，俄軍轟炸了基輔的納粹屠殺猶太遺址娘子谷和設於該地的紀念館，有研究指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作戰軍力，包括莫斯科支持的分離份子，以及瓦格納集團，「幾乎肯定與極右翼組織有關係」，其中一個激進組織已被美國認定為恐怖組織。

**參看**

**文獻**
 Frei, Norbert: Vergangenheitspolitik. Die Anfänge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München 1996, ISBN 3-423-30720-X- Kamm, Bertold/Mayer, Wolfgang: Der Befreiungsminister - Gottlob Kamm und die Entnazifizierung in Württemberg-Baden, Silberburg Verlag/Tübingen 2005, 250頁, ISBN 3-87407-655-5.- Longerich, Peter: Davon haben wir nichts gewusst! 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1933-1945. Siedler Verlag, München 2006. ISBN 3-88680-843-2,  448頁. 書評見於  perlentaucher.de date=20111216161316 .- Niethammer, Lutz: Die Mitläuferfabrik. Die Entnazifizierung am Beispiel Bayerns, 2. Aufl., Bonn 1982, ISBN 3-8012-0082-5- Schuster, Armin: Die Entnazifizierung in Hessen 1945-1954. Vergangenheitspolitik in der Nachkriegszeit,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 für Nassau, 66), (Vorgeschichte und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in Hessen, 29), Wiesbaden: Historische Kommission für Nassau 1999, X, 438頁, ISBN 3-930221-06-3.- Vollnhals, Clemens (Hrsg.), Entnazifizierung. Politische Säuberung und Rehabilitierung in den vier Besatzungszonen 1945- 1949, München 1991.- Weinke, Annette: Die Verfolgung von NS-Tätern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 Paderborn 2002.- Wille, Manfred: Entnazifizierung in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szone Deutschlands 1945-48, Magdeburg 1993.

**外部鏈接**
 .e/e655391.htm- shoah.de:  Entnazifizierung in Deutschland nach 1945- Eric Ende:  Entnazifizierung und Umerziehung in Fürstenfeldbruck date=20070327103918  Facharbeit im Leistungskurs Geschichte 1999- Tibor Zenker:  Braune Flecken, Roter Faden - Entnazifizierung in Österreich

**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