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收錄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約前11世紀-前6世紀）的詩歌305篇（除此之外還有6篇有題目無內容，即有目無辭，稱為笙詩六篇，題目分別是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和由儀）。原本叫《詩》，又稱《詩三百》《三百篇》。從漢朝起儒家將其奉為經典，遂也稱之謂《詩經》，而正式使用《詩經》一名，應該起於南宋初年。漢之後人們蒐集整理《詩》。其中最為著名也是流傳至今的，是漢景帝第三子河間王劉德、毛萇版本《詩經》，因此該版本又稱為《毛詩》。目前安徽大學藏戰國早期楚國版本的《詩經》是最早的《詩經》原始版本。《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成書過程**
《詩經》是陸續編輯成的，最古的是周頌，接著是大雅，其次是小雅，最晚的是商頌、魯頌和國風。
《詩經》中最早的作品大約成於西周初期，根據《尚書》上所說，《豳風·鴟鴞》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簡稱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後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係。最晚的作品成於春秋時期中葉，據鄭玄《詩譜序》，是《陳風·株林》，跨越了大約500年。
古人關於《詩經》的收集和編選，共有“王官採詩”和“孔子刪詩”、“獻詩說”三種說法：
*王官采詩說：《孔叢子·巡狩篇》載：“古者天子命史採歌謠，以觀民風。”《漢書·食貨志》中記載，周朝朝廷派出專門的使者在農忙時到全國各地採集民謠，由周朝史官彙集整理後給天子看，目的是瞭解民情。劉歆《與揚雄書》亦稱：“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漢書·卷三〇·藝文志》：「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孔子刪詩說：見於《史記》，據說原有古詩3000篇，孔子根據禮義的標準編選，整理出了共計三百零五篇的《詩》，宋代朱熹也基本肯定此說法。唐代孔穎達、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和方玉潤等皆懷疑此說。《左傳》中記載孔子不到10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經》，公元前544年魯樂工為吳公子季札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現在通常認為《詩經》為各諸侯國協助周王室採集，之後由史官和樂師編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參與了整理音樂的過程。無論如何，孔子以《詩經》為課本，對《詩經》重要性的肯定無庸置疑。
*獻詩說：見於《國語》，傳天子為了“考其俗尚之美惡”，下令諸侯獻詩。

**版本**
西漢初年，傳授《詩經》的主要有齊、魯、韓三家，分別出自齊人轅固、魯人申培和燕人韓嬰，《詩》經過三家註釋、傳授後，成為固定的帶有註釋性文字的版本，分別被稱為“齊詩”、“魯詩”和“韓詩”。齊、魯、韓三家所傳詩，依據的是秦以後成書的今文經（當時的“今文”指漢隸）。最初以魯詩最為盛行，齊詩次之，韓詩又次之。後來魯人毛亨、毛萇（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萇）自稱按子夏所傳“古文經”另闢蹊徑進行註釋（當時的“古文”指大篆，也泛指秦“書同文”以前六國各自的字體），自成一家，被稱為“毛詩”。在西漢不具學術權威性，而《漢書》僅提及其“自言子夏所傳”，到了魏晉時代才成為顯學。
三家詩認為《詩經》中涉及情愛的詩不雅，常加以各種附會解釋，將其解為歌頌或諷刺政治之作；毛詩則推翻三家之言，往往根據史書《左傳》中的歷史事件來解釋《詩經》的篇章。然而，學者王先謙在整理對比四家詩說時，發現毛詩的牽強附會現象也非常嚴重。且毛詩對詩經篇目進行了修改，如將邶鄘衛風分為邶風、鄘風和衛風，然而這三個地區是殷商畿內，殷亡後設立三監，實為同一地區。現今，三家詩皆散逸，僅《毛詩》一家流傳於世。其中《齊詩》亡於曹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北宋，另有《韓詩》流派的衍生著作《韓詩外傳》10卷倖存。
現存的《毛詩》每篇都有一個題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現在一般都認為解說文字除少數幾篇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但是《毛詩序》對後人的影響非常大。古人用典往往遵循《序》的解釋。《毛詩序》最大的缺點在於同樣具有穿鑿附會的痕跡，因而在後世儒家研究《詩經》的著作中被反覆推翻、論證。
現存的魯詩、齊詩和韓詩由王先謙集合前人從文獻中挑出的三家詩說的殘片，著重參考陳喬樅編集的魯齊韓三家詩，編成《詩三家義集疏》。
20世紀以來考古發掘出許多載有《詩經》文字的竹簡、木牘、帛書。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發掘出的漢代竹簡本《詩經》是現存的年代較早的詩經古本。2015年，安徽大學收購入藏的戰國竹簡安大簡記錄的《詩經》是目前發現的抄寫時代最早、存詩數最多的古本，竹簡年代約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間，屬戰國早中期，存《國風》詩58篇，與今本《詩經》編次多有不同，同一字句的寫法亦多有歧異，提供了豐富的通假字和異體字等異文材料。2021年荊州市的王家咀戰國楚墓出土竹簡包括《詩經》，其內容可與今本《詩經》十五國風的絕大部分詩篇相對讀。

**體例分類**
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關雎是國風的開始，鹿鳴是小雅的開始，文王是大雅的開始，清廟是三頌的開始。“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

**內容：風、雅、頌**
《風》又稱《國風》，一共有15組、按地區劃分，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檜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豳風”、“陳風”和“曹風”，共160篇，又被稱為“十五國風”。《國風》被普遍視為《詩經》中的文學精華部分，後人將其與屈原的《離騷》並稱為“風騷”。從風格上講，《國風》帶有濃烈的地方色彩；從內容上講，《國風》大多數是民間詩歌，作者除少數是個別貴族外，大多是民間人士。
對於《雅》的認識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是指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雅”有“正”的意思，把這種音樂看作“正聲”，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樂的區別。也有人說“雅”與“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稱呼。還有觀點認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樂。《雅》共105篇，分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小雅》為宴請賓客之音樂。《大雅》則是國君接受臣下朝拜，陳述勸戒的音樂。多數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間詩歌。其內容幾乎都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有讚頌好人好政的，有諷刺弊政的。只有幾首表達個人感情的詩。但是沒有情詩。「雅」在此可以指貴族官吏詩歌。
《頌》是貴族在家廟中祭祀鬼神、讚美統治者功德的樂曲，在演奏時要配以舞蹈，也可以專指宗廟祭祀用詩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篇，合稱《三頌》。其中《周頌》31篇，一般認為其中大部分都是西周前期時的作品、多作於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魯頌》4篇，認為可能是魯僖公時的作品；《商頌》5篇，自古以來一直相傳是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所作，不過，目前學界則傾向於認為是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詩歌。

**作法：賦、比、興**
“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朱熹《詩集傳》解釋：“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是指“鋪陳直敘”，是直陳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經過（直述法），一般多見於《頌》和《大雅》。“比”是指“託物擬況”，是打個比方，用一件事物比喻另一件事物（比喻法），如《鄘風．相鼠》《魏風．碩鼠》用可惡的老鼠來譬喻統治者的貪婪。“興”是指“託物起興”，是從一件事物聯想到另外一件事物；也可以說是：先言他物，再興起聯想（聯想法），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聯想到新娘出嫁時的美貌有如桃花盛放。
比：為以彼物比此物，彼物與此物能分離為二。
興：則為將客觀之事物（彼物）與主觀之情意（此物）融為一體。
比，比喻，用已知比未知，是以形體喻形體（象樹一樣高），色彩喻色彩（如花紅），光澤喻光澤（如玉潤），聲音喻聲音（似鳥叫），氣味喻氣味（同尿臊），動作喻動作（如兔快），感覺喻感覺（似狼殘），景況喻景況（時尚如潮水）。
《邶風·簡兮》：“執轡如組，兩驂如舞。”以形態比形態；
《唐風·椒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以某種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風·黍離》：“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感覺喻感覺；
興：朱熹：「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文心雕龍》：「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
《詩品》：「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現存篇目**

**國風**

**小雅**
注：鹿鳴之什的《南陔》《白華》《華黍》及南有嘉魚之什的《由庚》《崇丘》《由儀》今佚，僅餘篇名。本部分另有其他分法：鹿鳴之什、南有嘉魚之什、鴻雁之什、節南山之什、穀風之什、甫田之什、魚藻之什

**大雅**

**頌**

**相關著作及研究**
古代關於《詩經》的研究著作多為“註疏”類作品，重在從儒學角度解釋說明“詩三百”的微言大義。註疏是一種研究、註釋儒家經典的重要體例，其中“注”主要補充說明字義、通假、名物、制度等，也闡發義理；“疏”則是對經文和舊注的進一步說明，往往遵循“疏不破注”的規則，在注的框架之內進行闡釋說明。《詩經》古代最重要的註疏是《毛詩正義》70卷，定版於唐朝，沿用西漢毛公所傳《毛詩》的傳，東漢鄭玄在《毛詩》基礎上所作的箋，由唐孔穎達作疏，是唐朝官方修纂的儒家經典權威性釋義叢書《五經正義》中的一部，並在明朝官方修訂版的《十三經註疏》也被收作《詩經》的權威解釋。
其次有南宋朱熹的《詩集傳》。南宋朱熹和鄭樵往往打破《毛詩》的附會，另作新解。
清朝考據學盛行，治學日趨保守，力主恢復毛、鄭（毛亨、鄭玄）乃至西漢初年的三家詩之學。閻若璩作《毛朱詩說》，毛奇齡作《白鷺洲主客說詩》，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用意皆在否定朱熹之《詩集傳》。段玉裁寫《毛詩故訓傳》，孫燾寫《毛詩說》，用意則在否定鄭玄之說。再者，皮錫瑞作《詩經通論》，王先謙作《詩三家集疏》又進一步否定毛詩之說，要回復到齊、魯、韓三家詩義。
清代姚際恆《詩經通論》、牛運震《詩志》、崔述《讀風偶識》和方玉潤《詩經原始》等著作，改採「評點」的形式從文學批評角度鑑賞《詩經》。其中又以姚際恆、方玉潤的著作多有新意，大膽推翻前人陳腐之說，見識較為高明；而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訓詁《詩經》，方法周密，亦見解深刻。
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胡適是現代《詩經》研究的開路人。胡適將《詩經》視為文學作品，批判傳統經學把《詩經》用於教化的「附會」曲解之說，以返回文本自身意義的價值探索為目標。
現代對《詩經》的研究更多從現代人文學科語言學和歷史學的角度出發，側重於考察古今音韻不同，或者專注於蒐集可印證上古時期歷史的資料。上博簡出土竹書孔子詩論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大段論《詩》文字，據信出於孔子後學之手。

**評價與影響**
古代認為《詩經》是群眾的心聲，反映政治的得失，有「陳古刺今」的效用。在交際的場合，可以「賦詩言志」，借詩句來表示想講的意思。朝廷音樂機構中的樂官，可以諷詠詩句，暗示民心對施政的反應。春秋時期，各國之間的外交，經常用歌詩或奏詩的方法來表達一些不想說或難以言喻的話。
《詩經》為中國第一部純文學的專著，它開啟了中國詩敘事、抒情的內涵，稱「純文學之祖」。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確定了中國詩的修辭原則及押韻原則，稱「總集之祖」、「詩歌（韻文）之祖」。也是北方文學的代表，黃河流域文學的代表，平民文學的代表。
孔子對《詩經》有很高的評價。對於《詩經》的思想內容，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對於它的特點，則“溫柔敦厚，詩教也”（即以為詩經使人讀後有澄清心靈的功效，作為教化的工具實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孔子認為，研究詩經可以培養聯想力，提高觀察力，學習諷刺方法，可以運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從而達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即《論語》中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經》開啟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學的先河，亦開創了中國多年以現實主義為主的文學作品。胡適認為《詩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可以做社會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萬不可說它是一部神聖經典”。胡適強調訓詁，“如戴震、胡承珙、陳奐、馬瑞辰等等，凡他們關於《詩經》的訓詁著作，我們都應該看的。”例如：“黃鳥-{於}-飛”之句，“-{於}-”字不是“往”，而是“焉”，指“在那兒飛”。胡適還認為《嘒彼小星》一詩是描寫妓女送鋪蓋上店陪客人的情形。
李敖認為《詩經》中《蹇裳》一文中最後一句是“狂童之狂也且”，是指“狂童之狂也，且”，「且」則是指男性生殖器，為戲謔的粗話，白話為“你這小子神氣個什麼鳥啊！”還有認為《詩經》中的山有扶蘇一文中：「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 乃見狡童。」也是為戲謔的粗話，白話為“沒看見漂亮的小表哥，卻看見一個傻屌。”，而且還特別強調文中的「且」字一定要譯為「雞巴」、「屌」字，才不失原意。
王得臣《麈史》稱：“《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爻辭》說卦，罔不該矣，而獨不言眉與領。以餘觀之，若花之桂、楝、鞠，果之菠芰，草之蘅、芷、蔥、蒜、苔，木之楓、楠等，《詩》皆未之見。至《易》所不載者，如須、唇、肩、乳、臍等，亦未可悉數。又《爾雅·釋鳥》不及鶴，《釋蟲》不及蝶。物類至繁，偶有遺焉，無足異也。”

**古琴曲**
部份古琴曲以《詩經》篇章為題材創作，例如：鶴鳴九皋、大雅、關雎。

**參考文獻**

**引用**

**來源**
 胡適：《胡適文存》第四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談談詩經，頁556-566.- 楊伯峻：淺談《詩經》，中國古代文化史講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ISBN 7-5633-3938-8.- 錢念孫：《中國文學史演義》，正中書局.

**相關參考論著資料**

**歷代善本及研究**
以下為歷代善本及研究書目：-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正義》- 宋朱熹：《詩集傳》-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 高亨：《詩經今注》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