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魔

《群魔》（改革前俄語：Бѣсы，改革後Bésy）係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另譯為《附魔者》，發表於1872年左右，有上下兩部。它被認為是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西伯利亞的流放中返回後寫作的四部作品之一，另外三部是《罪與罰》、《白痴》和《卡拉馬佐夫兄弟》。此書是對當時俄國社會和政治的諷刺，是心理學劇本，也是一部宏大的悲劇作品。

**概要**
小說的背景設置在1860年代的俄國，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當時在俄國盛行的政治和道德虛無主義可能帶來的災難後果。書中，一個虛構的城鎮因為野心家彼得·韋爾霍文斯基組織的一場未遂革命而成為焦點。而神秘的貴族形象尼古拉·斯塔夫羅金則是韋爾霍文斯基在道德方面的對應者，他對書中各角色的心靈與思想都造成了重要的影響。受西方影響的，理想主義的1840一代則由書中的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韋爾霍文斯基所代表（他是彼得·韋爾霍文斯基的父親，也是尼古拉·斯塔夫羅金童年時的老師）。陀思妥耶夫斯基暗示，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下的斯捷潘一代正是這個混亂、無助時代的幫兇。“群魔”佔據了這個虛構的城鎮。

**創作背景**
謝爾蓋·涅恰耶夫
1860年代末，俄國社會動盪不堪，由學生團體發起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運動此起彼伏。186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準備構思一本“小冊子小說”來針對這種激進主義。他注意到由年輕的謝爾蓋·涅恰耶夫組織的運動團體，特別是他們組織的謀殺事件——在莫斯科的彼得羅夫斯卡亞農業學院謀殺前團體成員4=伊萬·伊萬諾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從該校的學生，伊萬諾夫的妹夫那裡聽說到這個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位敘述者所持有的反激進主義，以及認為只有東正教和羅曼諾夫王朝才是俄羅斯的命運指引的說法抱有興趣。他為這起由涅恰耶夫思想蠱惑的謀殺案感到震驚，並決定為“這時代最重要的問題”寫一部政治小說。在此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寫一本哲學小說（標題是“一個偉大罪人的一生”），他在這本書中探討了由無神論思想引起的心理與道德影響。隨後，他把對當下政治的感想與正在寫作的哲學小說結合成了一部更宏大的作品，也即《群魔》。隨著寫作的進展，自由主義和虛無主義逐漸退居次位，因為此時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更多的關注非道德主義——以及為此而在書中創作的角色，有著超凡魅力的貴族人物尼古拉·斯塔夫羅金。
儘管當時的俄國已存在大量針對激進主義思想與行動的諷刺和攻擊，但《群魔》與這些反虛無主義作品不同，那些作品把虛無主義者描述為在一個非黑即白的道德世界中自私自利、滿嘴謊言的惡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虛無主義者有著與常人一樣的弱點，他們對世界的觀念是幼稚、理想化的，並對此充滿懷疑與破壞慾。在想象涅恰耶夫對謀殺的編排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嘗試“描述多種多樣、五花八門的動機，那些甚至能夠誘使最純潔的心靈、最無辜的常人去犯下滔天罪行的源泉”。在《作家日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較了自己年輕時的思想與社會當前的潮流，他認為自己年輕時也曾可能會去追隨涅恰耶夫式的人物。早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激進組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成員，為此他受到了逮捕並被流放至西伯利亞的監獄。他積極的參與了由該組織部分成員組成的秘密革命社團，這個社團的創建者兼領袖是貴族尼古拉·斯佩什涅夫，許多評論認為他在很多方面是書中主角斯塔夫羅金的原型。

**書名來源**
群魔從人體內飛出，進入豬群，並躍入大海 (The Miracle of the Gaderene Swine,  Briton Riviere, 1883)
《群魔》的書名來自馬可福音 5:1-20，當時耶穌和門徒來到格拉森鎮，撞見一個被魔鬼附身的人。
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思想”是一種危險的力量，它能引誘個人的意識並使之屈服。特別是對於那些遠離家園傳統的人，這種力量的驅使尤為明顯。翻譯家理查德·佩維爾 (Richard Pevear) 評論道，群魔是“各種從西方流入俄國的主義：唯心主義、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唯物主義、功利主義、實證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以及在所有這些主義背後的——無神論思想。”這種趨勢的反抗者（由書中的伊凡·沙托夫表述）認為，真正的俄國文化應當建立在俄國人民傳統的精神與信仰之上，但即便是這種觀點，它也不過是一種對於找回失去的某種事物的理想化表達而已，它只能為無數的主義再添軟弱無力的一筆。
在寫給朋友阿波羅·梅科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暗示了此書標題的靈感來自路加福音中耶穌在格拉森鎮的驅魔事件：“我們國家在發生著同樣的事，群魔正從俄國人體內飛出衝入豬群...它們會淹死的，然後這些脫離了群魔的人就能痊癒，就像他們坐在耶穌腳下一樣。”這部分聖經引文被用在了書中，在書的結尾，陀思妥耶夫斯基借臨終的斯捷潘之口表達了群魔與俄羅斯民族的關聯。

**敘述視角**
本書的敘述者是故事中的一個次要角色：安東·拉夫連季耶維奇，他是斯捷潘·韋爾霍文斯基的親密好友。這位敘述者年輕、正直、有教養和同情心，作為當地的一名公務員，他想記錄下這個小鎮發生的種種怪誕事件。儘管只是個次要角色，但安東似乎對書中各個角色和事件都有極其密切的瞭解，這種敘述方式類似於無所不知的第三人稱。根據Joseph Frank的說法，這種敘述方式允許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被這個充滿流言、猜想和醜聞的故事背景所影響，精準的描繪主要角色的行為與想法，就像是Greek chorus的表演一樣。”
敘述者的聲音機敏而不時帶有諷刺意味，並且偶爾會從心理學角度分析情節。但這種聲音並非一直存在，有時它似乎完全消失在了劇幕背後。書中的大部分情節都是由角色的對話、互動、暗示和解釋來推動的，敘述者對故事的講述只佔了一小部分。在《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中，俄國哲學家和文學理論家米哈伊爾·巴赫京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種敘事手法稱為復調，也就是使用多元的“聲音觀點”來塑造一個角色，並在人物的相互關係中不停地宣稱和定義他們。在此意義上，本書的敘述者就成為了用於表達各種觀點的代理人，他自己的意見則被交織在了這些紛雜的觀點之中。

**主題**

**信仰與無神論**
在寫給梅科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群魔》的主旨是“那些不時折磨著我的問題中的首要一個：上帝的存在。”書中大部分情節都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並且多數角色的言詞與行為也都與他們對此問題所持的立場緊密關聯。
陀思妥耶夫斯基將無神論視為俄國社會問題的根源。他在後來寄給梅科夫的信中說，“一個人如果背離了他的人民，拋棄了他的民族根基，那麼他也就失去了對他的祖先、他的上帝的信仰。”也是在這封信中，他提到了書中的角色斯塔夫羅金和斯捷潘·維爾霍文斯基，並將俄羅斯民族比作被耶穌治癒的附魔者。在書中，俄羅斯人失去了他們對民族的真正認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這種認同等同於對東正教的信仰），並試圖借用西方的各種思想潮流來填補這種信仰的空虛。這兩個角色，其一為教師，另一為魅力人物，他們對周圍的群眾造成了巨大影響——正如聖經中的比喻：群魔進入了豬群。直到最後，伴隨著對錯誤的認知，他們才有了得到救贖的機會——吉洪提出讓斯塔夫羅金作為基督徒修行（斯塔夫羅金拒絕了），而斯捷潘則走向了他的死亡。
斯塔夫羅金不願相信上帝，他是理性、聰明、獨立而自私的，但即使在斯捷潘老師的過度感染下，他自童年以來對精神的渴望以及感性的熱枕卻也從未離開過他。他不受恐懼和道德的約束，他的生活逐漸成為了一場以自我為中心的實驗，他為擺脫厭倦而冷漠的追求著無謂的事物。斯塔夫羅金心理的矛盾非常明顯的體現在他與吉洪的對話部分，在這裡，我們才僅有的窺見了他內心的真實狀態。在這次對話中，斯塔夫羅金的言語在理性、鎮定的世俗聲音與脆弱、懺悔的受難靈魂之間來回轉換。
書中的許多其他角色都受到了斯塔夫羅金這種雙重心理的影響。虛無主義者彼得·維爾霍文斯基沉醉於斯塔夫羅金憎恨世界、拋棄道德、渴望權力的一面，而沙托夫則被他強烈的憂鬱所感染。斯塔夫羅金關於基督作為最高理想的論斷將沙托夫“從死亡中驚醒”，然而他說服了沙托夫，卻始終沒有說服自己。相反，基裡洛夫則深陷於斯塔夫羅金的無神論講道——至高無上的不是上帝，而是人的意志——他決定以自殺殉道，藉此將全人類從神秘恐懼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斯塔夫羅金本人甚至也不相信自己的無神論，而且正如沙托夫和吉洪所注意到的那樣，出於自我折磨和逃避真理的願望，他一步步的陷入了邪惡的黑暗深淵。基裡洛夫將斯塔夫羅金的矛盾概括如下：“如果斯塔夫羅金信仰上帝，他又不相信他信仰上帝。如果他不信仰上帝，他又不相信他不信仰上帝。”

**自殺**
陀思妥耶夫斯基將俄國彼時不斷上升的自殺率歸結為民眾信仰的日漸衰微，以及由此而來的社會影響，例如家庭解體造成的後果。由無神論或不可知論帶來的自我毀滅傾向貫穿了整部文本，並且它也是題詞裡，聖經中豬群隱喻的指代對象。
除了主要由書中角色基裡洛夫所闡述的相關對話外，書中還有另外四處對自殺的描寫。第一處由本書的敘述者以軼事的形式講述，這個小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品行良好的小夥子，家裡人託付給他一大筆錢，他卻在幾天內將其揮霍一空。隨後，這個年輕人回到酒店，禮貌的向服務生點了一瓶紅酒，寫了一張便條，然後朝自己的心臟開了一槍。
第一個與情節相關的自殺者是基裡洛夫。作為一位自殺研究者，基裡洛夫在進行了幾場對話後（分別是與本書的敘述者，斯塔夫羅金，以及彼得·維爾霍文斯基）選擇將他的理念付諸實踐。對他而言，有兩類人會選擇自殺：首先是被突如其來的強烈情緒所壓倒的人，其次是那些經過了深思熟慮的人。他認為，如果我們拋棄兩個與生俱來的認知，也即對痛苦和對來世的恐懼，那麼每個人都會在深思熟慮之後選擇自殺。“上帝”，他說，“就是因怕死而引起的疼痛。誰能戰勝疼痛與恐懼，誰就將成為上帝。”在基裡洛夫的想法裡，他自己就是那個主宰著自己死亡的人，他將會展現出人類對痛苦和恐懼的超越，然後將全人類從發明一個上帝的需求中解脫。
小說末尾斯塔夫羅金自殺只有結合本書被刪減的部分才能得到完全理解。只有在與吉洪的對話中，斯塔夫羅金的巨大罪行，他的荒蕪內心，他“聖神的，先於尼采的對善惡邊界的超越嘗試”才顯現在我們眼前。儘管看似“瘋狂”，但本書敘述者卻著重強調了這場自殺的“理性”一面。過程的迅速，遺書的精煉，以及隨後有關斯塔夫羅金精神狀態的醫學意見，這一切都排除了瘋狂的可能性，都顯示出他在這場行為中的“理性”。
本書最後一次自殺是斯塔夫羅金在懺悔信中提到的小女孩馬特廖沙。她與斯塔夫羅金相遇後，她告訴母親她“殺了上帝”。而當她上吊自殺時，斯塔夫羅金就在隔壁，他知道她在做什麼。

**軼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視社會主義為洪水猛獸。翻譯家理查德·佩維爾 (Richard Pevear) 曾為《群魔》一書作序。根據理佩維爾的説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透過不幸的文學晚會（ill-fated literary gala）上對最後一位讀者的描述預示了後來於1917年奪權的著名革命家弗拉迪米爾·列寧的出現，他這樣説道：「一個大約四十歲的人，前後禿頂，有淺灰色的小鬍子，他……不停地舉起拳頭舉過頭頂，然後向下揮拳，彷彿要把某個對手碾成灰燼。」

**中譯本**
孟祥森譯《附魔者》於1979年由臺灣的遠景出版社出版。
南江譯《群魔》於1983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婁自良譯《鬼》於2001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臧仲倫譯《群魔》於2002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馮昭璵譯《群魔》於2010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李春雨譯《群魔》於2025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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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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