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1905年的著作。该书分成五个章节，由两篇文章所组成：上篇《问题》，下篇《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

**内容简介**
此书主要讨论的两个重要概念便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正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韦伯在第二章先针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讨论。引述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文字，资本主义精神指的是一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以增加资本本身为目的，累积个人资本的责任。并且将积累的资本用于社会再生产而不是个人消费。资本主义精神同时带有资产阶级文化的色彩，描述个人只要能够在经济制度下以合法管道赚钱，就是擅长于某种天职的表现。韦伯认为，所谓「天职」（Beruf，calling）指的是新教教派中的核心伦理，来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天职」描述人们不是要以苦修、超越世俗道德的禁欲主义方式来追求上帝的应许，反而应该在俗世中，完成个人在其所处职业位置上的工作责任和义务。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理性计算的特征，以严格、小心谨慎且有远见的计算为基础，进以谋求经济上的成功。这种资本主义的特征和韦伯自己描述的传统主义经济特征不同，不是仅追求糊口的农民谋生举动，也不是如同业公会（guild，行会）师傅或冒险家般，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活动来获利。
韦伯谈的「新教伦理」，其实是一种新教经济伦理，他以从喀尔文教派发端的英国清教徒的禁欲宗教职业观为代表，他选用了巴克斯特（R. Baxter）的证道词和著述做为证据，一方面强调消费的节制，二方面则强调自愿劳动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不可以虚度光阴，否则会浪费掉上帝赐与人们的宝贵时间。而衡量一份职业是否有用，依据的判断标准有两种，其一是能荣耀上帝的道德标准，其二则是个人获利的程度。
正是因为节制消费，以及强调劳动的观念，使得资产阶级的资本逐渐积累，由此，渐渐发展成一种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资产阶级累积自己的财富，在合理的范围自由使用金钱，这些行为都是受到上帝所祝福的。这些资产阶级也不需要担心世俗中的财富分配不平均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财富的分配不均，来自于天意的安排。
那么，「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引述韦伯的一段话：
从上述这段话来看，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对韦伯来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宗教根源，从新教中的禁欲主义、职业劳动观念，逐渐发展成资本主义中理性经济劳动的特征。不过，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资本主义已渐渐不需要宗教观念的支持，失去了原先宗教和伦理上的意涵。

**相关概念**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收录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附录中（页310-347）。此文可视为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补充，透过对于教派的讨论，探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经由「新教教派」产生连结，在教派成员中被彰显和保存下来。韦伯认为「教派」是由一群宗教和道德合格者所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存在着志同道合的伦理观，具备有正直和禁欲主义等的伦理观念。因而，成为教派成员，就证明了个人在道德上，特别是商业道德上的合格性。教派是一种联合体，提供了教派成员进入资产阶级的媒介，有助于扩散和保持资产阶级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教派成员是透过证明成员身份和品行的「证书」制度，经由「投票」而加入该教派。加入教派不只能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拯救的一员；同时也能被所属教派成员所认可，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当教派成员在经济表现上取得成功时，既证明了个人的价值和获得来自上帝的恩宠，同时也能够彰显所属教派的成功，提高该教派的声望。

**选择性的亲近**
在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选择性的亲近」 是一个会被提及的概念。因为有些人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不能只被简单诠释为因果关系，而应该是「选择性的亲近」（Wahlverwandtschaft，elective affinity，亦可中译为「选择性亲和性」）的关系。「选择性的亲近」原是化学术语，指的是「在置换、分解、化合等化学反应过程中，元素间彼此的结合程度」。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809年的一本小说《亲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也以此术语为名，描述男女之间分分合合，在某段时间分离、但在另一段时间中又可能相互吸引的关系。社会学者翟本瑞认为韦伯是根据其方法学上的诉求，有意地使用「选择性的亲近」这个概念，同时保有客观性因果关系和主观性意义诠释的双重可能，一方面指出了客观的因果关系，二方面又保留了因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基于某种价值或意义所进行诠释的可能性。

**相关论战与评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著作，曾经引起几波论战。

**1900年左右的首波论战**
根据Chalcraft和Harrington的整理，在1907年至1910年间，有两位学者─Karl Fischer和Felix Rachfahl以写作文章的方式，针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容，与韦伯进行论战。这两名学者均来自历史学领域，Karl Fischer是德国历史学者，Felix Rachfahl则是荷兰和德国史学者。他们两位的认识论立场和韦伯不同，因此提出了一些事实上和认识论上的批评，Karl Fischer、Felix Rachfahl和韦伯三人的论战可简单表示成下表：
Ethan Crowell亦指出，除了上述三位学者之外，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学者维尔纳·松巴特亦在其1913年的作品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对韦伯的观点提出批评。松巴特做为一个探讨宗教和经济之间关系的学者，他不认为新教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拥有如韦伯宣称般的强烈连结。
根据Ethan Crowell的整理，上述这几位学者针对韦伯的批评主要可归为两点。第一点是方法学的问题，批评韦伯仅呈现支持其理论的证据。第二点是批评韦伯的论理范围过于狭窄，喀尔文教派的经济伦理不全然等同于所有新教教派的经济伦理，因此，虽然韦伯的论点有其可信之处，但仍存在着一些缺陷。在此可举三个例子来说明。首先是「理念型」（ideal type）的定义问题，如「天职」一词为路德在德文中找寻一个常用字汇来翻译来自拉丁文的名词，此名词的含意不见得有韦伯设想的丰富神圣意涵。其次是针对喀尔文教派的片面诠释，也就是韦伯将喀尔文教派视为是禁欲主义的唯一来源，过度放大了喀尔文教派的重要性。第三则是韦伯举证存在着模糊性和不科学性，因为他仅援引Baxter和Franklin的证道词或著作做为此书的研究材料，举证较单面。
针对上述的批评，韦伯撰文加以回应，重申其论点，并补充原先不足之处。韦伯不认为上述的批评有攻击到他的核心论理，但他承认在书籍原版中内容的确有些模糊、待厘清之处，于是韦伯在此书1920年改版的版本中，针对内容进行补充和修订。

**韦伯逝世之后的论战**
根据Larry Ray的整理，在韦伯逝世之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依旧引起研究资本主义领域学者的关注。当时就有几位历史学界的学者，相继在其著作中，针对韦伯的这个作品进行评论。举例来说，R. Robertson持有和韦伯不同的论点，他在其1933年的著作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中，为喀尔文主义所辩护，他不认为喀尔文教派与资本主义思想有关。商人阶级是由其自身崛起，不受到宗教力量的影响，商人阶级的精神是属于世俗根源的，并不是有其神圣根源。
Larry Ray亦指出，英国史学家陶尼的想法和R. Robertson不同，他认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有关，但其方向性和韦伯不同。陶尼也在其1963年的著作《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中，提出一些历史证据，批评韦伯的论点。和韦伯相反，陶尼认为新教经济伦理很可能是受到资本主义精神影响之后的产物。再者，又因为资本主义早在15世纪时就发迹于义大利威尼斯和佛罗伦斯等地，在天主教仍盛行的15世纪时期，资本主义精神可能不是受到如韦伯所称的新教伦理影响所致。同时，陶尼也认为在探讨影响资本主义精神之因素时，必须纳入如政治思潮等的相关因素。
但并非所有后续的评论皆是批评，也有正面的支持和回应。如韦伯在海德堡大学的同事恩斯特·特勒尔奇就支持赞同的观点，并提供相关的历史资料来支持韦伯的论点，这些资料有被韦伯本人所采用。

**中文翻译版本**
目前汉语世界主要通行的译本有二。台湾重要的经济学家张汉裕，根据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英译本以及梶山力、大冢久雄的日译本，于1960年翻译出版《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晚近，中国学者-{于}-晓等人根据帕森斯的英译本进行翻译，并由台湾的左岸出版社出版。虽然张汉裕的译本年代较为久远，且仅翻译正文而未及注释，然而该译本仍然受到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