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延元年的足球

《万延元年的足球》又译《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万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ール）是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的长篇小说。该作品自1967年1月号至7月号于《群像》上连载，并于同年9月由讲谈社出版。目前该书已由讲谈社文艺文库再版，并荣获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
其标题「万延元年」被视为日本近代史转折意义的年份，当年的樱田门外之变导致年号从安政改为万延。此年还是胜海舟等人前往美国的年份，标志着日本现代化的开始。大江本人解释道，小说涉及两个象征性年份——「1860年」和百年后的「1960年」。1974年，《万延元年的足球》以「The Silent Cry」（无声的呐喊）为题出版英译本，1985年由伽利玛出版社以「Le Jeu du siècle」作为法译版出版。1994年，大江因该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且该书被列为其代表作之一。

**剧情大纲**
根所蜜三郎与其妻菜采子的孩子患有严重的颅骨疾病，并被安置在养育设施中照顾。加上蜜三郎唯一的亲近朋友以异常方式自缢身亡。导致蜜三郎过着自闭的生活，菜采子终日借酒消愁，两人的婚姻关系日渐冷淡。
蜜三郎的弟弟鹰四曾参与1960年安保斗争的学生运动，并在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受挫后前往美国，经过一段流浪的日子后返回日本。他提出邀请蜜三郎放弃东京的一切，与他一同前往爱媛县四国开始新生活。菜采子也同意前往四国的提议，他们与两名年轻信徒星男和桃子前往家乡谷间大洼村。然而，鹰四背后有更深层的目的。他计划将家族的仓屋敷出售给一位名为「超市天皇」的在日朝鲜人白淳基，这位实业家计划将仓屋敷移到东京并开设地方料理餐厅。但更重要的是，鹰四渴望了解家族历史中的一段过去：他曾祖父的弟弟曾领导万延元年的农民起义，传说他在起义失败后逃亡，并且在死后成为村中的神灵之一。仓屋敷在起义期间并未被烧毁，据说是作为庄屋的曾祖父在仓屋中立足并用枪抵抗敌军所保护的。至于弟弟的下落，至今众说纷纭。鹰四认为曾祖父的弟弟是被误解的英雄，并试图与这位先祖的精神融为一体。而蜜三郎则认为曾祖父帮助了弟弟逃亡。
根所兄弟的大哥S兄在太平洋战争担任海军飞行予科练习生回来后，在战后，在村庄附近的一个隔都朝鲜人定居点遭受袭击而丧命。而兄弟们的妹妹因患有智力障碍，在父母过世后被舅舅收养，但最终自杀。对S兄最后的下场，兄弟各自的记忆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痕，当时还是幼儿的鹰四，隐约记得S兄在朝鲜人部落袭击时英勇的模样，但蜜三郎指出，S兄是为了调和事件中的死者数目，由日方交出并杀害的牺牲品。
大洼村的经济深受「超市天皇」经营的超级市场的影响。鉴于超市的商品种类繁多且价格低廉，令当地的小商店逐渐被取代甚至负债。在超市的资本支持下，村里的青年开始经营养鸡场或从事农耕，并从中获得收益。但随着寒冬的来临，鸡群全数死亡，当地青年陷入困境。鹰四与他们进行商讨，并逐渐取得村人的信任。为了训练并引导青年，鹰四决定组建一支足球队。实际上，鹰四的真正目的是挑起一场起义，激发民众对超市经济统治的反感以及对朝鲜人的民族偏见，借此发起反抗。在这段过程中，菜采子与孤闭的蜜三郎渐行渐远，转而与活跃的鹰四以及他的足球队员们互动，鹰四将自己比作为曾祖父的弟弟，并在妄想中试图再现「万延元年的起义」。同时与菜采子发生了性关系，最终，菜采子怀上了鹰四的孩子。
正月前后，一场大雪封锁大洼村的通信与交通。以足球队为中心，整个村庄爆发了「现代暴动」，试图对抗象征「资本主义」的超市天皇。这场暴动在传承中的御灵信仰与念佛舞蹈的影响下，村民开始抢劫超市并将货物分发给民众，蜜三郎于自己的清醒，拒绝遵守他认为的集体疯狂，并无助地目睹了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对暴动的热情逐渐消退，最终导致一名少女被杀。鹰四声称自己在试图强奸该少女时意外将其杀害。他因此被追随者抛弃，随后等待村民来对他进行私刑或将其逮捕。
蜜三郎不相信鹰四的说辞，他作证称鹰四是利用少女的意外死亡来设计自己暴力死亡的戏码。鹰四则向三三郎坦白，他曾对智力障碍的妹妹犯下乱伦。从而导致妹妹选择了自尽。最终，鹰四在感受到蜜三郎对他即将被杀的「信仰」的蔑视后，留下了一句话：「我已经说出了真相」，随后用枪自尽。
几周后，当村子恢复平静时，「超市天皇」来到村庄准备开始拆迁仓屋。此前发生的抢劫事件未被追究，拆除过程中，蜜三郎在祖屋的地下室发现一个仓库，揭示曾祖父的弟弟并非逃亡，而是选择自我幽禁在地下仓库中长达三十年，期间与兄长通过书信往来，甚至对自己起义的失败进行了反思。1871年，有一位神秘领袖领导了一场反抗新政府土地税和征兵法的起义，迫使县长自杀，该者被认为是曾祖父的弟弟。蜜三郎决定接受一份来自非洲的翻译员工作，并与与菜采子和解，决定从养护设施带回他们的孩子。菜采子也决心生下鹰四的孩子并抚养他，两人离开了四国。

**作品背景**
大江健三郎，本小说作者。
自前作《个人的な体験》到本作开始连载以来，大江经历了近三年的创作空白期。自学生时期出道以来，这是他首次面对写作停滞的困境。在构思长篇小说后，尽管写下了多个草稿，却一直未能顺利完成。经过与编辑的深入讨论，他决定将作品连载于文学期刊《群像》上，希望借此推动长期停滞的写作进程。由于他感受到过去小说中编年体叙事的局限性，因此在本作中，采用了全新的时间结构，划分出短暂的叙事范围，并引入多种时间序列。例如，故事中交织了「根所兄弟回家度过悲剧结束的短短一段时间」与「跨越百年的长时间段」的叙事手法，这一结构后来成为大江长篇创作的基本模式，也受到威廉·福克纳等作家的影响。
大江表示，本作的人物设计分为两个对立类型：「行动派」与「观察派」。行动派的角色会亲自参与示威活动，并因此受伤；而观察派则是那些虽然仅止于思考，但仍心情郁结、因内心困扰而深受伤害的角色。根据这一构思，作者创造了根所蜜三郎与鹰四这对兄弟，这一人物模式不仅限于本作，还延伸至后来的多部作品（如《同时代ゲーム》中的兄妹、《懐かしい年への手纸》中的K与吉兄、《奇怪的两人组三部曲》等）。从最简单的角度来看，蜜三郎似乎是主角，而从流浪汉小说的角度来看，鹰四也可被视为主角。然而，在与秋山骏的访谈中，大江表示，本作的真正主角是曾祖父的弟弟。大江解释道：「鹰四的自杀并非故事中的重要事件，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让读者在短短的瞬间，通过他们的努力，感受到曾祖父弟弟的影像。因此，当小说提到曾祖父的弟弟在地下室里忍辱生存时，这一点才是整部作品的关键。」
本作品包含了许多复杂的隐喻和象征，但作者引入了一个简单且因此具有强烈意义作用的寓言。主角的兄弟姓氏为「根所」，这实际上是将冲绳各个集落的祭祀和政治中心场所「ネンドクルー」以汉字来表示。作中的「屋敷」被寓意性地呈现为位于那片森林中的土地「ネンドクルー」。

**评价**
小说家大冈升平在《朝日新闻》的文艺时评中写道：「安保体验对于部分现代青年而言是切身的，然而这是一个难以在文学形象中结晶的贫瘠主题。然而，大江成功地将其置于具有土俗气息和历史视野的背景下，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传奇小说和现代神话。这似乎是他作家生涯中的一个巅峰。」
批评家江藤淳在与大江的对谈中，激烈批评了「蜜三郎」等人物名字的不自然，这导致了大江和江藤的决裂关于这场对话，比较文学学者小谷野敦在《江藤淳与大江健三郎》一书中提到，江藤对「主人公根所蜜三郎和鹰四兄弟的名字奇怪」的批评，然而小谷野指出，大江在作品中经常使用奇异的名字，就像《日常生活の冒険》中的主人公斎木犀吉一样。小谷野进一步指出，江藤因为这些名字而全盘否定《万延元年的足球》是无理的。他推测，江藤可能在这时已经对「超市天皇」等讽刺天皇的言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批评家和哲学家柄谷行人在《大江健三郎的寓言》一文中提出了以下观点：在第一部分中，柄谷指出，《万延元年的足球》缺乏固有名称（他认为「蜜三郎」「鹰四」是主人公性格的象征性名字），并认为这是因为大江拒绝使用象征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现代文学思维工具，转而强调「单独性」，试图描绘一个无法还原为超历史结构的固有时空。第二部分中，柄谷认为，《万延元年的足球》是唯一一部通过上述寓言框架，展示了自幕末以来的政治与思想动态，并表现了1960年安保斗争的核心。柄谷指出，这部作品独特地捕捉了「根所」的分裂与暴力。
柄谷还在与大江的直接对话中提到，认为《万延元年的足球》是自万延以来日本现代某种总结性的作品。他指出，大江之后的代表性作家中，中上健次（《枯木滩》）和村上春树（《1973年的弹子球》）都受到了这部作品的影响并尝试从中寻求不同的创作方向。他还指出，大江自己在《怀念的年轻时代》中也再次提到了《万延元年的足球》，并认为这部作品是日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批评家浅田彰与柄谷行人、莲实重彦、三浦雅士在讨论会《昭和批评的诸问题 一九六五−一九八九》中，对日本（当时1980年代）现代思想进行了事前总结。他指出，吉本隆明在1968年主着《共同幻想论》中试图探索共同体深层的模式，这与1970年代山口昌男基于人类学的见解重新发现周边文化深层模式，并试图重新激活中心的「中心与周边」理论发想相距不远。接着，浅田指出，若将视野扩展到小说，这些主题几乎都在《万延元年的足球》中先行探讨，并认为批评与理论是跟随其后的。他在讨论中指出，《万延元年的足球》预示了共同体作为革命性狂欢的历史反复中的变形，并且如果从对山口的敌意视角来看，《万延元年的足球》在山口之前就提出了「中心与周边」理论的「可能性中心」，并且进行了解构，而简化并理论化之后便形成了山口的理论。（注：这是基于大江自己曾公开表示，他学习了山口的理论并写作了《小说的方法》和《同时代游戏》，在某段时间，大江深受山口理论的影响，这一点已为普遍理解。）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英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者マサオ・ミヨシ称《万延元年的足球》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少数不畏复杂性的大规模小说之一。他指出，《万延元年的足球》以强烈的语言和影像，将读者引入兴奋、抒情与谐谑的交织之中。他还指出，在《万延元年的足球》中，登场人物的个人性总是与家庭、村庄、国家等外部因素联系在一起，从而避免了内向的超历史神话化。他认为，《万延元年的足球》进行了对个人与社会、思考与行动、过去与现在的历史性审视，并探讨了1960年安保条约动荡中的日本与美国的政治关系。他称这部作品为「‘万延元年’是日本写给世界读者的第一部作品──它既是激励，也是警告，还是祝福。」
文学评论家小川荣太郎批评《芽むしり仔撃ち》中所存在的诗意已经消失，技法虽重但人性观点幼稚，表现出作家的局限性。他给予该作85分（满分100分），并对其给予较高的评价。

**电影**
该小说曾计划改编电影，由日本アート・シアター・ギルド出品，由吉田喜重执导、别役实编剧，但最终未能实现。

**另见**
《万延元年的橄榄球》：筒井康隆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的戏仿小说。故事设定于樱田门外之变后，井伊直弼的首级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
*《1973年的弹子球》：村上春树小说，此书的书名被指出是对《万延元年的足球》的戏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