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羅·阿格紐

斯皮羅·西奧多·阿格紐（Spiro Theodore Agnew，9月17日）從1969年開始擔任第39任美國副總統，1973年辭職，是1832年的約翰·卡德威爾·卡爾霍恩之後唯一辭職的副總統，也是歷史上唯一因醜聞辭職的美國副總統。
阿格紐生於巴爾的摩，父親是希臘移民，母親生於美國。他曾就讀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後從馬爾的摩大學法學院畢業，曾是馬里蘭州聯邦眾議員詹姆斯·德弗勒克斯的助手。1957年進入巴爾的摩縣分區上訴委員會後，阿格紐於1962年當選巴爾的摩縣縣長，1966年又擊敗民主黨對手喬治·馬洪尼與獨立候選人海曼·普雷斯曼，成為第55任馬里蘭州州長。
阿格紐是知名中間派，美國此時正因民權運動混亂不堪，他抱持的法律與秩序立場頗得帕特·布坎南等人青睞，引起理查德·尼克松的注意。阿格紐在1968年共和黨全國大會上接受尼克松的提議成為副總統候選人，競選期間雖有不少失誤，但共和黨人對他的言談舉止很滿意，許多關鍵州的選舉結果可能就是因他改變。尼克松和阿格紐最後在大選中戰勝民主黨候選人、在任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和競選搭檔、聯邦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擔任副總統期間，阿格紐經常受命抨擊尼克松行政部門的政敵並轉向右翼，當時的保守派人士對總統採取溫和立場心存疑慮，但對副總統青眼有加。接下來他和尼克松又在1972年總統大選中輕取聯邦參議員喬治·麥戈文與競選搭檔薩金特·施萊弗獲得連任。
1973年，阿格紐因涉嫌陰謀罪、賄賂、勒索和稅務欺詐受到馬里蘭區聯邦檢察官調查。他曾在擔任縣長和州長期間收受承包商回扣，擔任副總統時仍然沒有收手。然而其案件與水門事件無關，阿格紐並未受到該事件牽連。起初幾個月他自稱無辜，後來對單項逃稅罪名「不予抗辯」並辭去副總統職務，尼克松提名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傑拉爾德·福特繼任。此後阿格紐的餘生平靜無波，極少公開露面，其創作的小說和回憶錄都有自我辯護內容。

**早年經歷**

**家族背景**
阿格紐出生時代的巴爾的摩市中心
斯皮羅·阿格紐的父親原名泰奧弗拉斯托斯·阿納格諾斯托普洛斯（Theophrastos Anagnostopoulos），於1877年左右在希臘加爾加利阿尼（Γαργαλιάνοι）出生。家族有可能從事橄欖種植，並因19世紀90年代的行業危機陷入貧困。阿納格諾斯托普洛斯於1897或1902年移民美國，在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定居並開辦小餐館，還把名字改成西奧多·阿格紐（Theodore Agnew）。阿格紐熱衷自學，一生鍾愛研究哲學，據親人回憶，他只會閱讀有助於自我提升的內容。1908年左右，他移居巴爾的摩並買下餐廳，經營期間與該市聯邦肉類檢驗員威廉·波拉德（William Pollard）成為朋友，波拉德和夫人瑪格麗特（Margaret）經常到他店裡吃飯。1917年4月波拉德去世，阿格紐開始與瑪格麗特交往，並於同年12月12日結婚。11個月後，兩人的兒子斯皮羅·阿格紐在1918年11月9日出世。
瑪格麗特·波拉德原名瑪格麗特·瑪麗安·阿克斯（Margaret Marian Akers），1883年生於弗吉尼亞州布里斯托爾，是家中老么，父母共有十個孩子。成年後她前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並在許多政府機構任職，嫁給波拉德後遷居巴爾的摩。她和波拉德育有一子羅伊（Roy），父親去世時羅伊還只有十歲。1917年瑪格麗特再婚並於次年生下斯皮羅後，一家人搬到巴爾的摩市中心附近、位於西麥迪遜（West Madison）街226號的小公寓居住。

**童年、教育，事業起步和婚姻**
伊諾克·普拉特免費圖書館巴爾的摩森林公園社區分館
根據瑪格麗特的意願，斯皮羅沒有進入父親信仰的希臘正教會，出生後不久便在聖公宗教堂受洗。不過，父親仍是家中掌舵人，對兒子影響很大。1969年斯皮羅宣誓就職副總統後，巴爾的摩希臘裔民眾以西奧多·阿格紐為獎學金命名，副總統到場講話時稱：“我對能在父親的光輝照耀下成長感到自豪，我的信仰和他一樣。”
20世紀20年代初，西奧多的生意蒸蒸日上，並買下更大的皮卡迪利（Piccadilly）餐館，一家人住進巴爾的摩西北部森林公園區（Forest Park）的別墅，斯皮羅先後進入加里森初中（Garrison Junior High School）和森林公園高中（Forest Park High School）就讀。但好景不長，1929年華爾街股災導致餐館關門。1931年當地銀行倒閉，一家人的積蓄血本無歸，被迫賣掉房子搬進小公寓。據阿格紐回憶，面對這樣的重大挫折，父親“只是聳聳肩就繼續工作，完全不會怨天尤人”。西奧多擺路邊攤出售水果和蔬菜，小斯皮羅幹兼職補貼家用，如運送雜貨、分發傳單。隨著年齡增長，斯皮羅越來越多地受到同齡人影響，開始與自己的希臘背景保持距離。他不願去上父親支付的希臘語課，希望別人叫他暱稱“特德”（Ted）。
1937年2月，阿格紐進入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在巴爾的摩北部新建的霍姆伍德校區學習化學專業。幾個月後，他感到學業壓力越來越大，對家中經濟問題和很可能發生戰爭的國際形勢憂心忡忡，難以專心學習。1939年，他決定將來要以法律而非化學安身立命，離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並開始在馬爾的摩大學法學院讀夜校。為了餬口，他白天在羅蘭公園區（Roland Park）第40街的馬里蘭財險公司擔任保險業務員。
阿格紐共在保險公司工作三年，升任助理核保人後結識人稱“朱迪”（Judy）的檔案管理員埃莉諾·朱德芬德（Elinor Judefind）。她和阿格紐在城內同一片社區長大，但此前素不相識，兩人約會、訂婚，直到1942年5月27日在巴爾的摩登記結婚，共有四個孩子，分別叫帕梅拉·李（Pamela Lee）、詹姆斯·蘭德（James Rand）、蘇珊·斯科特（Susan Scott）和埃莉諾·金伯利（Elinor Kimberly）。

**戰爭及戰後經歷**

**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至1945年）**
阿格紐結婚時已被徵召加入美國陸軍。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不久，他開始在南卡羅來納州克羅夫特營（Camp Croft）接受基礎訓練並結識各色背景人士：“我以前一直過著受到重重保護的生活，這下很快就感到不知所措”。他後來被送到肯塔基州諾克斯堡候補軍官學校，並在1942年5月24日（婚前三天）獲封少尉。
度過僅僅兩天的蜜月後，阿格紐返回諾克斯堡服役，有時轉調到附近的坎貝爾堡（Fort Campbell），在各種管理崗位工作兩年後於1944年3月受命遠赴英格蘭，為諾曼底登陸預熱。連續幾個月在伯明翰待命後，他於1944年下半年被派到法國，成為第54裝甲步兵營的替補軍官。阿格紐一度擔任步槍排長，很快晉升服務連連長。第54營加入第十裝甲作戰第二司令部，曾參與突出部之役中的巴斯托涅戰役，共戰鬥39天。此後第54營進軍德國，經過曼海姆、海德堡和克賴爾斯海姆的戰鬥後在戰爭結束時抵達巴伐利亞加米施-帕滕基興。阿格紐於1945年11月回國並退伍，獲頒戰鬥步兵徽章和銅星勳章。

**戰後經歷**
阿格紐退伍後繼續研習法律，併成為巴爾的摩史密斯和巴雷特（Smith and Barrett）律師事務所的法律助理。此時他的人生經歷基本無關政治，名義上像父親一樣是民主黨人。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萊斯特·巴雷特（Lester Barrett）告訴阿格紐，如果有意從政，加入共和黨更有前途。巴爾的摩及其郊區已經有許多雄心勃勃的民主黨青年，能幹而且品貌兼優的共和黨人很少。阿格紐接受建議，在1947年攜同妻兒遷至巴爾的摩郊區盧瑟維爾（Lutherville）時登記為共和黨選民，但沒有馬上參與政治。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縣陶森法院
1947年，阿格紐畢業並獲法學士學位，同年通過馬里蘭州律師執業資格考試。他在巴爾的摩市中心開辦的律師事務所業績一般，於是又幹起保險調查員。一年後，他進入施雷伯（Schreiber）連鎖超市工作，主要負責商場防盜。除1951年因朝鮮戰爭爆發短暫返回部隊外，阿格紐在施雷伯持續工作四年，然後於1952年辭職繼續從事法律工作，專攻勞動法。
1955年，萊斯特·巴雷特獲選到巴爾的摩縣縣城陶森出任法官。阿格紐將事務所遷至陶森，並把家從盧瑟維爾搬到同屬巴爾的摩縣的萊文湖（Loch Raven）。他在這裡過著典型的郊區生活，是當地學校的家長教師聯誼會主席，還加入國際同濟會，並參與各種社會及社區活動。。用歷史學家威廉·曼徹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話來說，阿格紐這段時間的休閒愛好都屬於典型中產階段文化：“最喜歡的音樂家是勞倫斯·韋爾克（Lawrence Welk）……看巴爾的摩小馬隊比賽，聽曼託瓦尼的音樂，閱讀《讀者文摘》濃縮版之類文字。他重視秩序，對循規蹈矩有幾顯強迫的堅持”。

**進入公眾視野**

**政壇覺醒**
1956年，阿格紐出馬競爭巴爾的摩縣議員的共和黨候選人位置，這也是他首度爭取政治公職。雖遭地方黨派領導人拒絕，但他還是積極為共和黨候選人奔走競選。共和黨經過選舉出人意料地拿下議會多數席位，於是投桃報李任命阿格紐進入縣分區上訴委員會，任期一年，年薪3600美元。分區上訴委員會屬準司法機關，對阿格紐的法律實踐幫助很大，而且他對職位帶來的威信也非常受用。1958年4月，他再度獲得任命，擁有完整的三年任期，期間還當上委員會主席。
馬里蘭州的政治傳統是在任法官只要有意尋求連任就不會有人出來競爭，但1960年11月選舉期間阿格紐決定挑戰傳統，競選巡迴法院法官職位，最終一敗塗地，在五名候選人中得票數墊底。選舉雖然失利，但他的名氣提升顯著，民主黨對手視他為冉冉升起的共和黨新星。民主黨在1960年選舉後重奪縣議會多數席位，然後立即解除阿格紐在分區上訴委員會的職位。朱爾斯·威特科弗（Jules Witcover）撰寫的阿格紐傳記指出：“民主黨人粗暴開除阿格紐引起媒體關注，把他描繪成受政治機器排擠的忠實公僕”。為充分利用民眾的政治補償心理，阿格紐希望獲得1962年共和黨提名，競選馬里蘭州第二國會選區聯邦眾議員。黨派雖然選中更有經驗的小約翰·法夫·西明頓（J. Fife Symington Jr.），但也不想浪費阿格紐在地方的支持率。最後他接受建議競選縣長，該職位自1895年開始就一直由民主黨把持。
1962年選舉期間，民主黨的內部爭鬥令阿格紐勝算大幅提高。本已退休的前縣長邁克爾·伯明翰（Michael Birmingham）和繼任者克里斯蒂安·卡爾（Christian H. Kahl）發生矛盾，伯明翰在共和黨初選中戰勝卡爾。與年勢已高的共和黨對手相比，阿格紐以承諾改革的“白衣騎士”形象競選，倡議通過反歧視法案要求公園、酒吧、飯店等公共設施向所有民族開放；還提出各種伯明翰等任何馬里蘭州民主黨人在不得罪支持者前提下無論如何都不會考慮的政策。11月的選舉雖有副總統林登·約翰遜為伯明翰站隊，但阿格紐還是以七萬8487票擊敗獲得六萬零993票的共和黨對手。西明頓在國會議員選舉中不敵民主黨人克拉倫斯·朗（Clarence Long），阿格紐至此成為馬里蘭州職位最高的共和黨官員。

**縣長**
伯明翰發生的浸信會教堂爆炸案，阿格紐反對此類遊行示威活動
阿格紐擔任縣長四年期間基本保持溫和進步的執政風格，他新建學校、提升教師薪酬、改組警局、改善供水和排汙體系。反歧視法案的通過為他贏得自由派名聲，但影響範圍僅限於九成七居民是白人的巴爾的摩縣。隨著民權運動日趨激進，阿格紐與運動人士的關係偶顯緊張。他在許多涉及私有財產的種族隔離糾紛中抱持優先考慮法律與秩序的立場，而且特別反感任何形式的抗議示威。1963年9月，亞拉巴馬州伯明翰的第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爆炸案導致四名兒童死亡，但阿格紐卻拒絕出席巴爾的摩教堂舉辦的追悼會，而且得知民間組織示威活動聲援受害者時發聲譴責。
擔任縣長期間，阿格紐有時會因與富裕且頗具影響的商人走得太近受批評，他還繞過正常招標程序，將三位共和黨友人的姓名登記為縣保險經紀人，此舉足以確保他們獲得大量佣金收入，阿格紐因此受到任人唯親的指控。面對此類指控，他通常的反應是在道德上表示憤慨，譴責對手“以令人髮指的手段扭曲事實”，堅稱自己一向重視個人誠信，否定有任何不當行為。理查德·科恩（Richard M. Cohen）和威特科弗指出，當上副總統後，阿格紐面對貪腐指控的自衛手段沒有任何變化，最終辭職下臺。
阿格紐在1964年總統大選中反對共和黨領軍人物，保守派人士貝利·高華德，他起初支持加利福尼亞州溫和派聯邦參議員托馬斯·庫切爾（Thomas Kuchel），但正如威特科弗所說的那樣，庫切爾“胎死腹中”，根本沒有成為黨派提名大會的考慮人選。賓夕法尼亞州溫和派州長威廉·斯克蘭頓（William Scranton）在提名大會上失利後，阿格紐勉強表態支持高華德，但他私下認為高華德立場過於極端，這樣的候選人會導致共和黨在大選中毫無勝算。

**馬里蘭州州長（1967至1969年）**

**1966年選舉**
位於州首府安納波利斯的馬裡蘭州議會大廈
隨著四年縣長任期即將結束，阿格紐深知縣內民主黨人已經修復裂痕，連任希望微乎其微。於是他在1966年爭取共和黨州長候選人提名，憑藉黨派領導人支持在四月輕取對手贏得初選。
民主黨共有三人爭奪黨派提名，其中溫和派、自由派和鐵桿種族隔離主義者各一人，結果常年競選公職但從未勝出的種族隔離代言人喬治·馬洪尼（George P. Mahoney）贏得初選，令人大吃一驚。民主黨因此四分五裂，巴爾的摩主計長海曼·普雷斯曼（Hyman A. Pressman）眼見有機可乘，作為第三黨候選人加入州長寶座爭奪戰。全州最富裕的蒙哥馬利縣出現氣勢蓬勃的“民主黨人支持阿格紐”組織，州內各地的自由派蜂擁至阿格紐旗下。馬洪尼極力反對居住區種族融合，他利用緊張種族局勢提出極具煸動色彩的競選口號“家園就是你的城堡，需要你來悍衛！”。阿格紐稱共和黨候選人就是三K黨的代表，選民要在“光明、純潔、充滿勇氣的正義之火與烈火焚燒的十字架”間決擇。最後他在11月的大選中得到七成黑人選民支持，以45萬5318票戰勝得票37萬3543的馬洪尼，普雷斯曼也拿到九萬零899票。
1966年各縣選舉結果，紅色代表阿格紐勝出，藍色代表馬洪尼佔優
競選結束後，證據表明老虎機行業曾三次企圖向阿格紐行賄，金額分別為兩萬、7.5萬和20萬美元，只要求他承諾不會對維持南馬里蘭州老虎機合法地位的法律行使否決權。阿格紐雖未收受賄賂，但也沒有將事件上報。為此他的自辯理由是沒有發生實際賄賂行為，只停留在提議階段：“沒有人帶錢來找我”。此時切薩皮克灣的第二座跨海大橋已完成規劃（但後來一直沒有開建），阿格紐在大橋計劃佔用的地塊附近擁有土地，反對者聲稱其中存在利益衝突，而且阿格紐的部分合夥人與巴爾的摩縣同期還有其他商業交易。阿格紐否認利潤衝突和行為失當指控，稱地塊已經不在巴爾的摩縣和他的管轄範圍，但他隨後還是將其轉賣。

**州長任期 **
阿格紐擔任州長期間推動的議程包括稅收改革、淨水法規，以及廢除異族通族禁令。他還擴充社區衛生計劃，向低收入者提供高等教育和就業機會，並採取措施逐步終結學校中的種族隔離。他的公平住房效果有限，僅對超過一定規模的新項目適用，但依然是梅森-迪克森線以南地區通過的第一部同類法律。阿格紐還想通過新版州憲法，但被參與公投的選民否決。
整體而言，阿格紐始終同州議會保持一定距離，更熱衷和商人打交道，有些早在他擔任縣長期間就已交好，例如萊斯特·馬茨（Lester Matz）和沃爾特·瓊斯（Walter Jones）就是最早鼓勵阿格紐競選州長的朋友。州首府安納波利斯的官員也發現州長和商界關係密切：“他身邊好像一直都有商界人士”。部分人士懷疑，阿格紐可能沒有直接收受好處，但卻默許周圍的人利用他來獲利。
H·拉普·布朗（圖）在馬里蘭州劍橋的演說引發騷亂
阿格紐公開支持民權運動，但對部分黑人領袖的激進手段頗為反感。1966年選舉期間，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領導人羅伊·威爾金斯（Roy Wilkins）曾公開表態支持阿格紐。1967年中期，全國範圍的種族局勢漸趨緊張，黑人的不滿及民權領袖的過分自信更是火上澆油。許多城市發生暴亂，激進學生領袖H·拉普·布朗（H. Rap Brown）1967年7月24日極具煸動意味的演說也在劍橋激起騷亂。阿格紐的關注重點是維持法律與秩序，他譴責布朗就知道煽風點火，聲稱“我希望他們把他關起來並把鑰匙扔掉”。約翰遜總統指派的克納委員會經過調查指出，種族暴亂主要是由制度化的白人種族主義引起。阿格紐提出異議，稱“自由放任的社會風氣和受人誤導的同情心”才是主因，還稱：“爆炸般劇烈的場面並非持續幾世紀的種族主義和剝削導致，而是違法行徑得到社會接受和異見者偶爾的出格舉動造成”。1968年3月，傳統黑人院校鮑伊州立大學發生學生抵制運動，阿格紐再度指責“外來鼓動分子”，拒絕與學生談判。學生委員會前來首府要求面談時，阿格紐下令關閉該校並逮捕兩百餘人。
1968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遇刺後，美國各地動亂四起。事態於4月6日蔓延到巴爾的摩，全城徹底陷入混亂並持續三天三夜。阿格紐宣佈該市進入緊急狀態並召集國民警衛隊。秩序恢復時已有六人死亡，四千餘人被捕，消防隊共撲滅1200起火災，大片城區發生搶劫。4月11日，州長召集上百名溫和派黑人領袖齊聚州議會大廈，但雙方並未如許多人預期的那樣和平對話，探討可操作的未來計劃。阿格紐嚴辭譴責眾人未能控制激進分子，指控他們怯弱退縮甚至合謀。現場代表西德尼·丹尼爾斯（Sidney Daniels）牧師斥責州長對待他人缺乏基本尊重，然後走出會場。許多人尾隨丹尼爾斯離開，剩下的部分代表從社會經濟學角度分析動亂產生的原因，但阿格紐根本聽不進去，又進一步指摘眾人。許多生活在郊區的白人居民認同阿格紐的做法，約九千人通過電話、信件或電報表態，其中支持他的超過九成。亞利桑那州州長傑克·威廉姆斯（Jack Williams）、加利福尼亞州前聯邦參議員威廉·諾蘭（William Knowland）等共和黨保守派重量級人士向他致敬。但對於黑人社區而言，4月11日卻是他們與阿格紐關係的轉折點。昔日認可州長民權立場的黑人選民感到背叛，州議會某參議員稱：“他出賣我們……他的思想和言辭與喬治·華萊士如出一轍”。

**副總統候選人（1968年）**

**背景：洛克菲勒與尼克松**
阿格紐原本支持的1968年總統人選是納爾遜·洛克菲勒（圖）
1968年4月的動亂髮生前，阿格紐的形象一直是自由派共和黨人。他從1964年就開始支持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競選總統，並在1968年大選臨近後成為“選洛克菲勒當總統”公民委員會主席。1968年3月21日，洛克菲勒在電視講話中明確表示無意參選，這對他的支持者幾如當頭一棒，阿格紐身為競選活動的重要負責人居然沒有提前收到任何通知，對此他備感懊惱和羞辱，覺得這無異於人身攻擊，是公然打擊他的信譽。
洛克菲勒退選幾天內，阿格紐就受到前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者追捧，尼克松此時正在爭取共和黨提名，而且局勢頗為明朗。阿格紐對尼克松沒有敵意，洛克菲勒退出後，他覺得前副總統或許就是合適的“第二人選”。3月29日兩人在紐約會晤，雙方相處融洽。阿格紐在四月巴爾的摩騷亂後的言行頗得帕特·布坎南等尼克松陣營保守派人士青睞，尼克松本人也對他青眼相看。4月30日洛克菲勒又重新參選，阿格紐態度冷淡，稱州長可能很有潛力，但他無意表態支持：“他退出後已經發生很多事……我覺得有必要重新審時度勢”。
五月中旬，尼克松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大衛·布羅德（David Broder）採訪時稱，可能會邀請馬里蘭州州長作為競選搭檔。阿格紐繼續同候選人的高級助手及尼克松本人會晤，外界逐漸認定他將會加入尼克松陣營。在此期間，阿格紐又表示除完成四年州長任期外，他暫時沒有任何在政治上更進一步的打算。

**共和黨全國大會**
1968年共和黨全國大會定於八月在邁阿密海灘召開，尼克松在準備期間與幕僚探討的競選搭檔人選包括保守派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羅納德·里根，以及更傾向自由派的紐約市市長約翰·林賽（John Lindsay）。他覺得這些人名氣太大，會導致派系爭鬥，選票分散，所以想找不那麼引人注目的人物。尼克松沒有提出中意人選，在此階段尚未考慮馬里蘭州州長。阿格紐不打算表態支持任何主要候選人，作為馬里蘭州擁戴的地方侯選人隨同州代表團參加大會。
8月5至8日大會期間，阿格紐放棄地方擁戴候選人地位，支持尼克松獲提名，尼克松於是在首輪投票就以微弱優勢勝出。接下來討論副總統候選人期間，尼克松沒有馬上公示人選，黨內各派人士自認能影響他的決定，南卡羅來納州聯邦參議員斯特羅姆·瑟蒙德還在黨派會議上自稱對副總統人選擁有否決權。尼克松顯然希望競選搭檔是中間派人士，現場聽聞他的第一人選是阿格紐後反應冷淡並討論其他人選，部分黨內人士覺得尼克松可能早就已經決定選擇阿格紐，對其他人選的考量不過是走走過場。8月8日，尼克松與顧問及黨派領導人經過最後一次會議後宣佈邀請阿格紐作為競選搭檔，隨後又將決定向媒體公佈。與會代表當天正式提名阿格紐後休會。
阿格紐在會上的演講自稱根本沒想到會獲提名，他此時在全國範圍的知名度還非常有限，許多人對共和黨提名的反應是：“斯皮羅？誰啊？”亞特蘭大三名路人在接受電視採訪時都不知道他是誰，一人以為阿格紐“是某種疾病”，另一人以為“是某種蛋”，還有一人稱阿格紐“是希臘裔造船廠老闆”。

**競選**
1968年大選期間，尼克松－阿格紐陣營的對手分為兩派：民主黨人經過暴力充斥的黨代表大會選擇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和緬因州聯邦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擔任旗手。前亞拉巴馬州州長、種族隔離主義者喬治·華萊士以第三黨候選人身份加入競爭，預計美國深南部是他的票倉。尼克松是1952和1956年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的競選搭檔，對將軍競選班子當時施加的重重限制刻骨銘心，所以明確表示支持阿格紐，並讓他在很大程度內自主發揮。阿格紐還能像1952年的尼克松那樣，充當競選團隊的“攻擊犬”。
阿格紐起初保持中間派形象，並以在馬里蘭州支持民權運動的過往為證。但隨著競選深入，他的立場迅速朝強硬方面發展，極力提倡法律和秩序，令北方自由派共和黨人頗為吃驚，但在南方效果良好。尼克松的競選經理約翰·米切爾非常滿意，但其他共和黨領袖人物對副總統候選人的做法不以為然，聯邦參議員薩頓·莫頓（Thruston Morton）甚至罵他“混球”（“lang|en|Asshole”）。
據記者描繪，阿格紐在9月新聞中的形象“令人頗感冒犯”，他的平庸有時還會顯得危險。他用貶義辭彙“波蘭人”（Polack）代指波蘭裔美國人，把日裔美國記者稱為“肥胖日本鬼子”，而且對惡劣的社會經濟條件顯得不以為然，稱“貧民窟都一個樣”。他抨擊漢弗萊對共產主義態度軟弱，就像二戰前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對待德國那樣採取綏靖政策。民主黨對阿格紐反唇相譏，漢弗萊的競選廣告顯示“阿格紐當副總統？”字樣，背景音效是長時間歇斯底里的笑聲，然後逐漸減弱並以痛苦的咳嗽聲中止，再顯示最後的文字：“要不是大家都擺出一副嚴肅臉的話，這本來還蠻好笑……”。許多人對阿格紐的言辭感到憤怒，但尼克松沒有插手，這種右翼民粹主義言論在南方州深得民心，而且能有效對抗華萊士的競選。阿格紐的說辭在北方部分地區也有市場，還有助於把針對激進民權運動的“白人反彈”轉變成行動，這種行動的種族意味不那麼強烈，更符合白人郊區居民的道德標準。用歷史學家彼得·利維（Peter B. Levy）的話來說，就是提倡“井然有序、個人責任、勤勞敬業、核心家庭，以及法律與秩序”。
十月下旬，《紐約時報》曝料質疑阿格紐在馬里蘭州任職期間的財務往來，但對他影響不大，尼克松力挺搭檔，譴責該報採用“最低級的陰謀政治手段”。共和黨候選人最終在11月5日的選舉中獲勝，普選票差距很小，總計7300萬票中共和黨人僅多出50萬。選舉人票優勢要大得多，尼克松獲301票，漢弗萊191票，華萊士46票。共和黨在馬里蘭州以小幅劣勢敗北，但民調專家路易斯·哈里斯（Louis Harris）認為阿格紐依然為黨派取勝立下汗馬功勞。如果沒有他，華萊士可能會輕易拿下許多邊界州和上南方州份，如南卡羅來納州、北卡羅來納州、弗吉尼亞州、田納西州和肯塔基州，而且他還令尼克松在全國郊區選民中的支持率顯著上升。如果尼克松輸掉上述五州，他的選舉人票數就會降至270 票，正好達到獲勝所需，如果再出現選舉人失信，選舉結果就需交民主黨控制的聯邦眾議院裁定。

**副總統任期（1969至1973年）**

**過渡期和任職早期**
1969年阿格紐宣誓就職現場，最前方從左至右分別是：林登·約翰遜、理查德·尼克松、埃弗裡特·迪克森、斯皮羅·阿格紐（右手舉起）、休伯特·漢弗萊
1968年選舉過後，阿格紐還不知道尼克松希望他在副總統職位上發揮什麼作用。選舉過去幾天後，他與尼克松在佛羅里達州比斯坎灣碰面。尼克松曾在艾森豪威爾任內當過八年副總統，不想阿格紐像他當年那樣備受冷遇，無所事事。經他安排，美國副總統首度在白宮西廂辦公室擁有辦事處。碰面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尼克松承諾阿格紐不會像歷史上大部分副總統那樣純屬擺設，會有“超過史上任何副總統的新職責”。尼克松還告訴記者，他計劃充分利用阿格紐擔任縣長和州長的工作經驗，處理聯邦與州關係事務和城市事務。
尼克松在紐約設立過渡總部，但直到11月27日才邀請阿格紐前往，兩人碰頭後會晤一小時。阿格紐事後接受記者採訪，對新職責感到“振奮”，但未說明負責的具體事務。過渡期的阿格紐馬不停蹄，在聖克羅伊島度假並與漢弗萊和馬斯基打高爾夫，又前往孟菲斯觀看1968年自由碗，還到紐約出席尼克松之女朱莉和大衛·艾森豪威爾（David Eisenhower）的婚禮。阿格紐是巴爾的摩小馬隊球迷，球隊老闆卡羅爾·羅森布魯姆（Carroll Rosenbloom）於1969年1月邀請他前往現場觀看第三屆超級碗，結果喬·納馬特（Joe Namath）帶領紐約噴氣機以16比7大勝巴爾的摩小馬。美國副總統此時還沒有官邸，斯皮羅和夫人在首都瑞吉酒店訂下套間，約翰遜擔任副總統期間也在此居住。除么女金搬來與父母同住外，另外幾個孩子都留在馬里蘭州。
阿格紐從擔任縣長和州長期間的助手中挑選數人繼續為他工作，還聘請前馬里蘭州眾議員、曾在阿格紐州長任內擔當州務卿的查爾斯·斯坦利·布萊爾（Charles Stanley Blair）出任幕僚長。長期任阿格紐競選經理的亞瑟·索默（Arthur Sohmer）成為副總統政治顧問；新聞發言人赫伯·湯普森（Herb Thompson）之前是新聞工作者。
1969年1月20日，阿格紐與尼克松宣誓就職，他遵照慣例宣誓後立即坐下，沒有現場演說。不久，尼克松任命副總統擔任政府間關係辦公室主任，執掌美國國家航天委員會等政府委員會，還負責與州長合作打擊犯罪。顯然，阿格紐無法進入總統核心班底，新總統喜歡親力親為，只信任屈指可數的幾名顧問，對副總統老拿一些在他看來無關緊要的事務前來打擾感到厭煩。阿格紐在內閣會議上就某外交政策表態後，尼克松非常憤怒，派鮑勃·霍爾德曼告訴副總統有什麼想法只管憋在心裡，別多嘴。尼克松覺得阿格紐好像完全不明白副總統純屬擺設，根本沒用處，但他沒有為此與阿格紐會晤，分享以往在艾森豪威爾手下當副總統的經驗。尼克松執政期間曾出任白宮通訊事務主任的赫伯·克萊因（Herb Klein）事後回憶，霍爾德曼和米切爾等高級顧問對副總統頤指氣使、任意擺佈，阿格紐對此毫不反抗，而且總統對待副總統的態度“前後不一”，令阿格紐淪落尷尬境地。
阿格紐的自尊頗受競選期間負面新聞報導打擊，希望能靠積極履行新職責重振聲望。以往的副總統通常只在可能需要他打破僵局時才會主持參議院議程，但阿格紐上任後連續兩個月間參議院每次議事都是在他主持下開始。自阿爾本·W·巴克利在哈里·S·杜魯門手下擔任副總統以來，每位副總統主持參議院會議的時間都趕不上阿格紐任職第一年。阿格紐還是二戰結束後首位沒有當過聯邦參議員的副總統，他向議會法規專家和共和黨委員會工作人員請教參議院議事程序，並與少數參議員一起吃午飯，最初一度建立良好關係。阿格紐通常不對外交政策表達見解，但他經常參加白宮幕僚會議並就城市事務發言，尼克松在場時他還經常告知各州長的觀點。總統不在時，阿格紐曾主持白宮國內事務會議並獲得其他與會人員讚譽，但就像艾森豪威爾生病期間的尼克松一樣，他沒有坐過總統的椅子。尼克松雖然安排副總統進入眾多委員會，但基本都是閒職，阿格紐只是形式上的負責人。

**“尼克松的尼克松”：抨擊左派**
1968年4月的巴爾的摩動亂之後，阿格紐就以對待暴力抗議活動毫不妥協的形象為公眾所知。當上副總統後，他一度向與尼克松就職後的立場看齊，嘗試更加和緩的態度，但堅決反對暴力的立場基本不變。1969年5月2日，他在檀香山演講時稱：“社會上現在出現新生的反示威派人士，他們自發充當義務警員，因為政府官員沒有發動執法機構採取行動而決定自行執法。絕大多數沒有公開表態的美國民眾對局勢深感憤怒，他們也有充分的理由憤怒。”
1969年10月14日，北越總理范文同發佈公開信支持美國境內的抗議示威活動，次日，美國各地發生呼籲中止越戰的大規模抗議和宣講會。尼克松雖感憤慨，但接受助手建議不予置評，安排副總統在白宮召開新聞發佈會，呼籲示威者反擊北越的支持立場。阿格紐出色完全任務，總統又讓他抨擊民主黨全體，自己卻置身事外，維持超然立場。尼克松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期間也曾扮演類似角色，媒體因此戲稱阿格紐是“尼克松的尼克松”。副總統樂此不疲，終於在尼克松政府找到發揮作用的好位置。
經總統安排，阿格紐多次演說打擊政敵。10月19日，副總統在新奧爾良指責自由派精英放任示威者的暴力行徑：“厚顏無恥的勢利小人自稱知識分子，在其中推波助瀾，導致民族受虐精神盛行”。次日，他又在密西西比州傑克遜的共和黨晚宴上稱：“南方一直被那些自封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當成出氣筒……此等行徑終將削弱並侵蝕美國的核心”。阿格紐否認共和黨存在南方戰略，強調政府和南方的白人在許多方面立場一致，比如都反感所謂的精英階層。利維認為，此類言論旨在吸引南方白人投入共和黨懷抱，為1972年爭取連任打基礎，阿格紐的說法“本會成為未來20到30年間文化大戰的藍圖，例如指控民主黨對待犯罪態度軟弱、不愛國、贊成焚燒國旗而非揮舞國旗等”。出席這些演講活動的嘉賓熱情洋溢，但其他黨員，特別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共和黨人向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表示不滿，認為阿格紐的指摘過於空泛。
依靠副總統的言論造勢，尼克松於1969年11月3日發表“沉默的大多數”演講，呼籲“沉默的大多數美國同胞”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演說得到公眾普遍好評，但新聞界相對冷淡，依然嚴辭譴責總統所謂只有少數人反對越戰的說法。為尼克松創作演講稿的帕特·布坎南為此寫出回應稿交給阿格紐，於11月13日在愛荷華州德梅因演說。白宮竭力提高副總統此次講話的曝光率，各大電視聯播網現場直播，這在歷史上的副總統演講中非常罕見。據威特科弗所述，阿格紐也充分利用這次機會。
新聞界此前在美國一直享有崇高的聲望和尊重，只有共和黨人偶爾會抱怨媒體心存偏見。但阿格紐在德梅因的演說中譴責媒體，稱尼克松總統演講後，“一小撮電視評論員和自我任命的分析師馬上就開始分析並嚴厲批判他的言語和政策，其中大部分都以某種方式表達對他意見的敵意……顯然他們抱有先入為主的立場”。副總統還稱：“我倒想問問，是不是已經存在某種審查制度，由屈指可數的幾個人來決定每天晚上四千萬美國人能看到什麼新聞……還要經過少數心存偏見的評論員過濾”。
阿格紐說出許多共和黨和保守派人士長期以來對新聞媒體的感受。電視聯播網高管和評論員反應強烈，全國廣播公司總裁朱利安·古德曼（Julian Goodman）稱，阿格紐的講話是在“鼓吹偏見……很遺憾美利堅合眾國副總統居然會否認電視的新聞自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總裁弗蘭克·斯坦頓批評阿格紐企圖恐嚇新聞媒體，他手下的新聞主播沃爾特·克朗凱特也持同樣看法。不過，民主共和兩黨保守派高度評價副總統的演說，右翼人士開始追隨阿格紐。據副總統本人回憶，此次演講是他生命中的光輝時刻。
11月20日，阿格紐在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重申德梅因演講中的觀點，並抨擊《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文稿同樣是布坎南創作。兩家報紙都曾於1966年極力支持阿格紐競選州長，但兩年後又不約而同地譴責他不適合副總統職位。《華盛頓郵報》自20世紀40年代的希斯間諜案以來就特別敵視尼克松，阿格紐指控兩家報紙都抱持與絕大多數美國人格格不入的狹隘立場。副總統自稱是在表達觀念，同樣應該受到第一修正案保護，兩家報紙企圖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一邊還想限制他的言論自由。阿格紐警告：“電視評論員甚至《紐約時報》的先生們都對自身言論和批評享有某種外交豁免權的時代已經結束”。
接下來尼克松希望與媒體緩和關係，阿格紐停止攻擊，但支持率在11月下旬飆升到六成四，《時代》週刊稱他是尼克松政府“強大的政治資產”。這些演說令阿格紐在保守派中地位鞏固，還讓他1976年參與總統大選的勝算大增。

**繼續攻擊和中期選舉（1970年）**
阿格紐極力抨擊尼克松政府的反對人士，演說才華促使許多共和黨籌款活動請他講話。1970年，他代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到處演講，行程超過四萬公里，講話場合包括多地林肯節活動，取代里根成為共和黨頭號籌款能手。尼克松大力支持副總統的活動。阿格紐在芝加哥演講時批判所謂“傲慢膚淺的世故人士”，然後又在亞特蘭大承諾繼續發言，以免與“沉默的大多數、每天遵紀守法的美國人”背道而馳：“對那些企圖破壞我們自由傳統和司法制度的人，他們相信祖國需要強有力的聲音來表達不滿”。
霍爾德曼通過鞏固權力成為白宮實權僅次於總統的人物，但副總統不顧他的反對想要引起尼克松更多重視。阿格紐的努力不無收穫，總統在1970年4月22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終於聽取他的意見。越共對柬埔寨部分地區的控制漸趨穩固，對尼克松將東南亞戰事越南化（Vietnamization）的計劃不利，這些地方超出越南共和國兵力所及，被越共當成避難所。副總統認為國務卿威廉·P·羅傑斯與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Melvin Laird）的提議過於溫和，建議總統如果這些避難所確是威脅，就應該攻擊並將其消除。尼克松決定攻擊越共在柬埔寨的據點，阿格紐極力支持，辭職下臺後依然深信這是明智之舉。
對於持續不斷的學生反戰運動，阿格紐抱以鄙夷。4月28日在佛羅里達州好萊塢講話期間，副總統聲稱社會動盪經久不息的主要原因是有些人沒有站出來引導學生，提議耶魯大學校友讓校長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捲鋪蓋走人。美軍入侵柬埔寨導致校園示威活動進一步增多，阿格紐於5月3日走上《面對國家》節目為總統的政策辯護。面對他人指出尼克松曾在就職演說中呼籲政治話語應力求心平氣和、“調低音量”時阿格紐回答：“發現起火的人跑進屋後不會輕聲細語……他會大喊‘著火啦！’我也一樣，因為我覺得很有必要大聲疾呼‘著火啦’！”次日肯特州立大學發生槍擊案，但副總統依然嚴辭批評示威者，自稱是在回應“訴諸暴力而非對話的普遍惡行”。尼克松安排霍爾德曼告知副總統避免談及學生，但阿格紐強烈反對，自稱只接受總統的直接命令。
民主黨在國會佔多數，有效制約尼克松的舉措，所以總統希望共和黨能在1970年中期選舉拿下參議院。尼克松及幕僚擔心阿格紐的立場會導致黨派不能團結一致，所以打算只讓他參與籌款活動，將副總統的競選演說話題限制在標準範圍內，避免人身攻擊。尼克松認為，只要在社會議題上迎合中下階層白人選民，共和黨就能在11月的選舉中獲勝。他計劃避免積極投身競選，維持超然形象，由副總統站在沉默的大多數立場競選。
阿格紐的競選充斥惡劣且令人過耳難忘的措辭。9月10日，他在伊利諾伊州斯普林菲爾德為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拉爾夫·史密斯（Ralph Smith）搖旗吶喊，批判包括部分國會議員在內的自由派“既沒擔當又沒種”，聲稱美國政壇已經忘記藍領和白領，自由派議員對他們漠不關心。抵達聖地亞哥的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大會現場後，他又譴責那些只會數落的消極人士，聲稱“他們已經組建自家的‘四健會’，深陷絕望、歇斯底里和對歷史疑神疑鬼的情緒不能自拔”。他呼籲選民淘汰所有觀點激進的政黨候選人，意指反對越戰、將在11月競選連任的紐約州聯邦參議員查爾斯·古德爾（Charles Goodell）。尼克松認為之前制訂的戰略很有效，於9月24日在白宮和阿格紐會晤，敦促副總統再接再勵。
羅伯特·F·肯尼迪遇刺後，洛克菲勒任命共和黨人查爾斯·古德爾（Charles Goodell）繼任參議員，後者上任後已經大幅轉向左傾，尼克松想讓他下臺。紐約州保守黨候選人詹姆斯·巴克利（James L. Buckley）有望贏得選舉，但總統不希望讓人看出他在自家黨派吃裡扒外，故而直到遠赴歐洲後才安排阿格紐前往紐約，希望外界認為副總統是自做主張。阿格紐認為斯克蘭頓委員會（Scranton Commission）針對校園暴力事件的報告態度過於放縱，為此與古德爾展開長距離辯論，隨後他在紐約發表演說，其中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還是明確表態支持巴克利。正如副總統和尼克松顧問默裡·喬蒂納披露的那樣，總統身為事件幕後主使的秘密沒保持多長時間，但古德爾自稱仍然相信總統支持他。隨著選舉日逐漸臨近，局勢表明共和黨基本不可能贏得多數參議員議席，但總統和副總統還是在投票前幾天開始四處拜票。選舉結果令他們大失所望：共和黨僅增多兩個參議員席位，損失11個州長位置。紐約州的結果是巴克利戰勝古德爾，阿格紐聊以自慰，但他的前任幕僚長查爾斯·布萊爾（Charles Blair）又在州長選舉中不敵在任馬里蘭州民主黨州長馬文·曼德爾（Marvin Mandel）。當年阿格紐出馬競選副總統時，就是曼德爾接過州長寶座。

**爭取連任（1972年）**
1971年時，尼克松是否會在1972年攜同阿格紐競選連任尚屬未知。總統及其助手對副總統獨立行事、言辭大膽的作風不以為然，還對阿格紐在保守派中的認可度直追尼克松不滿。總統一度考慮以曾任德克薩斯州州長的民主黨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取代阿格紐。副總統也對尼克松的許多做法不滿，特別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反感尼克松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示好且完全不過問他的意見，而他還覺得越戰應通過投入足夠軍事力量取勝。1972年初尼克松宣佈競選連任後長時間沒有公佈副總統人選，直到7月21日才邀請阿格紐。阿格紐同意後，消息在次日公佈。
1972年阿波羅17號升空後，阿格紐在發射控制室祝賀眾人
總統要求副總統避免人身攻擊新聞媒體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南達科他州聯邦參議員喬治·麥戈文，只需強調尼克松政府好的一面，不要展望1976年的局勢。1972年共和黨全國大會在邁阿密海灘舉行，與會代表將阿格紐視為黨派未來的希望，把他當成英雄般簇擁入場。阿格紐的接受提名演講重點談論行政部門過去四年取得的成就，不再像往常那樣大肆攻擊。不過他還是在講話中譴責麥戈文支持強送強並政策，宣稱民主黨候選人一旦當選，就會向北越卑躬屈膝、懇求釋放美國戰俘。水門竊聽案在競選期間還沒有引起多少人注意，阿格紐長期被排除在總統核心班子以外的事實也只在這一次對他有利。副總統對事件一無所知，後來是從新聞中首度聽聞，而且通過傑布·馬格魯德（Jeb Magruder）口中得知白宮官員涉案後就中止談論。在阿格紐看來，竊聽案純屬胡鬧，兩大政黨肯定經常互相監視。尼克松曾指示副總統不要抨擊麥戈文首選的競選搭檔、密蘇里州聯邦參議員托馬斯·伊格爾頓（Thomas Eagleton），伊格爾頓因曾接受精神病治療退選後，前駐法大使薩金特·史瑞弗（Sargent Shriver）接棒，總統又指示阿格紐不要人身攻擊史瑞弗。
尼克松競選期間保持超然形象，但又想抨擊麥戈文的立場，所以任務又落在副總統肩頭。阿格紐告訴記者，他急於擺脫1968和1970年四處遊走的黨棍形象，希望能與媒體和解。他針對水門事件為總統辯護，聽聞麥戈爾聲稱尼克松執掌的是美國史上最腐敗政府後，副總統又在南達科他州演講，稱麥戈文已是孤注一擲，但就是不明白美國人民對那些失敗和自我憎惡的哲學根本不感興趣。
選舉毫無懸念，麥戈爾和史瑞弗的競選尚未開始就已註定失敗。尼克松與阿格紐贏得49個州的選舉人票和過六成普選票，民主黨只拿下馬薩諸塞州和哥倫比亞特區。阿格紐想為1976年大選打基礎，所以積極為各共和黨候選人四處奔走、八方拜票，相比之下，尼克松從來沒有為黨派同胞如此出工出力。副總統的努力成效不彰，民主黨依然輕鬆把持國會兩院，在參議院新增兩席，但共和黨在眾議院增多12席。

**刑事調查和辭職**
1972年初，馬里蘭區聯邦檢察官喬治·比艾爾（George Beall）立案調查巴爾的摩縣事涉政府官員、建築師、工程公司和鋪路承包商的貪腐傳言。他的立案目標本是巴爾的摩縣當時的政壇領袖，雖有流言稱阿格紐可能涉案，但比艾爾起初覺得不大可能。而且阿格紐是在1966年12月開始出任縣長，即便真有違規行徑也已超出訴訟時效。調查期間，萊斯特·馬茨的工程公司接到文件傳票，他通過律師以配合調查換取豁免。阿格紐還在陶森任職時就與馬茨達成協議，但凡他施加影響爭取的合同，馬茨按合同價值向他支付半成回扣，這其中既有縣合同，也有阿格紐當上州長之後的州合同。
記者和民主黨調查人員曾追查阿格紐出任馬里蘭州公職期間的貪腐傳言，但一直未能證實。1973年2月，副總統得知檢察官調查後安排司法部長理查德·克蘭典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聯絡比艾爾 。阿格紐的私人律師喬治·懷特（George White）與聯邦檢察官見面，比艾爾稱阿格紐不是他的調查目標，而且會盡量避免影響副總統的名聲。同年六月，馬茨的律師向檢察官透露，他的當事人能夠證明阿格紐不但曾收受賄賂，而且到首都任職後也沒收手，如果屬實，這些貪腐問題還沒有超出訴訟時效，檢察官就能起訴美利堅合眾國副總統。7月3日，比艾爾將情況告知新任司法部長艾略特·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總統也在月底通過白宮辦公廳主任亞歷山大·黑格得到消息，但阿格紐此前已經同尼克松和黑格會晤並堅稱清白。8月1日，比艾爾致信阿格紐的律師，正式告知副總統正受逃稅和貪腐罪名調查。馬茨準備做證，稱曾與阿格紐在白宮碰面並交給他一萬美元現金。馬里蘭州道路委員會主席傑羅姆·沃爾夫（Jerome B. Wolff）也是檢察官掌握的證人，據比艾爾所言，沃爾夫擁有大量非常詳細的文件，記載“他和時任州長阿格紐收受的每筆賄賂”。
8月6日，受總統指派親自負責調查的理查森與副總統及其律師碰面介紹情況，阿格紐否認指控，聲稱馬茨的公司入選完全是日常公事，那些錢不過是競選捐款。《華爾街日報》當天便曝光事件。副總統公開宣稱自己清白無辜，並在8月8日召開新聞發佈會，稱相關指控都是“可恥的謊言”。尼克松在8月7日碰面時告訴阿格紐，完全相信他能洗清冤屈，但海格又告知副總統，如果這些指控能夠證實，他最好在受正式起訴前採取必要行動。此時，水門事件調查已經深入且進展順利，最終將導致尼克松辭職。接下來的兩個月裡，幾乎每天各家報紙上都是兩起醜聞的最新消息。
雖然辭職壓力越來越大，但阿格紐認為在任副總統不能受起訴，為此他在9月25日與眾議院議長卡爾·阿爾伯特（Carl Albert）碰面要求調查。他援引1826年眾議院調查副總統約翰·卡德威爾·卡爾霍恩的先例，據稱卡爾霍恩在內閣任職期間也曾涉嫌收受不當款項。阿爾伯特在美國總統繼任順序排第二，僅次於副總統，他告訴阿格紐，案件首先是司法問題，法院介入前眾議院不宜越俎代庖。副總統還提出動議要求制止任何針對他的起訴，理由是司法部曾以不當手段洩露會導致他人心存偏見的信息。阿格紐還在洛杉磯向偏向他的民眾演講，譴責起訴方並堅稱清白，但最終還是與檢方達成控辯交易，條件是免除刑期。數年後他在回憶錄中稱，接受控辯交易是因為曠日持久的危機已令他筋疲力盡，還擔心得不到公平審判，決定保護家人免遭傷害。他在10月5日決定交易，經過隨後幾天的談判，阿格紐於10月9日在白宮與尼克松見面，正式告知總統自己即將辭職。
1973年10月10日，阿格紐來到巴爾的摩的聯邦地區法院，對1967年涉嫌逃稅的罪名“不予抗辯”。理查森同意不繼續起訴並公佈40頁證據摘要，法官判處被告一萬美元罰金並處三年無監督緩刑。阿格紐把正式辭職信交給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另外致信尼克松表示辭職符合國家的最大利益。總統在回信中認可副總統的決定，為避免長時間的分裂和懸念，辭職的確很有必要，並讚揚阿格紐的愛國和奉獻精神。據後來繼任副總統職位的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傑拉爾德·福特回憶，他在眾議院會議期間聽聞消息的第一反應是不敢相信，然後感到難受。

**下臺後**

**繼續工作（1973至1990年）**
阿格紐辭職後很快搬到大洋城的避暑別墅。面對需要馬上支付的稅款和司法費用，他不得不向朋友弗蘭克·辛納特拉借款20萬美元。他本想重操舊業繼續當律師，但馬里蘭州上訴法院於1974年以“道德有虧”為由取消阿格紐的執業資格。為了餬口，他創辦商業諮詢公司，隨後幾年吸引大量國際客戶。談及經營手法時阿格紐稱，公司業務興旺的重要原因是“我能打動高層人士”。他曾與薩達姆·侯賽因和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尼古拉·齊奧塞斯庫談判，達成向伊拉克軍隊供應制服的協議。
阿格紐曾參與肯塔基州土地交易項目談判，還曾打算和職業高爾夫球手道格·桑德斯（Doug Sanders）合夥在德克薩斯州經銷啤酒，但都未能談攏。他的小說《坎菲爾德決策》（The Canfield Decision）於1976年出版，講述美國副總統和總統的緊張關係。小說所獲評價不一但非常熱銷，單連載版權就讓阿格紐進賬十萬美元。書中以虛構人物喬治·坎菲爾德（George Canfield）影射“猶太陰謀集團和猶太復國主義說客”控制美國媒體的說法引發爭議，阿格紐在巡迴簽名售書活動期間堅稱指控在現實生活中屬實。聖約之子會反誹謗聯盟的西摩·格勞伯德（Seymour Graubard）抗議前副總統的指控，正競選連任的福特總統也斥責阿格紐的說法。阿格紐堅稱他不反猶，也沒有偏見：“我的論點是，美國新聞媒體一向……偏好支持以色列的立場，不會站在平等角度對待他人”。
蘭喬米拉
1976年，阿格紐宣佈創立“民主教育”慈善基金會，聖約之子會指控基金會是阿格紐反以色列觀念的排頭兵，此後“民主教育”便沓無音訊。阿格紐這時已經擁有足夠財富，於1977年遷至加利福尼亞州蘭喬米拉的新居，並且很快便償還之前借辛納特拉的錢。同年，尼克松在接受英國記者大衛·弗羅斯特採訪時表示，他與當年導致阿格紐辭職的一切事件沒有直接關係，還稱時任副總統一直被自由派媒體糾纏不休：“他犯過錯……但我確信斯皮羅·阿格紐自始至終不覺得他違反過任何法律”。1980年，阿格紐出版回憶錄《靜靜離開……不然……》（Go Quietly ... or Else）。書中堅稱當年雖然辭職，但他在所受指控上完全清白，聲稱受到白宮官員威脅要麼“靜靜離開”，不然就要面對某些當時沒有擺上檯面的威脅甚至暗殺。但是，為他立傳的約瑟夫·科菲（Joseph P. Coffey）認為這些說法實屬“荒謬”。阿格紐長期自稱清白，但昔日的律師喬治·懷特後來作證時稱，前副總統曾向他承認在州政府任職期間收受賄賂，而且已經持續“千把年”。
《靜靜離開……不然……》出版後，阿格紐極少再回到公眾視野。1980年他難得地接受電視採訪，建議年輕人不要從政，因為人們對擔任高級公職的人往往期望過高。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約翰·班扎夫三世（John F. Banzhaf III）教授的學生經過聯繫後發現，如果有人站出來起訴阿格紐，要求他償還出任馬里蘭州公職期間收受的賄賂，加上利息和罰金共計26萬8482美元，該州至少有三位居民願意聯名。1981年，法官裁定“無論從任何角色出發，阿格紐先生都無權獲得這筆錢”，命令他向馬里蘭州償還14萬7500美元回扣和10萬1235美元利息。兩次上訴落敗後，阿格紐於1983年遵照法院命令付款。1989年，阿格紐要求將上述款項作為他的免稅額度，但未獲批准。此外，阿格紐還曾於1987年短暫回到公眾視野，是布魯克林區聯邦地區法院的案件原告，新聞報導涉及他此前一段時間的商業活動。

**晚年和逝世**
1994年尼克松去世後，他的女兒邀請阿格紐前往加利福尼亞州約巴林達出席葬禮。阿格紐此時還對擔任副總統最後一段時間在白宮的待遇難以釋懷，多年來也一直不接受尼克松陣營重修舊好的各種姿態。他起初拒絕參加葬禮，但經過勸說還是接受邀約，得到昔日同僚熱烈歡迎。回首往事，阿格紐表示：“經過20年的怨憤，我決定放下過去”。一年後，他來到首都國會大廈出席揭幕儀式，他的半身塑像在參議院樓層落戶，與歷史上其他副總統相伴。阿格紐表示：“我很清楚有些人覺得……參議院請人制作這座塑像，但我根本不配得到如此榮譽。我想提醒他們……這次儀式與其說是為了斯皮羅·阿格紐，倒不如說更是向美利堅合眾國副總統致敬”。
1996年9月16日，阿格紐在馬里蘭州大洋城的避暑別墅中突然倒地，隨後被送入大西洋總醫院，並於次日夜間謝世，死因是此前未確診的急性白血病。阿格紐年過古稀依然身體健康並積極運動，定期打高爾夫和網球，還計劃在去世當天和朋友一起打網球。葬禮在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縣蒂莫尼姆（Timonium）舉行，基本限於家人參加。布坎南和曾保護阿格紐的美國特勤局特工趕來出席並最後一次向他致敬。為感謝他擔任副總統期間的貢獻，聯合兵種儀仗隊在墓邊鳴槍21響致敬。16年後，阿格紐的遺孀朱迪於2012年6月20日在蘭喬米拉去世。

**影響**
阿格紐去世時在世人眼中基本只有負面形象。他墜落政壇的原因，結合昔日反覆強調法律與秩序的形象，導致許多民眾在各個方面都不再信任政界人士。他在東窗事發後聲名掃地，促使各黨派在挑選副總統候選人時更加慎重。1972年後兩大政黨選擇的副總統人選政治經驗大都非常豐富，如沃爾特·蒙代爾、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勞埃德·本特森、阿爾·戈爾、傑克·肯普、喬·李伯曼、迪克·切尼和喬·拜登，其中好幾位後來都成為總統候選人。
近年來，部分歷史學家認為阿格紐對新右派發展影響很大，貢獻可比高華德和里根。曾任阿格紐新聞發言人的維克多·戈爾德（Victor Gold）認為，前副總統堪稱新右派運動的“施洗約翰”。1964年高華德在約翰遜自由主義鼎盛時期發起的運動為時過早，但阿格紐上任時自由主義正在走下坡路，1968年他轉向右翼後，美國也跟著朝右靠攏。他的倒臺令保守派震驚和悲痛，但並未影響新右派增強。作為首位出身城市郊區並出任國家高級公職的政治家，阿格紐把如下觀點傳達給千家萬戶，即“美國媒體基本由精英主義者和影響力很大的自由主義者把控”。利維指出：“在他的幫助下，共和黨脫胎換骨成為‘美國中產階段’政黨，聲名掃地之後，他仍然促使民眾更加不信任政府”。
對於阿格紐本人來說，雖然他能從巴爾的摩一路走到僅次於總統的位置，但“恐怕沒有任何人會懷疑歷史的審判已經在他身上應驗，讓他成為首位在恥辱中辭職的合眾國副總統。無論他出任公職以來已經或想要達成何等成就……都已經在那悲慘且無可辯駁的行為中埋葬。”2018年10月，雷切爾·瑪多編劇並製作七集迷你劇《扛包男》（Bag Man），核心內容就是阿格紐的倒臺。利維的總結認為，阿格紐的從政生涯本來可能完全不同：
不難想象，如果阿格紐像高華德及其他鐵桿保守派期望的那樣選擇對抗貪腐指控，而且力度哪怕達到尼克松否定應對水門事件負責的一半，如今我們談論的可能就是阿格紐派民主黨人和阿格紐經濟學，還會把他視為現代保守主義之父。

**參考資料**

**腳註**

**著作和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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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視頻和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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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鏈接**
 聯邦調查局檔案庫： 斯皮羅·阿格紐檔案 date=20210319011108 - 馬里蘭大學圖書館： 斯皮羅·阿格紐文獻-  檢方指控阿格紐的證據摘要 date=20170123214659 - Spiro Ag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