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ligarchical Collectivism）为乔治·奥威尔于1949年所创作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的fictional book（书中书）。据称，此书由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撰写，而他同时也是大洋国执政党（简称「党」）的主要对立者。「党」将高斯登塑造成内党前成员，并声称他一直密谋推翻老大哥（Big Brother）以及颠覆政府。在小说中，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在其所谓的友人奥布莱恩（O'Brien）的指引下取得此书后便开始阅读。温斯顿曾回忆说：「……人们低声传诵着一本可怕的书，一部汇集所有异端思想的著作，其作者正是高斯登，而这本书在地下悄然流传。它既无书名亦无正式标题，人们仅简称之为《那本书》。」

**背景**
奥威尔以十月革命领袖之一列夫·托洛茨基为原型塑造了伊曼纽·高斯登坦这一人物
在《一九八四》中，温斯顿·史密斯以撰写日记的方式坦承自己所犯下的「思想罪」，例如他对老大哥与「党」所怀有的内心厌恶。  身处真理部工作期间，温斯顿与党内核心成员奥勃良接触，由于他误以为奥布莱恩属于「兄弟会」——也就是由高斯登领导、对抗大洋国的地下组织。  起初，奥布莱恩的言行确实令温斯顿深信不疑，特别是在奥布莱恩安排让他阅读《那本书》时──在大洋国，持有此书本身即构成犯罪。交谈间，奥布莱恩向温斯顿指出，《那本书》揭示了「党」所建立反乌托邦社会的真实本质而欲正式成为「兄弟会」成员者，必先研读此书。  温斯顿形容自己第一次接触《那本书》的情形如下：
「寡头政治集体主义」一词指涉英社主义（大洋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欧亚所奉行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以及东亚所实行的死亡崇拜（自我抹灭）。温斯顿阅读了两篇长文摘，说明这三个极权超国家──东亚国、欧亚国与大洋国──如何从一场全球战争中崛起，从而将过去与他所处的1984年连结起来，并解释极权主义的基本政治哲学，其根源在于二十世纪所展现的独裁政治倾向。「那本书」的核心启示即在于，这三种表面上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在实际上却功能一致。
从理论上讲，寡头政治集体主义让人联想到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者于1930年代末提出的官僚集体主义，该理论用以描述史达林统治下的苏联。大洋国的主要公敌伊曼纽·高斯登即是以此理论为蓝本而塑造。托洛茨基曾为布尔什维克党核心成员，后遭史达林清洗并被宣告为苏联人民的公敌；而苏联则为托洛茨基协助在俄罗斯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亦曾公开批评苏联的社会体制。

**内容**
书中〈第一章：无知即力量〉与〈第三章：战争即和平〉均采用党的口号作为章节标题；此外，奥布莱恩曾提及其中部分章节描述了推翻内党的计划。

**第一章：无知即力量**
〈无知即力量〉一章详述了人类社会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章节一开始便指出，社会自古以来总是依阶级与种姓制度划分为： - 上阶级（统治者）- 中阶级（为上层阶级工作且渴望取而代之）- 下阶级（只求生存）
历史上，中阶级常利用下阶级之力量推翻上层；但一旦中阶级夺取权力、成为新的上层，他们又再度压迫下阶级，使社会阶级斗争形成无限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中阶级表面上宣扬「正义」与「人类博爱」，实则其真正目的在于攀升至统治阶级并巩固自身权力。
伊恩·斯莱特（Ian Slater）指出，高斯登在书中提出的论点，超越了奥威尔早期（例如《一位圣公会牧师的女儿》）作品中的观察。于早期作品中，中阶级仅是假装信奉平等；而在《动物庄园》中，国家最初宣称掌权是为改善社会，随后当技术进步令平等成为可能时，中阶级便撇弃过去的承诺，因社会主义仅会妨碍其目标，遂公然施行暴政，并毫不掩饰对平等的敌视。
因此，中阶级创造的新话术演变成英社主义与阶级集体主义。他们不再伪装关心平等，而是赤裸裸地追求权力，使得「党」与以往的暴政有所不同──尽管「党」最初仍以社会主义之名合理化其统治。借由强调集体主义，「党」得以巩固自身权力，并将英社主义包装为资本主义必然延续的结果，声称在此制度下，下阶级将不再遭受剥削。
然而，事实上，社会阶级的存在早已失去必要，集体主义仅成为延续对下阶级剥削的工具。斯莱特指出，尽管奥布莱恩不一定拥有华宅，但与下阶级相比，他的生活依然奢华。一旦「党」彻底巩固权力，所有合理化的借口便不再需要。实际上，「党」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统治，而非世袭体制，其存在基于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而非血统传承，纯属出于实用考量。
与奥威尔早前作品不同，本书中「党」的剥削行径是有意识且公开的。斯莱特指出，奥威尔借由「党」那脱离现实的政治操作，试图揭露现代极权主义愈发纯粹追求权力本身，而非其他目标。
奥威尔认为，现代国家不仅能控制人民行为，甚至能掌握他们的思想，这正如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最终所追求的目标。现代政府能达成此目标，关键在于技术进步，例如所谓的「电幕」──一种双向传输影像的装置，可使政府全天候监视全体人民。
为了有效运用技术控制社会，极权政权必须推动高度集权，而大洋国所设立的四大部门──真理部、和平部、友爱部、富足部──正是基于此目的。 
寡头政治集体主义： 大洋国人社会阶层金字塔
无产阶级通常不易受宣传影响；内党最为忌惮的是中产阶级（即外党成员），而非无产阶级，原因在于无产阶级本已一无所有，也看不到未来。透过真理部进行的历史修正，「党」进一步剥夺无产阶级对过去的记忆，使其无法从历史中学习，亦无须忧虑未来，因他们被困在永恒的「现在」，缺乏革命可能性。为防范任何非正统思想，真理部推行新话——一种刻意精简的语言，借由删除能够表达异端思想的词汇，使异端概念难以存在。新话亦将思维二元化，例如仅用「好」（good）与「不好」（ungood）来划分，这种刻意的二分法消除了细微差异，促使人们采取极端的非黑即白的思考模式。
内党成员还必须养成自我欺骗的习惯，其中包括：- 犯罪止步：又称「预防性愚蠢」，即在接触到政治上危险的思想前，自行停止思考。- 双重思想： 指同时接受并信奉互相矛盾的观点，却不觉矛盾。
如书中所述：

**第三章：战争即和平**
在阅读第一章之前，温斯顿先阅读了第三章〈战争即和平〉，该章解释了这句标语的含义，并回顾了全球三大超级大国的建立过程：- 大洋国（Oceania）：美国与大英帝国合并，后来又与拉丁美洲合并。- 欧亚国（Eurasia） ：苏联并吞欧洲大陆。- 东亚国（Eastasia）：在「十年混战」后诞生，中国大陆的政权并吞了日本、朝鲜以及部分蒙古和西藏地区。
这三个超级国家在不同联盟中进行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但这场持续战事在军事上却毫无意义，因为它是一场「目标有限、双方均无法彻底摧毁对方、亦无实质利益冲突，更不存在真正意识形态分歧」的战争；毕竟，这三国本质上皆为极权主义国家。 
科学技术的发展亦受到严格管控，因为「党」不希望出现难以掌握的物资过剩，免得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提升至超出仅能维生的程度。唯一被允许的技术进步领域乃是思想控制与种族灭绝——这两项皆为各超级大国的共同目标。当思想控制技术臻于完美时，这些国家理论上就能发动一次决定性毁灭攻击，使对手无法反击。
然而，即使在战争领域，技术进步仍可能违背「党」的利益，因为这些超级国家实际上并不真正构成互相威胁──它们必须维持永久的有限战争状态才能存续。借由操弄战争带来的恐慌与自我牺牲需求，这些国家所发动的战争并非真正针对彼此，而是针对本国人民。人民因此被刻意维持在无知、接近饥饿及过度劳动的状态中。
永久的有限战争也使「党」得以转移人民对国内问题与自身失败的注意力。斯莱特指出，奥威尔认为，比起承诺「轻松、安全的生活」，更有效的统治策略在于引导民众投入狂热的民族主义。因此，战争成了一种心理工具，创造出一种反讽式的「和平」──一种停滞状态，使任何真正进步变得不可能，世界永远停留在原地，而唯一的变数仅在于最终是否能实现全球征服。 
然而，尽管内党成员毕生致力于将大洋国打造成全球霸权，但在面对战争时，他们仍然运用双重思想，因为他们深知为了维持大洋国的社会结构，这场战争必须无限期延续。 

**后续章节**
温斯顿从未有机会读完《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无法在思想警察逮捕他与茱莉娅之前了解大洋国以及1984世界秩序中「为什么」的问题；然而，他始终相信改变的希望存在于无产阶级之中。随后，在拷打过程中，奥布莱恩向他揭示了那个「为什么」的问题：
「权力非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建立独裁政权并非为保护革命，而是为创造革命以建立独裁。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拷问的目的，也是拷问。」
「我们总能将异端者攫取于掌握之中，任其在痛苦中尖叫、破碎、令人厌恶；最终，他必将彻底忏悔、自我拯救，并自愿趋附于我们脚下。温斯顿，这正是我们正在建构的世界──一个胜利连连、凯旋接踵的世界，一个不断、一再、持续向权力核心施加压力的世界。」

**作者**
奥布莱恩认为，温斯顿·史密斯主张能推翻老大哥与「党」的观点全属胡扯，因为温斯顿并非「兄弟会」的革命者。于友爱部内，奥布莱恩对温斯顿施以拷问，试图「治疗」其政治狂热──也就是那种认为存在超越「党」所构筑现实之外的客观真实的信念。在拷问室内的对话中，奥布莱恩告知温斯顿，据称由高斯登撰写的《那本书》，实际上乃是由包括他在内的一个委员会共同编纂而成。当温斯顿询问该书是否真实时，他回答道：「就描述而言，是的；但其中所阐述之纲领则全属胡扯。」 
读者始终无法确定，到底是奥布莱恩的说辞较为可信，或是高斯登的作者身分更为真实，因为「党」不断改写过去，以掌控现在与未来。正如那句话所言：「控制过去者，控制未来；控制现在者，控制过去。」因此，各超级国中的「党」皆掌握着现在，改写着过去，并依据自身利益与无所不在的权力（排除中阶级），强迫未来依照其透过政府与官僚集体主义所追求的方向发展。由此，「党」得以维持寡头集体主义体制，延续老大哥的统治。 

**意义**
艾瑞克·切伊菲茨（Eric Cheyfitz）指出：「不论这本书在小说情节中扮演何种角色，奥威尔借由其详尽阐述，传达了对1949年当下以及他所预想之未来政治现实的见解。」 
这本书被形容为对《被背叛的革命：苏联是什么以及它将走向何方？》（1937年，作者为列夫·托洛茨基）以及《经理人革命》（1941年，由前托洛茨基主义者詹姆斯·伯纳姆所着）的模仿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