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al Panic: Changing Concepts of the Child Molester in Modern America

《Moral Panic: Changing Concepts of the Child Molester in Modern America》（标题大意：《道德恐慌：猥亵儿童者的近代美国概念演变》）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与宗教研究系教授Philip Jenkins撰写的书籍，于1998年经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著作中借用英国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等人提出的道德恐慌来形容美国社会对儿童性侵害及安全的关注，并采用了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去描述他们在有关议题上的信念及反应转变。

**内容**
詹金斯在《Moral Panic》一着中借用英国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等人提出的道德恐慌来形容美国社会对儿童性侵害及安全的关注，并采用了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去描述他们在有关议题上的信念及反应转变，从中总结出三波「道德恐慌」。他在著作中刻画了各种有关概念的变迁，指出美国社会对儿童的定义、性罪犯的印象、可接受的儿童性表现会随时代而出现变化。

**第一波恐慌**
《Moral Panic》写道，在19世纪后期之前，美国司法系统对性罪犯的态度跟其他类型的罪犯没有任何区别。当时美国只为避免女性身体在结婚前出现「破损」，而把最低合法性行为年龄普遍设定为10岁。直到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和哈维洛克·艾利斯的著作于世上流传后，当地才开始把性罪犯视为「特殊的罪犯」看待。在进步时代，女性主义者为争取女性拥有跟男性一样的选举权利而发起运动。除此之外，他们亦跟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改革提倡者一起为打击性传染病、人口贩卖、儿童受剥削的情况而努力。在此一倡议底下，再加上当时社会亦出现了不少跟性犯罪有关的报导，皆使得立法者决定把最低合法性行为年龄提高。女性主义运动在成功为女性争取选举权后陷入沉寂，让上述因共同目标而努力的联盟消散。

**第二波恐慌**
到了1930至1950年代中期，受到当时较引人关注的性犯罪影响，精神病学界及公众开始视性罪犯对儿童充满危险性和有暴力倾向。美国政府和传媒亦不断地提及该些事件。前者为回应社会对这类议题的关注，而开始针对「性变态」订立法律。容许当局安排「性变态」接受精神科治疗，同时限制任何涉嫌从事「变态行为」的疑犯的法律权利，警权亦得以扩充。不过这类型的法律相对较少被执行，实际操作上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至1957年），美国各地政府亦以帮助修补家庭为由，修订与性有关的法律，容许无限期拘留部分被视为危险的性罪犯。任何从事同性性行为者一旦被发现，亦会安排他们接受电击疗法等治疗。男童自小则被教育需拥有正确的男性举止，以避免日后成为「变态」。

**性革命时代**
在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期间，美国社会开始批判上述话语，认为它们只是社会有权者及媒体希望传达给公众的刻板印象。作者把这种转变归因于自由派崛起、性革命、青年文化的整体态度、性罪行常被视为白人女性诬告黑人男子的手段。人们开始对精神病学诊断感到不满，认为那不过是一群医师根据过时的标准来为人们贴标签。到了1960年代，规管「性变态」的法律因违背人权而受到更多批评，最终被废除。
与此同时，精神病学界及学术界亦关注滥用精神病学诊断等较为宏观的社会问题，前者开始不把性罪犯视为危险，而是认为他们只是人格出现问题。当时的美国社会不那么关注性暴力问题。相对地，有儿少或女性提出有关控诉时，社会会质疑他们背后是否有其他动机；精神病学界和法律界则倾向认为儿少和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为「糊涂之错」，本身不严重，社会更应关注的是四周的过度反应，「轻视了这个问题的规模和严重性」。人们也接受真正的恋童者和近亲性行为很罕见的信念，因此女性无需过份关注前者；后者曾被与金赛合作的性研究者Wardell Pomeroy视为能为父女「带来正面体验」。由于法庭认为儿少拥有一定的性自决能力，所以判决上会区分涉及暴力的性犯罪和成人「被引诱」的性犯罪。法官会接纳以被害者在过程中具有一定责任为由减刑。除此之外，娱乐产品也经常刻画性窦初开的少年——当时的美国社会认为这是较为「真实」的情境。

**第三波恐慌**
自1970年代后期起，女性主义者为了改变人们轻视性暴力的社会环境，而开始书写有关女性和儿童在身体及性方面被害的事。并在这议题上跟保守派结盟，共同反对性骚扰、强奸、色情物品。此一趋势令性革命时代走向结束。他们起初较关注不涉及性的身体虐待。但之后把关注延伸到性侵害上。作者认为他们把儿童也纳入关注点的举动吸引了外部人士接触女权运动，最终成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媒体、立法者、研究者纷纷聚焦于此一议题。他们从原本只关注近亲性虐待，到后来把焦点扩展至家庭外部，关注绑架儿童、儿童色情、恋童癖集团、日间托儿所虐待、撒旦仪式虐待、恢复性记忆等议题，形成了一场「儿童保护运动」。运动参与者在运动中为达到引起关注等目的，作出不少有关恋童癖集团和儿童色情的失实宣称。尽管他们不少的关注点最终被证实为虚惊一场，例如有关恋童癖集团的指控很多时候最后无法成功入罪。但关注强度始终没有减弱。
参与者亦采用较寛松的定义来界定「虐待」，以令报告上的统计较为「煽情」，例如把接触色情物品跟被强奸一概称为虐待。他们还把一开始的近亲性虐待研究结果套用在其他较轻微的案例当中。即使如此，美国大众很多时候会相信该些数字及宣称，成为了他们的共同认知。部分引起大众关注的煽情案件让当地人认为可以向涉嫌从事有关行为者行使猎巫行动。在上述恐慌下，美国国会决定以「宁严勿松」的姿态面对。最终它订立了对外公开之前曾被定罪的公民的所在地的法律，并再度容许性罪犯无限期被拘留，跟从民意降低检控及起诉难度。詹金斯认为上述举动侵害了公民自由，罚则也不符比例。除此之外亦写道，北美男人男童恋爱协会因此一社会氛围而开始被主流同性恋运动所排斥。保守派则以保护儿童为由，推行各种管控，如互联网资讯审查、控制青少年的行动、指责同性恋的不是。
作者认为，这一波恐慌的出现，是因为支持恐慌的主张在市场竞争下成功吸引大众情感。它的成功可归因于各种因素，像是人口结构改变、政治及经济意识形态、投入劳动市场的女性持续增加、医疗体系对越轨行为的关注等等。各持份者也有意透过制造失实宣称来获益，例如社福机构会以此证明自己为何需继续存在、女性主义者利用它来抨击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精神科医师及社会工作者从中获得名望、政治家以回应选民在此事上的关注来获得支持、宗教及道德团体则借该一风气推广保守理念、媒体以此为题吸引大众消费。他也在成书时预测此一恐慌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打破了以往的循环周期，令美国人习惯利用针对儿童的性犯罪来解释不同的社会问题。同时由于英国等国家经常借鉴美国法律，所以美国的保护儿童观念亦有向外输出的趋势。

**评价**
《Moral Panic》得到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瓦莱丽·詹内斯（Valerie Jenness）、天普大学心理学系的布鲁斯·瑞德（Bruce Rind）、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的帕特里克·J.瑞安（Patrick J. Ryan）、孟菲斯大学历史系的约瑟夫·M.霍斯（Joseph M. Hawes）赞扬。前两者更认为它的分析「很好」或「崭新」。伦敦南岸大学心理学部的保拉·雷维（Paula Reavey）称赞著作的深入程度。不过曾为多份同性恋报刊执笔的马克·麦哈里（Mark McHarry）形容著作本身「不算创新」，内容涵盖度亦只能扮演深入研究的起步点的角色。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安东尼·奥伯沙尔（Anthony Oberschall）对著作的可读性和论据表示赞赏，并认为它能带出「当两个对立的群体合盟对抗某一议题时，便应谨慎」的教训。詹内斯指它是「社会史和社会学研究的典范」；霍斯同样认为「它在社会建构研究中有着出色表现」。印第安纳大学的乔安妮·迈耶罗维茨（Joanne Meyerowitz）对著作的洞察力表示好评。《新共和》的玛格丽特·塔尔博特（Margaret Talbot）认为这著作「优秀」，且比《Erotic Innocence》「更清醒」。瑞安和曾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图书馆任职的格雷戈尔·A.普雷斯顿（Gregor A. Preston）推介该著作给研究童年虐待的人阅读。后者更认为研究性罪犯的也应该阅读之。
詹内斯、霍斯、马里兰大学学院市分校犯罪学及刑事司法学系的埃里希·古德（Erich Goode）赞扬著作讲述什么因素促使美国公众接受各种有关儿少性侵害的宣称那部分。古德指这部分「写得最好」，证明了道德恐慌为众多历史因素配合后出现的结果。不过詹内斯批评指作者提出的因素虽大多跟其他学者提出的一致，但由于其中某些为他原创，故欠理论上的说服力。雷维表示作者不应平等看待幸存者运动中的各项宣称，而是应分析哪些较吸引公众目光。迈耶罗维茨和麦卡瑞更写道作者虽认为人口结构和道德恐慌之间存有关系，但此一宣称缺乏证据证明或受证据质疑。瑞安另外指责作者虽有提及多项非文化因素如何影响公众会否接受某类宣称，但欠从美国文化角度分析当地把儿童的性视为禁忌的原因。塔尔博特亦指著作带出了「为何美国那么易受这类恐慌影响？」这道未解之谜，并认为第三波恐慌部分是由离婚率上升所推动，指由于继父母较易侵害子女，所以其变得更引人关注。瑞德赞扬作者「成功」说明美国有关童年性侵害的普遍信念「不是受科学证据影响，而是建立在宣传之上」。雷维认为这本著作能让人看出立法者在儿童性侵害上欠理性，及「意识形态对虐待儿童的框架有何影响」。麦哈里指书籍反映了「道德恐慌对儿童和成人构成伤害」。
詹内斯和麦卡瑞赞扬《Moral Panic》能够很好地把两段发展过程相近的历史环节作比较。霍斯认为它在说明公众怎样恐惧方面「做得很好」，但希望他能拿出证据，解释他们的情感「是否合理」。雷维亦有类似宣称，指它欠还原每一个年代的知识，而该些知识又如何影响社会。古德表示当中有关近亲性侵害和强奸的指控可以拿出根据证明，但撒旦仪式虐待和恢复性记忆则为人们夸大现实来说，甚至完全是根据脑海中的幻想。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保拉·S.法斯（Paula S. Fass）反批评詹金斯的历史书写，认为他欠关注人的心理和事件背景，而且不应该把历史走向以周期总结，因为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期间美国社会在打击性罪行上的关注主要落在青少年和成人身上，与之后重点关注儿少性侵害的情况不同。同时亦指著作不应该以没订立新的性法律为由把1920年代称为周期的冷静期，指当时社会大众仍相当恐惧针对儿少的性侵害。不过赞扬其对法律演变的刻画。奥伯沙尔亦有类似观察，指著作较不重视大众的态度。他亦推测与经常发声者相比，沉默的大众可能不那么关注针对儿少的性侵害。迈耶罗维茨批评作者对女性主义者的描画，没有处理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并错误指责他们认为性侵害是「『父权阴谋』的一环」。认为著作不准确刻画部分史实的还有麦哈里，他除批评作者欠明确引用数据出处和提供线上参考资料的连结外，亦指他错误地宣称美国的儿童色情法一开始就禁管有，而这一规定事实上后来才加入；麦哈里亦表示北美男人男童恋爱协会即使在1980年代也受一些女同性恋者和未成年人支持，而非一面倒反对——这些人认为它应成为同性恋权利运动的一部分之余，也有条件地接受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的性关系。即使到了1998年，仍有同性恋运动参与者认为应与该等拥护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性爱关系的人持开放沟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