喉音理论

喉音理论（德语：Laryngaltheorie、英语：laryngeal theory）是印欧语的历史语言学中普遍接受的理论，它提出原始印欧语（PIE）有一组不能用比较法重构的音位，通常假定这些音位是发音位置在口腔后部的“喉音”，但具体音值不确定。相对于只用比较法重构出的音系，喉音理论的重构更有规律。尤其是该理论把印欧语元音变换推广到*e, *o以外的元音音位上。
该理论最常见的版本给PIE增设了三个音位：h₁, h₂和h₃。在多数后代语言中，这三个辅音和PIE的短元音融合后失去了。现在认为这些音位是辅音，发音位置在喉部，容易影响元音，但实际的发音部位仍在争论中。
叫做喉音是因为Hermann Möller和Albert Cuny认为它们有着涉及到在喉头附近收缩的发音部位，如咽音、会厌音和声门音。现在也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所谓的“喉音”可能是软腭音或小舌音。
叫做喉音的一组三个(或更多)辅音，它们出现在大多数当前对原始印欧语(PIE)的重构中。这些语音在所有现存的印欧语言中都消失了，但是有一些喉音据信存在于安纳托利亚语族中，包括赫梯语。
喉音存在的证据大多是间接的，但是这个优美的理论解释了许多之前的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充任了对跨越印欧语系语言间在元音之间的差异的解释。例如梵语和古希腊语，二者都是 PIE 的后代，展示了很多有不同元音的类似的词。假定希腊语的词包含元音 IPA|e 而对应的梵语的词转而包含 IPA|i。喉音理论假定这些词最初有相同的元音，但是已经消失了的临近的辅音改变了这个元音。如果你标记假想的辅音为 ，则最初的 PIE 词可以保留类似 *eh₁ 或 *ih₁ 的某个东西，或者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声音如 *ah₁。
喉音实际的语音学实现仍有争议。

**历史**
该理论的雏形由弗迪南·德·索绪尔在1879年的一篇论述其他问题(论证 *a 和 *o 在 PIE 中是独立音位)的文章中提出。在分析的过程中，索绪尔提出之前拟构的与*ǝ交替的长元音*ā, *ō实际上是PIE元音变换。即，这是e等级和零等级之间的交替，就像通常的元音变换，只是后面带了一个未知的音素。这个音素导致了元音音色的改变以及拉长（短*e变成长*ā, *ō）。所以，不像之前的学者那样拟构*ā, *ō和*ǝ音位，索绪尔拟构了*eA和*A的交替，以及*eO和*O的交替，其中A和O代表未知的音素。索绪尔简单地称其为coefficients sonantiques。当时索绪尔的观点只有少数学者接受，因为太抽象而且缺少直接证据。
赫梯语在20世纪早期被发现和破解，使得情况发生了改变。赫梯语有一个用阿卡德语音节文字书写的发音，通常转写为 ḫ ，比如 te-iḫ-ḫi“I put, am putting”。这个辅音和当时拟构的PIE的辅音似乎没有明显联系。当时提出了多种方案把这些赫梯语辅音与当时重构的 PIE 辅音系统建立起联系，但这些方案都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地方。Jerzy Kuryłowicz在1935年的Études indoeuropéennes I中提议用索绪尔的猜想来解释这些音的规律。他提出赫梯语的这个未知的辅音正是索绪尔假设的coefficients sonantiques的直接反映。从此(各种形式的)喉音理论被多数印欧学家所接受。
多数印欧学家至少接受某个版本的喉音理论，因为目前只有喉音理论可以有力地解释印欧语言中的语音变化和变换模式，并解决了某些次要谜团，比如为什幺只包含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的动词词根，其元音总是长元音。比如以前重构为*dō-“给”的词根，喉音理论重构为 *deh₃。不只是比以前更经济地顾及了变换模式（需要的元音变换类型更少），而且使这些词根的结构与印欧语基本的辅音-元音-辅音模式相一致。
至于为何这些语音直到很晚才被印欧学家发现，主要是因为在所有印欧语言中，赫梯语及其他安纳托利亚语言是仅有的证实有喉音的语言。在其他语言中，它们的存在最多只能通过它们在临近语音上的影响，和在它们参与的变换模式上看出来。当喉音被直接证实时，它通常是作为特殊的元音而不是辅音(如下面古希腊语的例子)。

**喉音的变体**
喉音理论有很多变体。一些学者比如 Oswald Szemerényi 只重构一个喉音。一些人接受 Jaan Puhvel 的理论（见其Evidence for Laryngeals，Werner Winter社)重构了八个或更多。大部分学者使用基本的三个喉音:
**h₁,“中性”喉音
**h₂,“a-音色”喉音
**h₃,“o-音色”喉音
还有一些学者允许第四个辅音*h₄，它与 *h₂ 的区别是它不反映为安纳托利亚语的 ḫ，但反映为阿尔巴尼亚语重读元音之前的词首的h。例如，PIE*h₄órǵʰiyeh₂“睾丸”对应阿尔巴尼亚语herdhe“睾丸”，赫梯语arki-“睾丸”；PIE*h₂ŕ̥tkos反映为阿尔巴尼亚语ari，赫梯语hart(ag)ga-(=/hartka-/)。当不确定是*h2还是*h4的时候，使用*ha。还有一种类似的但接受度小得多的理论，是 Winfred P. Lehmann 的观点，基于赫梯语中有不一致反映的基础上，认为 *h₁ 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语音。(他假定一个是声门塞音而另一个是声门擦音。)
安纳托利亚语中的关于喉音存在的直接证据：PIE *a 是相当罕见的音，但出现在大量良好词源的词首。PIE(传统的) *anti“in front of and facing” > 希腊语 antí“against”; 拉丁语 ante“in front of, before”；梵语 ánti “near; in the presence of”。但是赫梯语中有一个名词 ḫants“front, face”，还具有各种派生词(ḫantezzi“first”等等)，指明存在一个 PIE 名词词根 *h₂ent-“face”( *h₂enti 是其方位格单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词首是*a的重构形式都应修改为 *h₂e。)
类似地，PIE旧的重构 *owi-“绵羊”（词干是y而非i），依据是梵语ávi-, 拉丁语 ovis, 希腊语ὄϊς。但卢维语是ḫawi-，指出重构应该修正为*h₃ewis。

**发音**
喉音的发音仍有相当多的争论，并且已经给出了各种论证来确定它们的发音位置。首先这些语音在毗邻音位上的影响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来自赫梯语和乌拉尔语的证据足以得出这些语音是“声门音”或在口腔中非常后面的部位上发音。同样的证据也与它们是擦音的假定（不是近音或塞音）相吻合，这个假定被喉音在辅音丛中的表现所强烈支持。

***h₁**
Beekes（1995）提出*h₁是声门塞音IPA|ʔ，这一假定仍非常普遍。但是声门塞音不太可能在乌拉尔语借词中反映为擦音，比如在词 lehti 2和*h3的前后音值发生改变，但在*h1不变。
2.H丢失。喉音在短元音前丢失。喉音在另一个辅音之前也会丢失，并导致前面的元音延长。
H着色和H丢失的结果

**希腊语的三重反映**
在三种情况下，希腊语显示出规则的元音模式，不见于其他派生语言的同源词中。在喉音理论建立之前，学者们比较了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推断PIE存在元音ə。这三种情况是：1.在辅音之间（短元音）；2，单词之首辅音之前（短元音）；3.与流音或鼻音结合r, l, m, n（长元音）。
1.在辅音之间
拉丁语是a，梵语是i，而希腊语是e, a或o。
2.单词之首辅音之前
希腊语表现为e, a,或o，拉丁语和梵语无表现。
3.与流音或鼻音结合
拉丁语显示为流音/鼻音+ā；梵语显示为īr/ūr或者单独的ā；希腊语显示为流音/鼻音+ē/ā/ō。
相比于重构ə，喉音理论更优美，只要假设这些希腊语的元音来自元音着色和H丢失。

**对元音变换的解释**
既然喉音作为辅音是1935年在赫梯语中发现的，那幺索绪尔在55年前的猜想是以什幺作为基础的呢? 根源在于对不同结构的原始印欧词根的元音变换模式如何相互匹配的再分析。

**词根的元音变换模式**
原始印欧语构词结构的一个特征是有叫做 ablaut 的一个元音变换系统。已经辨识了一些不同的这种模式，但是最常用的是在多半的词根、很多动词和名词词干、甚至在一些词缀(例如属格单数结尾被证实为 -*es、*-os 和 *-s)中“e/o/零”的变换。不同状态叫做元音变换等级；e-等级和 o-等级一起叫做“完全等级”，而任何元音都没有叫做“零等级”。
因此词根 *sed-“to sit (down)”(词根传统上选用 e-等级，如果它有元音变换)有三个不同形式: *sed-, *sod- 和 *sd-。这类模式可以遍及 PIE 词根清单找到并且是明晰的:
**sed-: 拉丁语 sedeō“am sitting”, 古英语 sittan“to sit” 梵语 sa-sād-a 通过 Brugmann定律。
**sd-: 在复合中如 *ni-“down” + *sd- = *nisdos“nest”: 英语 nest  希腊语 méga, 梵语 máha。
**ḥ₃ 希腊语 árotron“plow”= 威尔士语 aradr, 古诺尔斯语 arðr, 立陶宛语 árklas。

**对特殊词根的解释**

**双音节词根**
上述词根都是直接了当的并且直接适合整体模式。有少量特定的词根有看起来表现得像 *bher- 类型，有时又不像任何其他词根那样，比如有时零等级中有长音节主音，指出一种两元音结构。这些词根被各异的叫做“重基词根”、“双音节词根”和“seṭ 词根”(这是 Pāṇini 文法的术语，后面会有解释)。
例如，词根 *ǵenə-“be born, arise”在常见的词源字典给出如下:
*(A) *ǵen-, *ǵon-, *ǵṇn-
*(B) *ǵenə-, *ǵonə-, *ǵṆ- (这里的 Ṇ = 长音节主音 n)
(A)形式出现在这个词根跟随着开始于元音的词缀的时候；(B)形式出现在这个词根跟随着开始于辅音的词缀的时候。如上所述，完全等级(A)形式看起来就像 *bher- 类型，但是零等级总是并且只有音节主音共鸣音的反映，就像 *bhendh- 类型而不像任何其他类型，这里有第二个词根元音(总有并只是 *ə) 跟随着第二辅音:
-
*(A) PIE *ǵenos- 中性 s-词干“race, clan” > (荷马式)希腊语 génos, -eos，梵语 jánas-，阿维斯陀语 zanō, 拉丁语 genus, -eris。
*(B) 希腊语 gené-tēs“begetter, father”；géne-sis  原始意大利语 *sed-ē-ye-mos“we are sitting”> 拉丁语 sedēmus)。它可以明确的证实于凯尔特语、意大利语、日耳曼语(第四类弱动词)和波罗的语/斯拉夫语中，并在印度-伊朗语中有些踪迹(在阿维斯陀语这个词缀好像形成了过去-习惯词干)。
*尽管不太确定同样这个 *-h₁ 好像潜在于 o-词干的主格-宾格双数中: 梵语 vṛkā、希腊语 lúkō“two wolves”。(梵语中可替代的结尾 -āu 在梨俱吠陀中出现过，但是最终变成了 o-词干双数的标准形式。)
**-h₁s- 得出愿望词干如梵语 jighāṃsati“desires to slay” *isero- > *ihero- > híeros (带有对词首送气音的正规倒退)和梵语 iṣirá-。词根 *eysH-“vigorously move/cause to move”的存在性好像没有问题。如果这个东西开始于一个喉音，并且多数学者都同意，则必定是 *h₁-；而这是个问题。形如 *h₁eysh₁- 的词根是不可能的。印欧语没有 *mem-, *tet-, *dhredh- 这种类型的词根，它们带有相同辅音的两次出现。但是希腊语证实了一个早期的(并很广泛证实的)相同含义的形式 híaros。如果我们重构为 *h₁eysh₂-，则一下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对 híeros/híaros 事宜的解释已经被长久讨论了，还没有什幺结果；喉音理论现在提供了给予解释的一个机会，它有着两个喉音的形而上理论。这仍只是个猜测，但是要比以前的猜测更加简单和优雅。
在 *pḥ₂ter-“father”中的音节主音 *ḥ₂ 可能实际上不是孤立的。特定证据证实了在“mother, father”等中的血缘词缀实际上是 *-h₂ter- 而不是 *-ter-。喉音在辅音之后音节主音化(希腊语 patḗr, 拉丁语 pater, 梵语 pitár-; 希腊语 thugátēr, 梵语 duhitár- “daughter”)此外延长前导元音(拉丁语 māter“mother”，frāter“brother”) — 甚至在涉及的“元音”是音节主音共鸣音的时候，比如梵语 yātaras“husbands' wives”< *yṆt- < *yṇ-h₂ter-)。

**参见**
声门音理论

**引用**

**参考书目**

**外部连结**
Kortlandt, Frederik (2001):  Initial laryngeals in Anatoliandate=20200924020430  (pdf)- Lexicon of Early Indo-European Loanwords in Finn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