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一少

三和一少，是1962年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等人對王稼祥的對外工作觀點的批判性總結：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後，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提出要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及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等觀點，被毛澤東等人總結為“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 王稼祥因此遭批判撤職，直至1979年撥亂反正時期獲平反。

**歷史**

**提出**
王稼祥
1958年毛發動旨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運動。1959年毛以打倒中共元帥彭德懷為契機發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這兩場運動疊加，在1959-1961年，中國大陸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最終導致中國出現餓死4000多萬人的大饑荒，但與此同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援助最踴躍的時期之一，中共不顧國力援助亞、非、拉國家。  1958-1962年，中共對外援助總計23.6億元人民幣，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主義國家為18.6億元，援助非洲國家5億元。1960年，中國援助幾內亞10000噸大米，援助剛果5000噸至10000噸小麥和大米。據《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1958年、1959年、1960年，中共出口糧食分別為：265.99萬噸、415.55萬噸、265.41萬噸。在大饑荒已大面積出現的1959年和1960年，中共出口糧食共計680萬噸，等於136億斤。 1960年中共中央發佈的「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定量標準的指示」規定，農村口糧最低可壓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糧以下，豐收地區最高不得超過每人每年400斤。按最高標準計算，136億斤糧食，相當於3,400萬人一年的口糧，可使3,400萬人免予飢餓。1960年1月，中共專門成立一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負責對外贈送現款、食品等，以換取亞、非、拉一些國家對毛的吹捧和在聯合國支持中共。因為此時正面對中蘇論戰公開化，雙方在西藏達賴喇嘛問題、臺海危機、中印邊界糾紛、“大躍進”等問題上發生爭論，1960年蘇聯突然撤走1390名在華專家、終止600份合同，中蘇交惡。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後，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等人提出了一系列穩妥務實的對外工作主張，徵得伍修權等部黨委的同意，聯名遞交了給中央的建議信，信的抬頭是負責外交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和陳毅三人。
信中主張，為有利於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恢復工作，爭取時間渡過困難，在對外關係方面應該採取緩和的而非緊張的政策，繼續堅持和平共處的外交方針，在國際鬥爭中不要四面樹敵，不能籠統地說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在同蘇聯的關係上，要抓住團結和反分裂的旗幟，防止雙方的鬥爭直線尖銳下去。應“把和平運動的意義講夠”，不要只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同時提出在困難形勢下中國對外援助應“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包括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要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採取和緩的方針，注意鬥爭的策略，以爭取渡過或減輕困難；為此，要避免中蘇關係的公開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國主義的鋒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國身上、要避免朝鮮式戰爭、採取談判手段解決中印爭端等。1962年春，王稼祥主持撰寫和審定了《關於支持別國反帝鬥爭、民族獨立和人民革命運動問題——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綱，認為：在我們目前處於非常時期的條件下，更要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餘地，不要滿打滿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適度收縮，預見到將來我辦不到的事，要預先講明，以免被動。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舉行爭取普遍裁軍的世界和平大會，中國派出了以茅盾為團長的代表團，代表團按照事先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商定好的“低調”方針發言，較多地強調高舉和平旗幟的立場；其中茅盾的講話稿由王稼祥主持起草，王稼祥認為，在裁軍大會這樣的場合，講話的側重點是要把和平問題講透，故講話稿了突出“和為貴”的思想。此後裁軍大會通過的共同文件比茅盾的講話稿的調子低得多，沒有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字樣，而蘇聯方面對中國代表團的做法也比較滿意，但引起了幾個亞、非國家代表的不滿。隨後毛澤東批評中國代表團說：“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

**批判**
但當時，毛的指導思想是：對帝國主義要鬥，對修正主義要鬥，對各國反動派要鬥，要多援助民族解放運動。1965年，毛澤東與劉少奇會見越南共產黨領導人黃文歡。
1962年夏，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康生等人批判性地總結了王稼祥的對外工作觀點，“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即“三和一少”。在8月舉行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把對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國內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聯繫起來，認為“黨內出現了新的右傾思想”。在9月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三和一少”遭到批判，此後王稼祥被實際撤銷了中聯部部長的職務，搬離中南海，不再是黨的重要領導人。1960年代起，中國共產黨在東南亞地區大力輸出共產主義革命，援助了包括印尼共產黨、馬來亞共產黨、越南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緬甸共產黨、泰國共產黨、菲律賓共產黨等諸多國家的共產黨組織和游擊隊。1964年2月，在接見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等外賓時，毛澤東再次提到：1962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以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裡更多。夏季我們開了工作會議、中央全會，把這些問題都抖落出來了。同年3月，毛澤東在聽取彙報時插話，“一九六二年，又鬧不講階級、不講階級鬥爭，各部門可不穩呢！鄧子恢要搞‘包產到戶’。王稼祥過去從來是有病，那半年沒有病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可積極哩！... 那時他們在國際上是要搞‘三和一少’，在國內是要搞‘三自一包’。”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發，“三鬥一多”戰勝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提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我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我國的對外援助也達到了新高。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張鬱慧在其論文《中國對外援助研究》引述，進入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曾幾次主張大幅增加中國的對外援助。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提出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來的2億元增加到5億元。而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數額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當年對外援助支出達到55.8391億元人民幣。曾經任中聯部部長的朱良在《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當時的對外援助金額之大：“最高時佔國家財政支出的6%～7%。”
康生等人又進一步提出建國前17年施行的是“三降一滅”的外交路線（亦有說法是王力把“三和一少”拔高到了“三降一滅”），毛澤東同意進行批判。王稼祥遭到批鬥和迫害，並遭到軟禁，於1974年病逝。

**後續**
撥亂反正期間，1979年2月，中聯部向中共中央報送了《建議為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無”問題平反的請示》。同年3月9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發出《關於為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的通報》，其中指出：康生、“四人幫”等人強加於中聯部和整個外事戰線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應予平反。
改革開放後，在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建議下，鄧小平決定不再搞革命輸出，斷絕了對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援助，大大改變了中國的周邊國家政府的關係。

**參見**
 三年困難時期- 反右傾鬥爭- 七千人大會- 三自一包- 三降一滅-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中蘇交惡- 三和路線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