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儒家，又稱儒學，諸子百家及九流十家之一，是一種起源於中國並同時影響及流傳至其他周遭東亞地區國家的思想、哲理。公元前5世紀由孔子創立，脫胎自周朝，處處可見禮樂傳統，以仁義、恕悌、誠信、忠孝為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富於入世理想與人文主義精神，被描述為傳統、哲學、宗教、理性主義、治理方式或生活方式的思想和行為。儒家主張仁德治國，以禮規範人的言行，可化解衝突，進以使國家和平。
儒家起初屬諸子百家之一，在秦代與法家理念不合而式微，自漢代起得到朝廷獨尊，成為官學與國教，掌握文化教育與入仕之途，奠定儒家在中國歷史文化的崇高地位。在兩晉、南北朝和唐代，儒家與佛、道二家並稱三教，儒學一度失去在哲理思想領域的領導地位，繼後經宋、明大儒重新闡釋，形成理學，發展心學後得以重振聲勢，倫理思想滲透到中國社會各個層面，並流傳到朝鮮、越南、日本、琉球、臺灣、新加坡等地，大受尊崇，成為東亞一大學術思想體系。
儒家尊崇孔子為聖人，以四書五經為經典，得孟子、荀子、董仲舒、韓愈、二程、朱熹、王陽明、顧炎武、朝鮮李退溪、日本山崎闇齋等等大儒加以發揚，對東亞政治文化與社會教化都有其影響。至十九、二十世紀，傳統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文化面臨西方政治制度和現代化的衝擊，又飽受內亂和列強干涉，儒家的地位也連帶受到打擊，成為知識份子以至於一般國民的攻擊對象。儒家的現代化轉型及其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仍然是當代新儒家持續探索的課題。

**在中國的起源與發展**

**形成於春秋末期**
儒家聖王舜的漢代刻像
儒家由孔子創立，在周代禮樂傳統中成長和發展。周朝禮樂的主要功能，是與上帝、鬼神交通，「事神致福」，由巫覡操作19、24，並從宗教祭祀擴展到社會倫理的領域，以德行解釋禮樂，以「德」為核心而建構人間秩序與禮的秩序；但祭祀仍是禮樂的核心，禮樂由巫覡設計和執行31-32、35。春秋時代，「儒」者亦精通宗教禮儀，替人主持祭祀儀式，以此為業，世代相傳，與巫祝相似。春秋後期，周朝政治社會制度崩壞，貴族紛紛違反禮樂秩序150、88，封建禮制分崩離析，周天子地位低落，無力挽救21。孔子是禮學專家，與弟子都曾主持儀式，對當時已敗壞的禮樂極為不滿，決心從內部改造禮樂傳統19、151，為舊有禮樂注入活力重新樹立其意義，恢復秩序18、22，提倡「君子儒」，從禮樂專家轉型為知識人，提升了「儒」者的思想地位，形成「儒家」151，「儒」成為學者的同義詞。孔子自視為周朝文化的守護者，崇拜製禮作樂的周公，要加以效法15、18-19，尋求禮樂的根本，主張禮樂必須以「仁」為精神核心，仁與禮互相支援互相制約，從哲學角度重新闡釋禮樂，標誌著儒家精神的開端，使儒家的人文主義超越了巫的傳統98、19、152。
清代孔子畫像
孔子是貴族後人，生於保存周朝文化禮樂的魯國，為人好學，學識淵博，精通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年少時曾擔任下層官吏，管理倉庫與畜牧，從事教學，著重德行修養24-25，50多歲時成為魯國中都宰，升任司空與大司寇，但他不滿魯國當權的季氏三家，於是離開魯國，遊說其他國君採用其學說，帶同弟子，周遊列國13年，「知其不可為而為」，名揚四方；67歲時返回故鄉，整理經書與傳授門人。傳說孔子有弟子3000人，精通六藝的有72位26-27。孔子提倡學以成人，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相信上古聖王堯舜時是大同時代，繼承周代的政治思想，認為為政者必須有美德22、17-20，把禮的根源由「天」改為內求於「心」，以「仁」為禮之本，仁內而禮外，仁是禮的精神內核，而禮則是仁的載體，使仁的精神得以顯現60、102-103。孔子深信自己受命於天，天命要他承擔起領導精神世界的大任，傳「道」於天下，他也毅然以此自任49、51，雖失敗於政治改革，卻誨人不倦，激勵許多追隨者，使人心悅誠，沒有實現儒家內聖外王的最高理想，卻受尊為至聖先師，「聖之時者」15-16。

**戰國至秦代**
孔子弟子中，顏回、梁鱣、曾參、子貢、子夏等最為熱忱，身後弟子分為八派，世稱儒家八派:
*子張之儒（顓孫師，門人）。
*子思之儒（孔伋，門人）。
*顏氏之儒（顏回，門人）。
*仲梁氏之儒（梁鱣、梁贖、曾參、子夏，門人）。
*漆雕氏之儒（漆雕開、漆雕哆、漆雕徒父，門人）。
*孟氏之儒（孟子，門人）。
*孫氏之儒（荀子（又名孫卿），門人）。
*樂正氏之儒（孟子弟子樂正克，門人）。
孔子孫（子思）的再傳弟子孟子，主張仁政和王道，自視為王者之師，指出真君子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8、30，儒者是衛道之士，道德模範。孟子又批評當時墨家和楊朱的主張，主張重義尚公，為政者應以身作則，廣施仁義，實行王道，以民為本：「民為貴，社禝次之，君為輕」31-32。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能透過自己的努力臻於完美，人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可以培養成仁、義、禮、智四種美德，稱為「四端」。人能充分認識「心」，就能瞭解本性，進一步認識「天」33-35。荀子是齊國稷下學者中最出色的一位，以博學雄辯著稱，傾向現實主義，認為孟子人性本善之說過於天真樂觀，忽略了禮法穩定社會的作用。他強調人性本惡，心卻有認知功能，人們自我約束，按禮法行事，並接受教育，就能成為有德之人。他亦提倡仁政和王道，人要學習經書典籍，以及官府的法規，傾向權威主義，與法家學說有相通之處，其弟子韓非和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36-37，但荀子仍被尊為儒者的典範。孟、荀二子深化和開拓了儒家思想，充分詮釋孔子的人性論與天道觀38。
戰國時代後期，法家與儒家針鋒相對，法家批評儒家的仁政，譬喻為慈母的溺愛，導致姑息養奸，縱民為患300-301。秦始皇厲行法治，視儒家為不容，下令焚毀經書，坑殺儒者，即「焚書坑儒」93。

**漢代**
漢代儒生董仲舒像
西漢初年，黃老道家學說盛行，儒家亦加入了漢朝，儒生叔孫通為漢高祖制訂朝儀，陸賈和賈誼等少數幾位儒生亦提出政見。漢武帝時，儒家開始廣泛影響官員，漢武帝氣質上是個法家式的暴君39，卻接受丞相公孫弘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儒家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五經成為學術與教育的核心。前136年，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前124年，挑選50名「博士弟子」，創立太學，到前8年，太學生多達3000人，每年有約100名儒生通過考核成為官員，儒生開始掌管朝廷禮制40。西漢後期，儒家改革宗廟、郊祀等國家祭祀，滲透到公卿階層，使儒教國教化1。58年，所有官學都祭祀孔子，175年，學者討論後，官方頒佈五經的正式版本，刻於石碑，在洛陽豎立40。東漢後期，全國士人都曾研習儒家經典，官學定期舉行祭孔大典，孔子受奉若神明，孔廟遍佈全國兩千多個縣。漢末宦官專權，激起太學生的激烈抗議，朝廷加以高壓，169年監禁和流放數千名太學生及同情他們的官員45-46。
漢代儒家建基於天人感應之說，不太重視孔孟的心性論，忽略內聖而著重外王118
，有時表現為一種利祿之途。漢代儒學代表人物是董仲舒，特別著重《春秋》經，堅持道德理想主義，主張「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41-42。他肯定君主的無比權力，也設法防止君權超越一定的範圍1。他提出天人相應的理論，一年4季、12個月、366天，與人的4肢、12節（每肢3節）、366骨是相應的。天人相應的形而上學，引申出天人感應的信念，把儒家倫理與宇宙觀結合。其災異說認為，旱災地震、日蝕彗星，以至婦人生鬚，一切不尋常的自然現象，都是上天對統治者的警告。這種天人感應說成為儒家遏制皇權的手段43。董仲舒屬今文經學派，今文經以漢代通行的隸書書寫，熱衷探索經書中的「微言大義」。漢代古文經學的態度則較理性，古文經以先秦篆書書寫，代表學者有揚雄，他模倣《論語》和《易經》，著有《法言》與《太玄》44。

**魏晉至唐代**
魏晉時期政治動亂，外族入侵，佛道二教興起流傳47，受道家思想影響的士人，反對周、孔名教，之後佛教長期支配中國的思想界與民間信仰229，形成三教鼎立，互相抗衡的局面63，儒家一度失去獨尊地位，經學大受衝擊9。但儒家仍是主流的政治與倫理思想，魏晉玄學代表人物王弼認為，孔子對「道」的體會超過老子；北魏等胡人政權漢化時，亦會儒家化46-47；禮學得到朝廷重視，切實推行9。南北朝後期及唐代，朝廷一再下詔辯論教優劣，儒家被視為「治世」之教，與修心的佛教與養生的道教並列70-74。唐代儒學復興，官方編定《五經正義》，總結漢、魏以來的經學，門第貴族以禮法維繫，儒家三禮之學較為盛行99，儒家禮儀貫徹於帝國行政，包括《唐律》的編纂，建立科舉制度，精通經學成為出仕條件，從此士人思想深受儒家體系影響。唐代的哲學思想，卻仍為佛教所壟斷，《中庸》和《易傳》等具有形而上學意義的儒家經典，也受僧人道士注意。李翱撰有《復性書》47，韓愈則提出道統問題，排斥佛教，力求復興儒學。為了回應佛道二教的挑戰，儒家開始重新解釋古典的儒學48、50。

**宋元**
白鹿洞書院今貌
宋代理學受佛學影響而形成，拓展了先秦儒家傳統158。宋代許多名臣與士大夫，如胡瑗、孫復、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蘇軾、司馬光、邵雍，都有功於復興儒家。當中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五人，整合個人修身、道德倫理、形而上學與歷史哲學，使儒學恢復生機，傳承了儒家道統，稱為理學51-52。周敦頤詮釋道教的太極圖，建立天地人三才觀，人要贊育天地之化；他認為天道寂然不動，聖人亦常處寂靜，又感通萬物，洞察入微52-54。張載所撰《西銘》，傳揚民胞物與的信念，成為理學信念的宣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指出「理一分殊」，氣把人與天地萬物結合在一起56-58。程顥強調天人相感相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天理普遍存在於萬物與人性之中，人心誠敬，即可得淨化。程頤進一步提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在修身之道強調「格物」，並不獨尊「心」的重要性59-60。
南宋朱熹追隨程頤的理學，確立了身後數百年儒學的面貌，影響不限於中國，擴及朝鮮與日本。朱熹定出《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次序，稱之為四書，置於五經之上，綜合加以注釋60-61。他追尊北宋諸子為孔孟道統的繼承人，主張格物，以心去探知事物根本之理，以實現「仁」；人要涵養誠敬之心，也要求致廣博之知。他在江西重建白鹿洞書院，教學內容包括讀書、靜坐、禮儀、書法、算術等等，成為後世東亞各地書院的模範62。與朱熹同時代的大儒陸九淵，思想本於《孟子》，主張「立乎其大」，強調與宇宙渾然一體的直觀體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批評朱熹格物之說支離破碎，曾與朱熹在鵝湖寺辯論，其心學及後在明代與日本德川幕府一度發揚光大64。
元朝首創以四書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部份儒生出仕於異族王朝，朝廷首席學者許衡引進和簡化了朱子學，親自教授蒙古王室子弟；部份儒生則不願出仕，劉因重視格物而不廢心學，吳澄則嘗試調和朱陸異同67-68。

**明代**
明代大儒王陽明像
明朝是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的高峰，儒家在政治高壓下另覓出路，轉向擴大民間社會的空間9、22。有志濟世的儒生，許多放棄「得君行道」的方法，轉而採用「移風易俗」的路線，避開政治，說教對象不是朝廷而是社會，轉向民間開拓新空間，找到安全的思想新出路31、11。明代首位大儒是薛瑄，他緊隨朱子學，又格外重視修心養性；吳與弼和陳獻章都有功於儒學，指出學習不單為科舉考試，而是為明心見性，為王陽明學說奠基。王陽明是朱熹以後影響最大的儒者，發展了陸九淵的心學，批評朱子後學過分著重文字細節。他主張知行合一，道德教育植根於「心之本體」，又叫「良知」，即人人皆有的良心，胸懷天地的人，不忘惻隱之心68-69。王陽明主張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把決定是非之權暗中從朝廷還給每一個人，有抵抗專制的意義，陽明學末流亦傾向不談政治11。王陽明後學著名的有王艮、王畿、李贄等，其道德樂觀主義在明末則受到劉宗周等儒者的批評70。明末政治動蕩，很多文人開始有意識批判朱熹、王陽明等人的學説。劉宗周弟子黃宗羲編撰《明儒學案》，顧炎武專長於制度史、音韻學與古籍研究，被尊為樸學巨擘。王夫之對形而上學、史學與經籍有詳細著述，是儒學史上最有創意的思想家71-72。王夫之多數著作涉及反清思想，直到約兩百年後被曾國藩等人重新刊行並在湘軍中廣為流行，隨後影響波及全國引起持續轟動，深刻塑造和影響了包括譚嗣同、黃興、毛澤東在內的晚清以來政治人物的思想。

**清代**
清代中國的儒家化達到頂點。清朝把儒學轉變成政治意識形態，把詮釋儒學最後真義視作帝王特權，通過文字獄消磨儒生精力75。清朝屢興文字獄，使儒家在經學考証中求逃避35，史稱乾嘉學派。顧炎武的古籍整理，在18世紀也激發起儒者投身樸學，專致於考據語義與版本。其中戴震是最具哲學思想的考據學家，撰有《孟子字義疏証》抨擊宋學，並參與編纂《四庫全書》75。
晚清以來，中國變局前所未有，儒家的中心地位動搖，儒家秩序開始解體。為了救亡圖存1、6，甲午戰爭以後，儒家開始發現西方思想與制度，是中國求富強必須借鑑的。今文派的公羊改制說和古文派的融通中西學說，都通過西方的觀念和價值，重新闡明儒學的現代意義，擴大儒學系統30、36。今文經學家康有為、古文經學家章太炎、劉師培，都批評儒家政教禮俗的流弊，希望發揮儒家的原始精神，提出抑制君權而保障民權2、4，興辦學會（如康有為的強學會），並重視個人自主，自由平等，希望擴大民間社會及個人的功能，使之從政府的壓制中解放出來5-6、8。1905年，清朝廢除科舉，割斷儒學與利益分配的聯繫，儒家失去制度上的支持，只能以文化傳統的餘緒，綿延下去96。

**中華民國時期**
到了清末，儒家已沒有制度可供託身，儒學出現嚴重危機42、1。清末民初中國一再失敗，知識份子開始相信中國文化已經崩壞，儒家也受到猛烈抨擊，被認為是罪魁禍首，應為專制落後、貧窮疾病，以至裹小腳等各種弊病負責137。辛亥革命之後，儒家建制迅速崩潰，儒學失去具體託身之所37。袁世凱把儒家封為「國教」，使他登極的野心合法化，嚴重打擊儒家聲譽；孫傳芳、張宗昌等軍閥為了抬高自己的聲望也提倡儒家，進一步挫傷中國人對儒家的認同251，儒家文化象徵受濫用，使知識份子對儒家更為絕望55。儒家在新文化運動中首當其衝，成為反傳統的主要對象，被視為民主和科學的敵人232。隨著新式學堂取代科舉，儒家經典越來越沒有人讀。民國初年中小學堂的修身和國文課程，仍採用經訓和孔子言行；五四運動以後教育界主流則視讀經為大忌，教育內容中儒家思想所佔比重越來越輕，以至完全消失。一般人平時接觸不到儒家，就算是耳濡目染的也多是批評，儒家源泉在社群中有枯竭之象37-38。1920年代以來，反孔運動與民族主義結合多次湧現，儒家傳統的衰敗無可避免137-138。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毛澤東的批孔論述書
20世紀後半葉，由於中國陸續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等政治運動，儒家文化在中國大陸遭到大規模損害1，儒學在中國大陸一度處於沉寂狀態。
改革開放期間，儒家和老子莊子思想等廣闊的中國古典哲學，統稱國學，被評價為「中華民族優秀倫理道德」，官方鼓勵從中學習必不可少的商業道德。中國大陸後來又出現了80年代文化熱及國學熱。也有聲音認為國家幹部也必須修習儒家思想。
21世紀開始，中國大陸對儒家的論述日漸增多，在學術思想界出現了「大陸新儒家」群體，推動儒家復興運動。江澤民主政時期再度強調儒家和新儒家，對此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批評其想利用儒教的「君臣之道」、「大一統」、「帝王」、「正統」思想控制人民。2004年開始，中國與世界範圍內的大學等教育機構攜手設立孔子學院，其為宣傳講授漢語和漢文化，以建立良好外交關係為目的成立的公立機關。2005年以後，對儒家的再評價仍在進行中，慶祝孔子誕辰成為全國性活動，學校也在積極地將教授論語納入課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徹底破壞的儒家相關的史跡設施也在近年急速開展修復作業。2014年，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儒學相提並論。此外，一些新儒家學者更主張用儒家思想取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於其他區域之傳播與發展**

**漢字文化圈**

**臺灣**
臺南孔子廟
1665年鄭氏政權的參軍陳永華上奏時任延平王的鄭經，以成湯與周文王的治國方針，說服其推動教育5。1666年，全臺灣第一座孔子廟建成，這也是臺灣第一座官立的儒學學堂，被稱作全臺首學。當時廟學的國子監助教由著有《五經講義》葉亨擔任。另外，地方上也設立學校，只要年滿八歲就要入學。陳永華還制定科舉辦法，在天興州、萬年州，每三年有二次州試，合格後再通過府試、院試，就可進入太學就讀。此外為推動漢化，陳永華特別免除入學的原住民的徭役。鄭氏政權滅亡後，於康熙25年（1686）上任的第一任臺廈道周昌言：「本道自履任後，竊見偽進生員猶勤藜火，後秀子弟亦樂絃誦。」可見鄭氏政權於臺灣實施儒學教化卓有成效。
到了清領時期，臺灣各府設府儒學，縣設縣儒學，康熙年間總計全臺共有4座學宮。直到清廷割臺前夕，臺灣共設有13所儒學，其中有7所是鴉片戰爭後才建立的8。到了1894年，全臺灣教授儒學與漢字的社學（含番社學與民社學）總共已超過200間9。政府持續對原住民實施儒學教育，譬如張湄〈番俗〉詩之一：「鵝筒慣寫紅夷字，鴃舌能通先聖書；何物兒童真拔俗，琅琅音韻誦關雎。」
大安區龍安坡黃宅濂讓居公媽廳內部
1895年進入日治時期後，日本政府開始推動西化的公學校等現代義務教育，舊式漢學書房（私塾）日益被取代。雖兼重「國體論」與儒家思想，但隨著理化、歌唱、繪畫、體育等新課程的納入，傳統儒學已逐漸非教材重點20。1917年，日本政府開始整修臺南孔廟5，當時臺南廳長枝德二並撰文立碑說明整修始末，碑身為於今孔廟東南側。山田孝使的《臺南聖廟考》一書亦載有施工前後的孔廟平面圖。
在1930年代，臺灣曾發生儒墨論戰。黃純青等傾向墨家的學者曾表示墨學「正是今日治本救時之良劑」，至於張純甫等傾向儒家的學者則表示「勵志專攻孔孟之學，尚慮不遑暇給，何暇涉獵群書？歐風猖獗如今之臺灣，思想界之複雜，已達極點」。儒派力主傳統儒學，並痛斥墨學，而墨派則主張「儒墨並尊」才足以因應時代的需要。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開始以孔子誕辰作為教師節並紀念之NoteTag|此制原本1939年開始在中國大陸實行，但當時是以孔子農曆誕辰八月廿七做教師節，並於公曆同日期慶祝之。1952年方改為公曆的9月28日。。1966年，遷臺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認為國父思想係「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傳之道統」，並將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為高中國文課程。
到了2015年，全臺灣共有40餘座孔廟，其中有13個是由縣市政府管理的官方孔廟。此外，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目前仍設有由孔子後代擔任的世襲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孟子、曾子等儒家聖人後代也有出任各自的奉祀官。

**越南**
19世紀末越南參與科舉的儒生
儒家大抵在漢代已傳入越南，但當地一直沒有出色儒者或儒學著作。10世紀李朝成立，刻意採納儒家思想制度，儒家影響大增，深入政治領域，並擴展到教育、學術、文藝、文化風俗，地位逐漸提升，但在三教中未能取得優勢，僅與佛、道二家平分秋色。自15世紀後黎朝起，儒家超越佛、道二家，成為越南主流思想，滲透到社會的各階層，使越南一國的東南亞特質逐漸失色，中國文化佔了上風222。到18及19世紀，儒家影響最為深刻。越南儒家著重經世之學，對純理論的研究興趣不高，兼用漢字與字喃寫作，註解經典或討論儒學。朱文安是首位著書討論儒家經典的士人，其《四書說約》以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為基礎，介紹四書內容。胡季犛編有《明道》討論儒家思想。在17至19世紀，著名儒者有馮克寬、黎貴惇、吳時任、阮文超、嗣德帝等223-224。

**朝鮮半島**
1000塊韓圓上的李退溪像
朝鮮王朝的儒學化，比中國歷朝更為徹底。自14世紀起，朝鮮統治階層兩班就自視為儒學繼承人，儒學深入影響政治與士大夫。書院與鄉校數目眾多，使理學滲透到日常生活中。李退溪是最重要的儒者，闡釋朱熹學說，批評王陽明的心學，為教導君王，撰有《聖學十圖》，概括宋學所有重要觀點73，提出四端、七情之辨，將孟子四端與七情分屬理、氣。기대승則根據朱熹的觀點，與李退溪辯難，反對將四端與七情視為異質。其後李栗谷承繼奇大升的觀點，批評李退溪的四端、七情之辨263。朝鮮儒學的另一場重大辯論，是한원진和李柬之間的「湖洛論爭」，涉及「人性物性異同論」，以及「未發時之心體，是純善抑或有善有惡」264。韓國儒者認為，李退溪繼承了朱熹的道統，不像中國理學被王陽明心學所擾亂；甚至認為儒家文化可以溯源於周武王問道於箕子，而箕子也曾遊歷於古中國時期的朝鮮封地。韓國民間受儒家影響自認為比中國的更深，20世紀末，約有2%南韓人自認儒家信徒19-20。

**日本**
日本湯島聖堂大成殿
日本儒學化不及朝鮮，但在江戶時代，受教育的日本人都讀過四書75。仁義原則在日本儒家較為次要，受彰顯的是忠孝，尤其以忠為核心德目18。13世紀中葉，朱子學傳入日本，流傳於禪宗僧人與貴族之間199。南浦文之為《四書新註》加上訓讀，開創日本朱子學的新局面6。德川幕府早期，陽明學傳入日本，朱子學與陽明學都開始盛行民間，同時儒學不斷本土化，17世紀中葉，「儒學日本化」基本完成198-200。著名儒者山崎闇齋發揚朱子學，利用儒家術語重述日本的神道思想75，他與弟子佐藤直方都批評陸王心學199。幕府儒官熊沢蕃山則接受了王陽明的心學，使儒學更為活躍。其後荻生徂徠提倡古學，強調語言精確，回歸早期儒學之源，顯示出日本儒學的獨立性格75。室鳩巢日譯明朝範鋐《六諭衍義》，成為各藩寺子屋（私塾）的教科書，對庶民教育影響重大13。

**琉球**
明、清兩代，琉球派遣學生前往國子監求學，民間亦有不少人到福州求學。約在1632年，日本儒者泊如竹到訪疏球，傳入儒學，其後琉球人往往到日本購買四書4、6。1674年，華僑後人聚居地久米村創建孔廟；1718年設置明倫堂，教授儒學等學問，專為久米村子弟開辦，並未擴及至其他琉球士族。久米村儒者程順則曾遊學中國，拜謁曲阜孔廟，為琉球王族講解四書10-12，並到日本與荻生徂徠等儒者交往。1801年，首裡設立國學，其下並設「平等學校」13、18，國學教師選自留學北京國子監的學者，學規直接引用朱熹白鹿洞書院的教條，學額300名，既著重儒學，也重視漢語和官員實務訓練20-21。

**新加坡**
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為了改變社會風氣，提倡儒家倫理，吸納儒家倫理為教科書內容，並編製課程，把儒家列為「宗教知識」課程選項之一，但選修情況並不理想28。

**歐洲與美洲地區**
1687年由傳教士柏應理和殷鐸澤所翻譯的拉丁文版四書（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封面
歐洲的啟蒙運動亦有受儒家思想影響。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茲以及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即為其中最著名的兩位受儒家思想影響深厚的啟蒙運動時期學者。萊布尼茲與其弟子吳爾夫主張西方人應效法儒家之道德觀與理性，補足基督教文明之缺陷。並且認為中國應派遣傳道師至歐洲傳授儒學，以達成世界大同之理想。伏爾泰在其著作《論孔子》中，即說：「沒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對世界宣佈了更有用的真理」。他甚至在家中書房掛上孔子像，並認為儒家思想使中國政府運作達到了柏拉圖所說的「哲學家皇帝」的境界4。法王路易十五的御醫法蘭索瓦·魁奈曾建議效法儒教傳統祭祀，並曾獲路易十五與約瑟夫二世的採行，魁奈亦曾被稱為「歐洲的孔夫子」7。康德之理性批判哲學以及黑格爾之絕對理性精神之說，也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有些人甚至認為歐美的民主革命也有受到儒家思想的啟發。
此外，美國波士頓大學神學院院長南樂山與同事白詩朗（John H. Berthrong）及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曾提出「波士頓儒家」一詞。他們主要認同儒家傳統的普遍性，並且探討儒學資源可供西方社會運用的問題。南樂山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強調「儒學不僅僅只是東方民族的意識形態，而且是一種批判哲學」，並認為儒家與基督教可以互補。

**經書**
儒家經書是四書五經；戰國時，已有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之說2。儒家早期以五經為主，在佛教禪宗的挑戰下，宋代程朱理學以四書取代五經的地位100。明代開始，儒家把詩、書、三禮、易、春秋三傳、《論語》、《孟子》、《孝經》和《爾雅》合稱十三經2。

**五經**
《易經》卦象
五經是《詩經》、《尚書》、三禮（《儀禮》、《禮記》、《周禮》）、《易經》和《春秋》。《易經》是五經之首，原本是卜筮用書，有六十四卦和卦爻辭，相傳源自伏羲、周文王、周公和孔子229，孔子所作傳注10篇，稱為「十翼」，往往亦視為經文的一部份。《易經》卦辭爻辭據信都關乎道德倫理233、231，漢代以下，數以千計學者藉以闡釋哲理，可說是中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自歐陽修起，部份儒生開始懷疑十翼不是孔子所作，而是戰國時的作品；現代學者則指出經文其實形成於西周末年229、234、232。
《尚書》又叫《書經》，是中國最早的文獻，大多是虞代及三代君臣的詔令或訓話401-402，屬上古政書與帝王訓令的彙編，有道德教訓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