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的世界

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的三个虚构超级大国，分别是大洋国（黑色）、欧亚国（红色）和东亚国（黄色），「争议地区」则以灰色标示
在乔治·奥威尔于1949 年出版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世界被划分为三个超级大国——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而这些国家均在一个主要位于赤道周围的争议地区内持续进行战争。大洋国的公民对世界的认识完全依赖于党（即英社）所传递的资讯，因此我们无法得知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演变成这三个国家；同时，读者也难以判断这些国家是否真实存在于小说的世界，或仅是党为了推进社会控制而编造的叙事。这些国家似乎是在1945年至1965年间，经历核战与内部瓦解的二十年间逐步形成的。在这个战后世界中，极权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而三个超级大国分别透过新布尔什维克主义、英社会主义（简称「英社」）以及「殊死崇拜」（Obliteration of the Self）等思想体系来巩固其统治。

**概要**
《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欧威尔，其在战时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经历影响了他对大洋国的创作。
读者对大洋国及其对手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的认识，主要来自小说中所提及的著作《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者为伊曼纽·高斯登。欧威尔借由这部书作为文学手法，将《一九八四》中的过去与现在相互衔接。他创作高斯登及其著作的目的，是为了讽刺托洛茨基（高斯登的原型）于1937年出版的《被背叛的革命：苏联是什么以及它将走向何方？》。 

**描述**

**大洋国**
大洋国是在一场反资本主义革命后建立的， 这场革命原本旨在解放无产阶级（平民），但最终却将他们忽视。小说中提到，大洋国是美国与大英帝国合并后形成的。然而，文本并未说明党是如何、何时获得其掌控的权力，即使有相关叙述，也无法确保其真实性。大洋国的版图涵盖「美洲、大西洋群岛（包括不列颠群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地区」。 其政治体系为英社（英国社会主义），这是对英国社会主义团体——1884年在伦敦成立的费边社的讽刺，党透过个人崇拜将「老大哥」塑造成领袖，而内党则负责实际的日常统治。
伦敦以外的乡村并非用来欣赏与城市的对比，而是纯粹作为运动的场所。 
大洋国由数个省份组成，其中之一便是「一号空降基地」，也就是现在的英国。整个省「破败不堪、满目荒凉」，伦敦则几乎完全由「衰败的郊区」组成。一号空降基地是大洋国人口第三多的省份，但伦敦并非首都，因为大洋国根本没有首都。这种分散式治理使党能够让每个省份都感觉自己是政治中心，避免它们产生被殖民的意识，因为没有一个遥远的首都成为不满的焦点。大洋国85%的人口是无产阶级（平民），其余大多数被推测为外党成员，而内党则仅占2%，掌控政权。
波特兰州立大学哈特菲尔德政府学院政治学荣誉教授克雷格·L·卡尔（Craig L. Carr）指出，温斯顿渴望革命，并回到大洋国成立之前的时代，但「在大洋国，革命是不可能的。以黑格尔式的观点来看，历史已经终结。大洋国不会再有政治变革，因为老大哥不会允许它发生。」卡尔认为，在大洋国，政治体制的崩溃也是不可能的。
大洋国是一个极权且高度制度化的国家，根据林斯基（Lynskey）的说法，这里没有法律，只有罪行。在这里，没有什么是非法的；社会压力被用来取代法律来进行控制。公民很难知道自己何时违背了党的期望，他们处于一种持续的焦虑状态，无法对任何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避免犯下「思想罪」（thoughtcrime）。例如，温斯顿开始写日记，他不知道这是否是禁忌的行为，但他相当确信这是禁忌。在大洋国，思考即是行动，两者之间并无区别。批评国家是被禁止的，尽管批评对国家的存续至关重要，因为国家必须拥有批评者，以便摧毁他们来展示国家的权力。大洋国的治理依赖于压制外党成员的思想自由或创新思维（平民被认为无能力产生思想，因此不受此限制）。
大洋国的体制极为官僚化。温斯顿指出，无数的委员会负责行政管理，并且「即便是修理一块窗户玻璃，也可能拖延两年之久」。温斯顿说，大洋国的统治者——内党，曾经是知识分子，包括「官僚、科学家、技术员、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以及职业政治家」。该国的国歌为《大洋国，我为你而唱》（Oceania, 'Tis for Thee）。大洋国的官方语言是新话。大洋洲的官方货币是大洋币（美元）；在一号空降基地，英镑已经不再流通。

**欧亚国**
欧亚国由「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之间整个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它是在苏联与同盟国之间的战争后，由苏联吞并欧洲大陆后形成的。欧亚国的意识形态则是新布尔什维克主义。

**东亚国**
东亚国由「中国及其以南的国家、日本、台湾，以及一个庞大但变动不定的满洲、蒙古和西藏的地区」组成。该国的意识形态以一个中文名称呈现，通常称为「殊死崇拜」，亦称为「自我湮灭」。东亚国于1960年代成立，比欧亚国与大洋国晚十年，其形成源自其前身国家间发生的「混乱战斗」。

**国际关系**
自1960年代起，这三个国家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到1984年，这种局面已成常态，而且彼此之间常常互换阵营。大洋国、欧亚国与东亚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发生在一个与三国相邻的广大争议地区内，该地区包括北非和中非、中东、印度次大陆、不稳定的欧亚─东亚边界、北极冰层，以及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中的各群岛。大部分争议地区形成一个大致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中的各群岛。大部分争议地区形成一个大致的四边形，以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与香港，约包含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任何掌控该区的势力，都能获得大量可利用的人力资源。 这三个国家主要由平民构成。温斯顿发现，这些超级国家彼此之间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他曾说道：「令人觉得奇怪的是，不论是在欧亚国、东亚国或是在这里，头顶上的天空都是一样的，而在这片天空下的人们也极为相似。」
各国均能自给自足，因此它们不会因争夺自然资源而开战，也不以消灭对手为主要目标；因为即使两国结盟对抗第三国，也无任何联盟具备足够实力达成此目的。各国均认识到科学技术导致了过度生产，因此必须谨慎控制科学发展，以免平民或外党期望提高生活水准。由此推导出永久战争的政策：各国将生产重心放在武器与军需品上（而非消费品），借此维持民众的贫困状态，使其愿意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自由。正如卡尔所指出，这些国家的人民由于面临物资短缺、排队、基础设施不健全以及食物匮乏的困境，「已不再被驯化，甚至无法再被驯化」。
这些国家皆为类似的单一政权。历史学家马克·康纳利指出：「虽然各国的信念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目的却一致，即在于证明并维持极权精英无可质疑的领导地位。」康内利进一步表示，由于交战国家规模庞大，因此并不存在「大规模入侵致使数十万人丧生」的情况，而仅发生局部小规模的遭遇战与冲突，之后又被夸大用作国内宣传。他描述各国之间的冲突为「高度技术化，涉及由受过高度训练的小单位在偏远争议区域作战」的形式。所有阵营曾皆拥有核武器，但在1950年代曾短暂依赖它们（当时科尔切斯特号遭到袭击）， 随后各方均认识到核武器对任何一方而言都过于危险而不再使用 。因此，康内利指出，尽管1984年的伦敦本有可能被核武器摧毁，但实际上它从未遭受比「火箭炸弹」更严重的打击——尽管每周遭受「20或30次」火箭炸弹袭击，而这些火箭炸弹本身的威力也仅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V-1或V-2。 
然而，在任何时刻，联盟都可能发生变化，原本相互交战的两国可能突然结盟对抗另一国。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过去必须立刻被重写——报纸重新排版、旧照片被新照片覆盖——以维持连续性。在许多情形下，与国家立场相抵触的资料便被彻底销毁。这种情况发生在大洋国的仇恨周期间，当时宣布该国正与东亚国交战并与欧亚国结盟，尽管现场集结的人群（包括温斯顿与茱莉亚）刚刚目睹了欧亚战俘的处决。温斯顿描述道，当播报者发言时，「他的声调、态度以及所说内容均未改变，但名字却突然变了。」欧威尔将这场战争形容为「各方战斗者目标有限、无法彻底摧毁对方、缺乏实质战争理由，且并非因真正的意识形态分歧而对立」的冲突。作家罗伯塔·卡莱霍夫斯基（Roberta Kalechofsky）指出，这些战争「刺激了新闻，或者说『真相』」。

**分析**
这是一张1953年的世界地图，上面描绘了冷战同盟的状况，正值《一九八四》出版后不久。
《一九八四》中的超级国家，明显地建立在欧威尔及其同时代人所熟悉的世界之上，但却被扭曲成一个反乌托邦的现实。评论家阿洛克·拉伊 (Alok Rai) 主张，例如大洋国「是一个众所皆知的国家」，因为尽管它是个架构于另一现实中的极权政体，但那个现实对读者而言依然是熟悉的。大洋国所包含的概念、短语与态度，自本书出版以来就不断被反复引用（无休止地被引用），然而，政治学家克雷格·卡尔 (Craig L. Carr) 则认为，这些内容同时也反映出「事态已经极度恶化且无法挽回」的现状。
每个国家都是自给自足且封闭的：出境、入境和移民皆被禁止，国际贸易以及外语学习也同样不允许。茱莉亚怀疑战争存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党的利益，她质疑战争是否真实发生，并推测每天袭击伦敦的火箭炸弹可能正是由党自己发射，「仅仅是为了让民众保持恐惧」的目的。
读者透过温斯顿得知，这个世界并非一直如此，事实上，曾经一度更好；有一次，与茱莉亚在一起时，她拿出一块老式的巧克力——党发放的巧克力「味道像垃圾火堆的烟雾」——这块巧克力让温斯顿回想起在大洋国创立之前的童年记忆。
克雷格·卡尔（Craig Carr）认为，欧威尔创造的大洋国和其他交战国家并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警告如果情势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走向的未来。换句话说，这也是可以避免的未来。卡尔接着说：

**当代诠释**
1930年的伦敦街道
经济学家克里斯多福·丹特（Christopher Dent）在2002年指出，欧威尔对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的描绘「结果只部分成真。许多战后的极权国家已经垮台，但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三极分化却确实显现出来」。他认为这种分化表现为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划分。学者克里斯多福·贝伦兹（Christopher Behrends）评论道，1980年代美国空军基地在英国的扩展，与欧威尔将英国归类为欧洲战区中的空军基地的描述相呼应。法学学者沃尔夫冈·弗里德曼（Wolfgang Friedmann）则认为，像美洲国家组织（OAS）这样的超国家组织的增长，「与欧威尔《一九八四》中的超国家相对应……变化将从多数大国和小国的权力平衡，转变为两个或三个超级大国之间更为庞大且潜在更具破坏力的权力平衡。」
同样地，在2007年，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在欧洲议会的议员向英国下议院的欧洲审查委员会提出，欧盟委员会所宣称的将欧洲打造成「世界合作伙伴」的目标，应该解读为「欧洲作为世界强权！」，并将其比拟为欧威尔所描述的欧亚国。该小组还表示，欧威尔所描绘的超国家雏形，可能早已在一些组织中出现，不仅在欧盟，包含东南亚国家联盟和美洲自由贸易区。此外，该小组认为，美国当时在与其曾经帮助创造的敌人（如俾路支斯坦）也显示出类似《一九八四》式超大国家的雏形。林斯基（Lynskey）写道，1949年，当欧威尔病重但《一九八四》已经完成时，「战后秩序逐渐成型。4月，十多个西方国家组成了北约。8月，俄罗斯在哈萨克草原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10月，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洋国、欧亚国、东亚国。」
与战后美国有关的指控中共活动的运动，被称为麦卡锡主义，已被拿来与《一九八四》中各国重新编写历史的过程进行比较，这一过程被政治哲学家约瑟夫·加贝尔（Joseph Gabel）称为「时间掌控」。类似地，温斯顿和茱莉亚试图联系并等待来自名为「兄弟会」的秘密组织成员的联络，这一过程也被与克里姆林学的政治策略相提并论，后者是西方国家研究苏联政府微小变动，以试图预测事件的发展学者伊恩·斯雷特（Ian Slater）指出，这些国家的持久低强度战争与越南战争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在欧威尔的想像中，这场战争是无休止的。赖（Rai）认为，大洋国拥有的复杂官僚体系与战后的工党政府可相提并论，后者控制着他所称的「庞大的经济指导与控制机构」，这些机构最初是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调节物资供应而设立的。赖认为，温斯顿所描述的伦敦，也与战后的伦敦城市情况极为契合：
在1950年的一本书评中，西蒙（Symons）指出，奥赛尼亚那个粗糙、不安的世界对奥威尔的读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简单的食物、没有牛奶的茶和粗糙的酒精，这些都是战时配给的基本食品，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配给甚至在战后仍然继续存在。评论家欧文·豪认为，从那时以来，其他事件和国家 ——例如北韩——已经证明了大洋国有多么接近。他认为，大洋国「既不真实又无法逃脱，这是一种基于我们所知的创作，但又不完全可辨认的存在」。林斯基（Lynskey）指出，大洋国的国歌《Oceania, Tis For Thee》直接参照了美国（源自《我的国家属于你 》），他而他还认为，大洋国货币使用美元符号，也可能是一种对美国的暗示。

**影响**
《一九八四》中的极权国家，尽管是虚构的，但部分基于现实中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的政权。这两个政权使用了奥威尔在小说中后来所运用的技巧和战术：例如历史重写、领袖个性崇拜、大规模清洗和公开审判等。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评论说，奥威尔在描绘大洋国社会时，「即便是那些只听过奥威尔名字的人，也会惊讶于这位从未生活在俄罗斯的作家，居然能如此敏锐地洞察俄罗斯的生活」。从纯粹的文学角度来看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认为，1984中的超级大国代表了奥威尔从缅甸到加泰罗尼亚、再到英格兰威根的道路上的各个阶段。西蒙认为，在每一个地方，角色都生活在一个「严密控制、禁忌重重」的社会中，并且和温斯顿在空军基地一号所感受到的压迫一样，深受这些禁忌和限制的窒息。在《前往威根码头》（The Road to Wigan Pier)一书中，奥威尔详细地检视了工人阶级的生活；而在《一九八四》中的一个场景，温斯顿看到一位无产阶级妇女挂衣服，这一情节呼应了奥威尔在早期作品中，观看一位妇女在贫民窟的后巷里，试图用棍子疏通排水管的场景。
奥威尔在战时任职于资讯部门，根据赖（Rai）所述，他「亲身经历了官方操控资讯流通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操控是为了『民主』对抗『极权主义』。」当时，他私下曾指出，他可以看到英国广播公司（BBC）可能成为极权主义工具的潜在可能性，而这种情形后来被他用于创造大洋国社会。林斯基（Lynskey）认为，同样地，在二战期间，奥威尔需要做一些亲苏的广播，赞扬英国的盟友苏联。然而，战后，随着冷战的阴影逐渐浮现，这一形象需要迅速被抛弃，根据林斯基的说法，这正是大洋国在仇恨周期间改变盟友的历史起源。

**比较**
《一九八四》中的超级大国已被文学学者与其他反乌托邦社会进行比较，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创造的社会、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我们》、弗朗茨·卡夫卡的《审判》、  F·斯金纳的《瓦尔登湖 II》和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橘子》 尽管欧威尔描绘的1940年代的伦敦，在本质上与赫胥黎的技术进步社会，或札米亚京的以科学与逻辑为基础的社会截然不同。 多利安·林斯基（Dorian Lynskey）在他2019年出版的历史书《真理部》中也指出：「《我们》中的平等和科学进步对欧威尔的静态、层级化的专制政权而言毫无意义；而《1984》中的有组织的欺骗是札米亚京作品中未曾关注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