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濟慈

約翰·濟慈（John Keats，catIdx=Keats）是英國詩人，與拜倫、雪萊並稱為浪漫主義第二代詩人。濟慈的詩歌都在其去世前四年內發表，這些詩在他生前受到冷遇，但死後迅速出名。到19世紀末，濟慈已被認為是英語文學界的主要成員，並對前拉斐爾派影響深遠。1888年的大英百科全書稱他的一首頌詩為“最終的傑作”。博爾赫斯曾表示，與濟慈作品的相遇影響了他的一生。濟慈的頌詩是“帶有強烈感受性”的浪漫主義風格，藉由自然意象表達激情。如今，濟慈的詩歌仍在英語文學界佔據重要地位，其中尤以《夜鶯頌》、《希臘古甕頌》、《Sleep and Poetry》、《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最為出名。

**生平**

**早年生活**
濟慈於1795年10月31日出生在英國倫敦Moorgate，父親托馬斯·濟慈，母親弗朗西絲·濟慈（本名弗蘭西斯·詹寧斯）。濟慈具體出生地點不明，儘管似乎家人將他的生日記為10月29日，但洗禮記錄顯示他的出生日期是10月31日。 他是所有孩子中最年長的，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最小的妹妹弗蘭西斯·瑪麗·“芳妮”後來嫁給了西班牙作家Valentín de Llanos Gutiérrez。 濟慈的父親最初在其岳父約翰·詹寧斯的旅店當馬伕，後來他繼承了這家旅店，一家人也住在這裡。濟慈認為自己出生在這家旅店，一個卑微的出生地，但沒有證據表明這一點。如今這家旅店為環球酒吧所擁有，距離沼澤門地鐵站幾英里距離。 濟慈在St Botolph-without-Bishopsgate受洗，幼年進入Dame school學習。
父母本想送濟慈就讀伊頓或哈羅公學，但因經濟問題作罷。 1803年，濟慈被送至恩菲爾德鎮的約翰·克拉克學校學習，此處離他祖父母住處較近。相比其它名校，這所小型學校有更加自由的環境，課程安排也更為現代。 在克拉克學校就讀期間，濟慈表現出了對經典作品及歷史的愛好，這些愛好伴隨了他短暫的一生。濟慈與校長的兒子查爾斯·考登·克拉克成了好友，克拉克向他推薦了包括塔索、斯賓塞、查普曼在內的文藝復興作家。濟慈的朋友愛德華·福爾摩斯曾表示他性格急躁，“總是走極端”，懶惰且好鬥。不過在13歲時，濟慈決定將這些激情用於閱讀和學習，並因此在1809年夏天取得了人生首個獎項。
1804年4月，濟慈的父親從馬背跌落，因顱骨骨折去世，當時濟慈年僅8歲。 父親死前沒有留下遺囑，兩月後母親再嫁，四個孩子投奔居住在倫敦埃德蒙頓的外婆愛麗絲·詹寧斯。 母親在濟慈14歲時因肺結核去世，孩子的撫養權交給了祖母。母親在死前指定了兩個遺產保管者，理查德·阿比和約翰·桑德爾。那年秋天，濟慈離開克拉克學校，成為醫師托馬斯·哈蒙德的學徒。查爾斯·考登·克拉克仍與濟慈保持親密聯繫，他形容這段時光是“濟慈一生中最平靜的歲月”。 過早失去父母的悲傷始終影響著濟慈。年輕的濟慈非常鍾愛維吉爾，14歲時，他將維吉爾的長詩《埃涅阿斯紀》翻譯成英語。

**事業與創作**
從1814年起，濟慈擁有兩份遺贈，直至他的21歲生日。其中包括來自祖父約翰·詹寧斯的800英鎊，以及來自母親的8000英鎊（平分給四個孩子）。 似乎濟慈從未知曉800英鎊的遺贈，因此也從未申領。通常認為這可能是因為遺產保管者理查德·阿比的疏忽，但似乎阿比對這份800英鎊的遺贈也不知情。 濟慈母親和祖母的律師威廉·沃爾頓必然知道，並有義務將遺產信息傳達給濟慈，但他似乎並沒有這麼做。這對濟慈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響，經濟問題一直困擾著濟慈，他期望有足夠的金錢擺脫債務，更加獨立的生活。
結束在哈蒙德門下的學徒生涯後，濟慈於1810年10月成為了蓋伊醫院（如今隸屬於倫敦國王學院）的醫學生。不足一個月後，他便於醫院內協助進行手術。 由於濟慈曾長期接受醫療上的訓練，家人相信他將會在醫學方面發展；而當時濟慈的願望仍是成為醫生。 他與其它醫學生一起住在南華克聖托馬斯街28號，合住者包括後來成為發明家與墨水巨頭的Henry Stephens (doctor)。
作為醫學生的工作佔據濟慈越來越多精力，他不再有足夠時間寫作。濟慈的內心開始感到矛盾，他認為自己正面臨著嚴峻的選擇。 1814年，19歲的濟慈寫下了現存的第一首詩《斯賓塞模仿》。他被成為詩人的雄心所吸引，受到其他詩人如利·亨特和拜倫的鼓舞，卻又被經濟問題困擾，他患上了抑鬱症。他的兄弟喬治·濟慈寫道，“他害怕自己永遠也無法成為詩人，而假如他無法成為詩人，他就會毀了自己。” 1816年，濟慈取得了醫師資格證，這意味著他可以成為一名醫師、藥劑師或外科醫生，但在這一年末他告訴自己的監護人，自己決心成為詩人，而不是外科醫生。
儘管濟慈繼續在蓋伊醫院學習，但同時他也投入更多時間學習文學和詩歌，尤其是對十四行詩的研究。 1816年3月，濟慈的詩歌《噢，孤獨》發表在當時著名的自由派詩歌雜誌《考察者》上。 這是濟慈發表的首篇詩歌，朋友克拉克稱這次發表對濟慈十分重要，因為這證明了他的夢想可以實現。 這一年濟慈還寫了另一首詩《致兄弟》。 夏天，濟慈和克拉克來到馬蓋特海邊，在那裡他開始了信件寫作。返回倫敦後，他住在南華克迪恩街8號，並準備進一步學習以成為皇家外科醫學院成員。
1816年10月，克拉克將濟慈介紹給當時極具影響力的詩人利·亨特，亨特也是拜倫和雪萊的好友。五個月後，濟慈的第一本詩集出版，其中包括《我踮起腳站在山崗上》和《睡與詩》，這兩首詩都受亨特的風格影響。 這本詩集並未引起關注，只有雷諾茲在《冠軍》雜誌上對其表達了讚賞。 詩集出版商查爾斯&詹姆斯·奧利爾對此感到羞恥，於是濟慈迅速將出版商換成了弗利特街的泰勒&赫西。 與奧利爾夫婦不同，濟慈的新出版商對他的作品充滿熱情，在詩集出版後僅一個月，他們就計劃出版新的濟慈詩集，並向他預付了稿費。赫西成為了濟慈的忠實朋友，出版社裡有一間專門的辦公室供年輕作家們使用。這家出版社的作家包括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威廉·赫茲利特、John Clare、Thomas Jefferson Hogg、托馬斯·卡萊爾和查爾斯·蘭姆。
透過泰勒&赫西出版商，濟慈結識了律師理查德·伍德豪斯，他為出版社中作家提供文學和法律方面的意見，對濟慈的詩集印象深刻。儘管伍德豪斯形容濟慈“任性、脆弱，容易受驚嚇”，但他仍為其天才所折服，他認為濟慈可躋身英格蘭最偉大的作家之列。兩人結識後不久便成了密友，伍德豪斯盡其所能記錄濟慈的詩作，這些材料成為了後世研究濟慈作品的主要來源。 傳記作者安德魯·陌遜將伍德豪斯之於濟慈比作博斯韋爾之於塞繆爾·約翰遜的關係，伍德豪斯不遺餘力的宣揚濟慈的作品，為他在文壇爭取一席之地，並將他的詩歌推往更高處。後來，伍德豪斯也是在肯特郡格雷夫森德送別濟慈前往羅馬的朋友之一。
儘管首部詩集評價不好，但亨特還是將濟慈放進了自己的散文《三位年輕詩人》（雪萊、濟慈和雷諾茲），並且他也從濟慈的詩歌《初讀賈浦曼譯荷馬有感》預見了濟慈的前程。 亨特將濟慈介紹給圈子中的知名人士，包括《泰晤士報》編輯托馬斯·巴恩斯、作家蘭姆、指揮家Vincent Novello和詩人雷諾茲。 這是濟慈人生中重要的轉折點，這位年輕的詩人首次以亨特所稱“新派詩人”的形象出現在公眾視野。 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濟慈表示“除了心靈感情的聖潔和想象的真實外，我什麼也不確定想象中的美必為真理。” 這句話後來轉化為了《希臘古甕頌》末尾詩行“‘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這就包括 / 你們所知道、和該知道的一切”。1816年12月初，濟慈告知自己的監護人決定棄醫從文。醫學訓練花費了濟慈大量積蓄，儘管他的生活拮据，但仍為畫家Benjamin Haydon等人提供了借款，並且借給了弟弟喬治700英鎊。因大量借款，濟慈甚至無錢償還債務利息。
濟慈從醫學院退學，因為住處潮溼而連續患上感冒。1817年4月，他和自己的兄弟搬到了漢普斯特德，在那裡他與喬治一起照顧患有肺結核的弟弟湯姆。這座房子鄰近亨特以及他在漢普斯特德的圈子，也鄰近受人尊敬的第一代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1818年4月11日，濟慈記錄了他與柯勒律治一同在漢普斯特德荒野的散步。在給喬治的信中，濟慈表示他和柯勒律治談論了“許多事情，……夜鶯、詩歌、詩意感受、形而上學。” 大約在這段時間，濟慈被引薦給了Charles Wentworth Dilke和詹姆斯·賴斯。
1818年6月，濟慈和Charles Armitage Brown前往蘇格蘭、愛爾蘭和英格蘭湖區徒步旅行。濟慈的弟弟喬治和他的妻子喬治娜陪同濟慈前往蘭加斯特、利物浦，然後從那裡前往美國，一直在肯塔基州居住到1841年，而後因喬治投資失敗而返回英國。與濟慈其他兄弟一樣，喬治夫婦都死於肺結核，當時肺結核並無有效治癒方法。 那年7月，濟慈在馬爾島時患上了重感冒，“十分虛弱，嚴重發燒，無法繼續旅途”。 8月返回南部後，濟慈繼續照料湯姆，也因此將自己暴露在了結核病菌中。有人指出，濟慈的肺結核——他的“家族疾病”正是從這段時間開始發展的。 彼時人們對肺結核懷有偏見，總是將其與懦弱、壓抑的性慾或手淫聯繫在一起。濟慈在信中“拒絕為此疾病命名”，他的弟弟湯姆死於1818年12月。

**濟慈之家**
漢普斯特德荒野的濟慈故居
湯姆死後，濟慈搬到朋友布朗在漢普斯泰德的房子居住，現在人們已將那所房子認為「濟慈之家」，此處距離他的舊居有大約十分鐘路程。1818-1819年冬天格外漫長，但這也為濟慈提供了許多創作靈感，這一年可被稱為他的“奇蹟年”，他在這段時期寫下了人生中最為成熟的作品。 那時他受到赫茲利特關於英語詩歌系列講義的影響，並和詩人威廉·華茲華斯有過會面。 在朋友眼中，濟慈似乎過著舒適的生活，但事實上他常需從監護人阿比和別的朋友那裡借錢。
1819年4-5月，濟慈在這裡創作了五首頌詩，儘管5首詩的創作順序仍有爭議，但普遍認為它們以《Ode to Psyche》開篇。據房主布朗所說，濟慈在花園李子樹下寫下了《夜鶯頌》，他寫道“1819年春天，一隻夜鶯在房子附近築巢。它持續不斷的歌聲讓濟慈感覺快樂、平靜。有天早晨，他把餐桌前的椅子搬到了李子樹下，在那邊坐了兩三個鐘頭。回來時手裡夾著幾張文稿，悄悄把這些東西塞到了書裡。徵得他的同意後，我查看了這些文稿，它們有大概四五張，包含有對夜鶯歌唱的詩意感受。” 不過該房子的另一擁有者迪爾克卻極力否認這個傳聞，在理查德·蒙克頓·米爾恩斯於1948年出版的濟慈傳記中，迪爾克聲稱這一傳聞是“純粹的妄想”。
《希臘古甕頌》和《Ode on Melancholy》都以十四行詩形式寫成，或許創作於《夜鶯頌》之後。 濟慈的新出版商泰勒&赫西安排出版了他的長詩《恩底彌翁》，這首詩繼承了Thomas Chatterton的風格，濟慈稱其是“對我的想象力的測驗”。 此詩遭到了評論界的普遍批評，以致拜倫也調侃說濟慈“讓一篇批評文送了命”。John Wilson Croker在1818年4月的《Quarterly Review》中對此詩表達了嚴厲批評。 John Gibson Lockhart在《Blackwood's Magazine》中形容此詩“不動聲色的胡扯”。洛克哈特還諷刺性的寫道，“成為一名飢餓的藥劑師總要好過成為一個飢餓的詩人，所以請回到你的藥鋪裡去吧約翰先生，去搗鼓藥膏、藥丸和膏油盒去吧。” 洛克哈特在《布萊克伍德雜誌》為利·亨特圈子（包括濟慈和赫茲利特）取了Cockney School這個諷刺性的名字。這種敵意更多是來自政治而非文學批評，因為洛克哈特等人所批評的年輕作家們缺乏專業的詩歌教育，使用非正規的押韻和“低級用詞”，並且他們出生平凡，不像上層階級那樣畢業於伊頓、哈羅、牛劍等名校。
1819年，濟慈寫了《The Eve of St. Agnes》、《La Belle Dame sans Merci》、《海伯利安》、《蕾米亞》和一部戲劇《奧托大帝》（直到1950年才上演）。 住所花園賦予了詩歌《幻想》和《歌唱熱情和歡樂的詩人》的靈感。9月，濟慈的經濟狀況十分困窘，他考慮成為新聞記者或當隨船醫生。在絕望中，他帶著一本新的詩集拜訪了出版商，但出版商對這本詩集不感興趣，他們認為《蕾米亞》難以理解，並認為《聖阿格尼絲之夜》有一種 “瑣碎的厭惡感”和 "混合了感受與譏諷的‘唐璜’風格”，他們表示這是“一首不適合女士的詩”。 濟慈生前目睹的最後一部出版作品是《蕾米亞、伊莎貝拉、聖阿格尼絲之夜及其它》，這部詩集相較前兩部取得了更多好評，它後來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詩歌作品之一。

**伊莎貝拉·瓊斯和芳妮·布勞恩**
1817年濟慈在黑斯廷斯郊遊時結識了了女友伊莎貝拉·瓊斯。瓊斯被描述為是個美麗、天才、閱讀廣泛的人，她並非出身上層，但經濟穩定，並在後來成為了濟慈圈子中的一員。 濟慈從不掩飾他對瓊斯的吸引力，儘管他們似乎只是享受相聚卻從不作出承諾。濟慈記錄說1818-1819年冬天“常去她家”，在寫給喬治的信中，濟慈表示他“和她一同取暖”、“和她輕吻”。 和瓊斯的幽會給濟慈帶來了許多靈感，《聖阿格尼斯之夜》和《聖馬可之夜》或許都與她有關，《明亮的星》最初的靈感可能源自於她。 1821年，瓊斯是英國首先被告知濟慈死訊的人之一。
芳妮·布勞恩，攝於1850年
在漢普斯泰德居住期間，濟慈遇見並愛上了一位年輕的女鄰居，Fanny Brawne。布勞恩出生於1800年，濟慈的詩稿顯示他們在1818年11月相遇。 和濟慈祖父一樣，布勞恩的祖父也經營一家旅館，他們都有家庭成員死於肺結核。她與濟慈的母親、妹妹有共同的名字“芳妮”，她有關於服裝製作和語言的天賦，並喜愛戲劇表演。 1818年11月，她開始與濟慈熱戀，但因為當時濟慈的弟弟湯姆患病，濟慈需要時刻照顧他。
1819年4月，布勞恩和母親搬進了濟慈所住的房子，因此這對情人得以每天見面。濟慈借給布勞恩一些書，他們會在一起閱讀。濟慈將詩歌《明亮的星》獻給她，作為雙方愛情的證明。這首詩的創作一直持續到濟慈去世前幾月，詩的內容與他們的關係緊密相連。“他的一切願望都與芳妮有關。” 6月前的某個時候，他們達成了共識，但遠非是正式的訂婚。 因為濟慈知道，自己沒有什麼可提供的東西，他生活困窘，看不到前途。作為一個掙扎在困頓中的詩人，這首先就排除了與布勞恩的婚姻可能。他們間的愛情仍是無望的，“明亮的星”的妒忌開始啃噬他，黑暗、抑鬱、疾病環繞著他，這些都反映在了詩歌《聖阿格尼斯之夜》和《無情妖女》中，跟隨他的不止愛情，還有死亡。“我在散步途中冒出兩個奢侈的想法，”濟慈在信中寫道，“你的可愛，和我的死亡。”
1819年10月13日，在寄給布勞恩的信中，濟慈寫道：我的愛讓我變得自私。沒有你我將無法存在我可以忘記一切，卻仍想再見你一面我的人生似乎就停在那裡看不到遠處。你吸收我的一切，我感覺自己正在解體我很痛苦，因為我沒有希望再見到你……我驚訝於那些為宗教犧牲的人們我為此不寒而慄我不再驚訝我也能為我的宗教而犧牲愛情是我的宗教我能為此而死我能為你而死。濟慈的肺結核日益嚴重，醫生建議他搬往氣候較暖的地區居住。1820年9月，濟慈前往羅馬，他明白此行可能是與布勞恩的永別。離開後，濟慈不再寫信給她，但仍與她的母親保持通信。 五個月後濟慈死於羅馬。布勞恩寫給他的信都未存留。 濟慈的死訊一個月後才傳到倫敦，而後六年布勞恩都處在他去世的悲慟中。直到濟慈去世十二年後的1833年，布勞恩結婚並有了三個孩子，她比濟慈多活了四十年。

**羅馬最後時月**
濟慈在羅馬時的居所
1820年，濟慈表現出日益加重的肺結核症狀，二月初出現肺出血。1820年2月3日，濟慈首次咳血，他對查爾斯·阿米蒂奇·布朗說：“我知道血是什麼顏色，這是動脈血。我不能欺騙自己，這是我的死亡警告，我即將死去。”
他大量失血，後續醫師又為他繼續放血。接下來的夏天基本是亨特在倫敦照料濟慈。根據醫師的建議，濟慈決定與朋友Joseph Severn一同搬往意大利。9月13日，他們離開格雷夫森德，四天後登上瑪麗亞·克勞瑟號帆船。10月1日，帆船到達盧沃斯灣，兩人上岸後又返回船上，濟慈在此時完成了《明亮的星》最終版本。 去往意大利的航程並不順利：先是暴風雨，緊接著平靜的無風天氣又減緩了航行進度。到達那不勒斯後，船隻因當時英國的霍亂爆發而被隔離十日。濟慈於11月14日抵達羅馬，那時溫暖的天氣已經過去。
濟慈在1820年11月30日給查爾斯·阿米蒂奇·布朗寫了人生最後一封信：“對我來說，寫信是世上最困難的事。我的胃還是很難受，在我嘗試翻開書本時尤為如此——不過相比隔離時我已經好受許多了。然後，我害怕受到在英國時任何有趣事物的誘騙。我有種持續的感覺，似乎我的真實生活已經逝去，我活的像是個已死之人。”
濟慈搬進位於羅馬西班牙階梯的一座房子，這座房子現在是濟慈-雪萊紀念館。儘管有賽文和詹姆斯·克拉克醫生的照料，濟慈的健康狀況仍不斷惡化。濟慈接受的醫療照顧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 1820年11月，克拉克聲稱濟慈的疾病源自“精神衰竭”，而病因主要來自他的胃部。最終濟慈被症斷為肺癆（肺結核），克拉克醫生每天只為他提供一條鯷魚和一小片面包充飢，藉此控制飲食以減少流向胃部的血液。克拉克醫生還為病人放血：這在當時是標準的治療手段，卻也是造成濟慈虛弱的主要原因。 塞文的傳記作者蘇·布朗寫道：“他們本可使用小劑量的鴉片，而濟慈在啟程時也曾讓賽文買一瓶鴉片。賽文沒有意識到的是，濟慈將鴉片視為一種潛在的自殺手段。在航行中，濟慈曾想從賽文那裡取得鴉片，但賽文不讓。到羅馬後，濟慈又再次嘗試……賽文感到為難，所以最終他去找醫生，而醫生把瓶子拿走了。於是結果就是，濟慈遭受巨大的痛苦，卻沒有任何緩解手段。”當賽文和克拉克醫生拒絕給他服用鴉片酊時，濟慈非常生氣，他反覆質問“這種死後的存在還要持續多久？”

**去世**
1821年1月，濟慈的健康狀況緩慢而穩定的向肺結核最後階段惡化。他的屍檢顯示他的肺幾乎已完全解體。 濟慈咳血，渾身是汗，負責照料的賽文常看到他從睡夢中醒來，為自己仍活著而哭泣。賽文寫道：濟慈開始叫喊，直到我為他顫抖不已……大約四點，死亡接近了。（濟慈說）“賽文我扶我起來我正在死去我會死的輕鬆的；別怕振作起來，感謝上帝它終於來了。”我讓他靠在我的肩膀上。他喉嚨中的痰似乎在沸騰，一直到十一點，他逐漸死去，非常安靜，我甚至以為他還在睡夢裡。
1821年2月23日，濟慈在羅馬去世，他被埋葬在羅馬非天主教徒公墓。他臨終前請求葬於無名石碑下，只在石碑寫上“此地長眠者，聲名水上書。”賽文和布朗為濟慈樹立了墓碑，斷絃的里拉琴浮雕下刻有文字：這座墳墓下埋葬的是一位年輕的英國詩人，他躺在臨終床榻，內心悲苦，鑑於惡毒敵人的強大力量，他惟願在此墓碑寫下：此地長眠者，聲名水上書。——1821年2月24日位於羅馬的濟慈墓地這段墓誌銘來自卡圖盧斯LXX：一個女人對情人說的話，應當記在風裡，寫在水上。（Sed mulier cupido quod dicit amanti / in vento et rapida scribere oportet aqua）弗朗西斯·博蒙特的《The Nice Valour》第五幕第五場有類似臺詞：你所有的良好事蹟，都應當寫在水裡，但這個卻被刻在了大理石上。賽文和布朗在墓碑上添加了其它文字，以抗議他人對濟慈作品的批評。亨特將濟慈的死歸咎為《季度評論》對其長詩《恩底彌翁》的嚴厲攻擊。正如拜倫在敘事詩《唐璜》所寫：他那心靈，那天庭中的火焰一叢，
竟讓一篇文章把自個吹熄。葬禮後七週，雪萊在其詩《阿多尼》中悼念濟慈。 克拉克在濟慈墓旁種了他喜歡的雛菊。出於公共衛生考慮，意大利衛生局燒掉了濟慈房間的傢俱，重新刷牆並更換了門、窗和地板。 雪萊，這位濟慈最熱切的同伴，他死後的骨灰也被埋在同一公墓，賽文的墓地緊鄰濟慈。馬什在《泰晤士報》寫道：“這塊墓地舊區，濟慈下葬時幾乎還是荒地，但如今滿是傘松、香桃、玫瑰，和遍地的紫羅蘭。”

**影響**
濟慈墓地不遠處的浮雕
濟慈去世時年僅25歲，正式詩歌創作從1814年到1820年，只有六年時間，期間發表了四部作品。濟慈生前售出的詩集只有兩百多冊。 他發表的首部作品是1816年《考察者》雜誌上的《噢，孤獨》，最後一部作品是1820年去羅馬前出版的《蕾米亞、伊莎貝拉、聖阿格尼絲之夜及其它》。濟慈從詩歌學習到成熟創作的時間很短。
儘管濟慈詩歌創作生涯短暫而多產，但他主要的聲譽是建立為數不多的幾首頌詩上的。 並且也只有在他短暫生命最後幾年的創作中，才顯示出他死後被廣泛讚譽的內在激情。 濟慈因生前遭受的冷落而認為自己一生毫無成就，他在1820年2月給芳妮·布勞恩的信中寫道：“我身後沒有任何永恆的作品沒有任何能讓朋友為關於我的回憶而驕傲的東西但我仍愛著一切事物內在的美，如果我還有時間，我會讓自己被記住的。”
同時代許多著名詩人，例如亨特和雪萊，他們深知濟慈的天才和能力。 他的崇拜者稱他“以自己的脈動”思考，他的風格比以往任何詩歌作品都更加充滿感受力，更生動華麗，他“用礦石填滿了所有縫隙”。 濟慈在羅馬時常和雪萊通信，在他死後，雪萊宣稱是《季度評論》的惡毒批評殺死了濟慈。葬禮後七週，雪萊在絕望的輓歌《阿多尼》中表示，濟慈的早逝是個人與公眾造成的悲劇：你最後的、最可愛的希望已成泡影；
他是一朵鮮花，花瓣還沒有張開
便受到寒氣，沒有結實而喪了命；儘管濟慈曾寫道“假如詩歌不像是樹木的葉子那樣自然生出，那麼還是別寫為好，”但他早期的詩歌卻並非自然，而是帶有刻意和長期學習經典作品的痕跡。他有內在的詩意感受力，但最初創作詩歌時仍像是個年輕學徒。 濟慈的詩意感受來自朋友考登·克拉克早年推薦的經典作品，也與《考察者》主編利·亨特的偏好有關，濟慈小時候曾讀過這本雜誌。 亨特藐視由蒲柏主導的奧古斯丁或“法國”學派，並攻擊早期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這些詩人當時已四十多歲，是粗陋、晦澀、粗俗的代表，老派浪漫主義的聲譽正處於低點。事實上，在濟慈成為詩人的頭幾年裡，他也在作品中呼應了這些批評，並一度以“新派”詩人自居。這使得他與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拜倫關係疏遠，並且也為《布萊克伍德》和《季度評論》的嚴厲批評埋下了伏筆。 在濟慈去世時，他的評價與浪漫主義新舊兩代的汙點聯繫到了一起：包含有第一代浪漫主義詩人的晦澀和後續亨特“倫敦佬”派的缺乏專業性。濟慈死後的評論形象混合了某些評論諷刺的失敗者，以及雪萊後來描繪的死於敏感情緒的天才。
維多利亞時期，詩歌中開始流行放縱的幻想，於是濟慈的詩歌作品也被納入這類風格。作為主觀感受性的寫作標杆，濟慈的聲譽穩固增長。 濟慈的作品受到劍橋使徒派的力捧，其中成員包括後來成為桂冠詩人的丁尼生，他視濟慈為19世紀最偉大的詩人。 Constance Naden也是濟慈詩歌的崇拜者，他表示濟慈的天才隱藏在“對一切美的元素的細緻感受中”。 1848年，濟慈去世後二十七年，理查德·蒙克頓·米爾恩斯出版了首部濟慈傳記，為他後續成為英語文學重要人物奠定了基礎。包括約翰·艾佛雷特·米萊和但丁·加百列·羅塞蒂在內的前拉斐爾派受濟慈詩歌《聖阿格尼斯之夜》、《伊莎貝拉》和《無情妖女》啟發，創作了許多色彩鮮明的著名畫作。
阿爾加儂·斯溫伯恩在1882年的大英百科全書中稱“《夜鶯頌》是人類歷史最終的傑作”。 直到20世紀，濟慈的作品仍是許多詩人，例如威爾弗雷德·歐文、葉芝、艾略特的靈感來源，歐文將濟慈的去世日期記為哀悼日。 評論家Helen Vendler稱濟慈的頌詩“是英語這門語言的最終體現。” 喬納森·貝特認為《秋頌》是“每一代人都認同的近乎完美的英文詩歌”，M·R·雷德利稱這首頌“是我們語言中最完美無瑕的作品。”
哈佛大學Houghton Library收藏了大量濟慈信件和手稿。另外還有一些文稿收藏於大英圖書館、位於漢普斯特德的濟慈故居、位於羅馬的濟慈-雪萊故居，以及位於紐約的摩根圖書館與博物館。從1998年起，英國濟慈-雪萊紀念協會設立了年度Keats-Shelley Prize for Poetry。 1896年，皇家藝術學會藍色牌匾在濟慈故居揭幕。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曾表示，與濟慈作品的相遇影響了他的一生。

**傳記**
濟慈的傳記都不是生前熟悉他的人所寫。在他去世後不久，出版商隨即宣佈將出版《關於濟慈的回憶》，但濟慈的朋友拒絕配合，因此該出版計劃被擱置。李·亨特所著《拜倫勳爵和他的同僚們》給出了一些關於濟慈的第一手記錄，其中強調濟慈所堅持的卑微出身，這種誤解持續至今。 隨著濟慈在藝術界的出名，他的筆記、文稿、信件等逐漸被集結出版。 但早期敘述常有自相矛盾、偏向或爭議之處。 濟慈的許多朋友，例如布朗、賽文、迪爾克、雪萊，以及他的遺產保管者理查德·阿比，出版商泰勒，女友芳妮·布勞恩等人都在其死後發表過對他的評論。這些早期文本被後續的傳記參考引述，逐漸構成了濟慈充滿傳奇的一生。
雪萊宣稱濟慈的成就無法與其所受的痛苦分開，疾病使他衰弱，而細緻的情緒也無法與困苦生活協調，因此他被“精神化”，表現出現今人們想象的遭受痛苦的肺結核患者形象。 濟慈的首部傳記由理查德·蒙克頓·米爾恩斯所寫，出版於1848年。而後著名的濟慈傳記作者還有：Sidney Colvin、Robert Gittings、Walter Jackson Bate、艾琳·沃德、Andrew Motion。後續傳記因寫作時間較晚以及缺乏準確的肖像，濟慈的形象被誇大和浪漫化，成為了與貧困鬥爭、英年早逝的英雄主義浪漫詩人形象。現存多數濟慈肖像都於其死後所作，濟慈生前友人大多認為這些肖像沒有表現出他的特質和激情。

**其他描繪**
蓋伊醫院的濟慈雕塑
1973年，大英百科全書公司拍攝了《約翰·濟慈的一生》，電影由約翰·巴恩斯導演，濟慈的扮演者為John Stride，芳妮·布勞恩的扮演者為Janina Faye。
2009年英國電影《璀璨情詩》以濟慈與芳妮·布勞恩的愛情故事為主要內容，影片由新西蘭女導演珍·康萍編劇並執導。 故事情節改編自Andrew Motion在1997年出版的濟慈傳記，由本·威士肖扮演濟慈，艾比·柯尼施扮演芳妮·布勞恩。
桂冠詩人西蒙·阿米蒂奇為濟慈去世200週年紀念撰寫了詩歌《我以某人說話……》，這篇詩歌最初於2021年2月20日發表在《泰晤士報》。
2007年，一尊由Stuart Williamson創作的濟慈雕塑被放在了濟慈曾工作學習的蓋伊醫院，雕像由桂冠詩人安德魯·莫遜揭幕。

**書信**
濟慈的詩《死亡》，寫於荷蘭萊頓佈雷斯特街113號牆上
濟慈的書信最初集結髮表於1848和1878年。19世紀時，這些信件常被視為是無關緊要的文本，是對濟慈詩歌研究的偏離。 但到20世紀，濟慈的書信開始受到廣泛推崇，並如同他的詩歌一樣被研究，它們被視為英語書信文學的典範。 詩人艾略特稱這些信件“無疑是英語詩人寫下的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東西。” 濟慈曾花費大量時間思考詩歌本體，及其結構和影響，這顯示出濟慈超脫於現實處境的興趣，他非常容易受到形而上學、政治、時尚、科學等話題吸引。艾略特寫道，“濟慈關於詩歌作出的幾乎所有陳述都是正確的，並且甚至比他寫下的任何詩歌都更好，更成熟。”
濟慈加入他的文學圈子前的信件幾乎沒有存留。但從1817年春天起，大量文稿顯示出他高超的書信寫作技巧。 他幾乎明天都向朋友們、其他詩人、評論家、小說家、編輯們寫信，新的想法不時出現在這些日常分享新聞、取樂、評論時事的信件裡。這些新奇想法帶有超凡的幽默和批判力。 它們來自“不自覺的意識流”，來自了解自身本性和弱點後形成的本能。 當喬治前往美國後，濟慈在寫給他的信中常有大量細節描繪，因此這些信件也就如“真實的日記”，與濟慈的生活緊密相關。這些日記式的書信還附帶濟慈對自身哲學的探索，包含有細緻的描寫和想法的詩歌初稿。 Robert Gittings視這些信件為“精神日記”，它們不為特定他人所寫，而是為自身作出的綜述。
濟慈也常反思詩歌創作的背景和構成，部分信件被認為是對未來創作的詩歌的構想。 1819年2月到5月，他寫下了許多優秀的信件。 在寫給喬治的信中，濟慈探討了世界作為“造靈的山谷”的觀點，這為數月後創作的頌詩作出了預言。 此外，濟慈在信中還構造了Mansion of Many Apartments和變色龍詩人（Chameleon Poet）等理念，這些觀點獲得了公眾的注意。 關於詩意的心靈，濟慈寫道：它沒有自我它是一切，也是虛無它無個性它享受光與暗；……它讓有德的哲學家感到震驚，讓變色龍詩人感到愉悅。它喜歡黑暗面，這對它沒有危害，就如它也喜歡光明一面；因為兩者都以猜測而終。詩人是最無詩意的東西，因為他沒有特徵他持續的尋找並填充其它事物日月，海洋，男女，這些都是衝動的產物，它們富有詩意，有不變的屬性詩人沒有這種屬性；沒有特徵他絕對是神創造的萬物中最無詩意的東西。濟慈使用Negative capability表示我們“處於非確定性、謎團、疑問之中，但不帶有任何急躁追求事實和理由的能力……滿足於一半的知識”，相信個人內心感受力。 他後來又寫道“除了心靈感情的聖潔和想象的真實外，我什麼也不確定想象中的美必為真理無論它事先是否存在因為我也對所有愛之激情持有相同觀點，它們都在崇高的、創造性的本質之美中”，這些文本表達了濟慈對作為詩人的意義的看法。濟慈在給雪萊的信中寫道“我的想象是修道院，而我是修習其中的僧人”。1819年9月，在寄給雷諾茲的信中，濟慈感慨“這個季節多麼美妙空氣多麼清甜。溫度多麼柔和……我從未像現在這麼喜歡收穫的田野啊，好過寒氣四溢的綠色初春。不知為何，遍地谷茬看著溫暖就像有些圖畫也看著溫暖它們引我週日散步時駐足，然後我寫下了它”。 《秋頌》是濟慈最後一篇頌詩，是英語文學中最著名的詩歌之一，最後一節開頭如下：啊，春日的歌哪裡去了？但不要
想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樂——
當波狀的雲把將逝的一天映照，
以胭紅抹上殘梗散碎的田野；濟慈在書信中很少提及自己的童年以及現時困窘的生活，或許是因為談論這些事物有些尷尬。他從未談論過自己的父母。 在生命最後幾年，隨著健康狀況急轉直下，濟慈的關切轉移到了對絕望和病態的痴迷。1870年出版的濟慈與芳妮·布勞恩信件合集就集中在這一時期，這些信件體現出濟慈生命的悲劇性一面，在當時引發了廣泛批評。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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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參考**

**腳註**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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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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