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波奇卡列娃

玛丽亚·列昂季耶芙娜·波奇卡列娃（cadIdx=P）（俄语：Мари́я Лео́нтьевна Бочкарёва)是一战后期，建立了第一支由俄国妇女组成的俄国女子军团并担任了该军团指挥官的俄国女军人，上尉军衔，她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位带领女兵们在战场作战的女军官，被当时的国际女权主义活动家称为“俄国的圣女贞德。”

**早年生活**
1889年7月，玛丽亚·波奇卡列娃出生在尼科利斯科耶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她的父亲是俄国军队的一名中士，曾经参加过俄土战争。后来搬到了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她的早年生活非常不幸，她的生父经常虐待她，以至于玛丽亚在不到16岁那年就早早嫁给了一个名叫阿法纳西·波奇卡列夫的男人。然而，婚后的玛丽亚·波奇卡列娃也常常遭到丈夫的虐待，迫使她再次离家出走。离家后，找到了一份仆人的工作，然而雇主却强迫她在他开的妓院卖淫。她又被迫离开雇主，来到斯列坚斯克，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名叫雅科夫·布克的犹太男人，两个人开了一家屠宰肉店。1912年5月，雅科夫·布克因为盗窃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玛丽亚·波奇卡列娃徒步和他一起去了流放地，去了流放地之后，两个人又开了一家屠宰肉店。1913年雅科夫·布克因为再次偷盗而被流放到更偏远的Amga (rural locality)，波奇卡列娃再次跟着他去了那里。然而从那时开始，雅科夫·布克开始了酗酒和实施家暴，有一次雅科夫·布克甚至试图勒死她。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叙述到：此时的她感到非常迷茫，不知道何去何从。然而此时她的耳边似乎响起了一个声音：“去当兵拯救你的国家”

**一战期间从军经历**

**沙俄军队服役**
1914年一战爆发之后，11月波奇卡列娃离开了阿姆加，自己一个人回到了托木斯克的父母家。之后她申请加入俄国陆军第25托木斯克预备营时遭到拒绝。军官建议她申请参加红十字会，然而，她却坚持要求上前线，于是军官给尼古拉二世写了电报，请求沙皇特殊允准。当得到批准之后，波奇卡列娃接受了三个月的训练，并被派往到波洛茨克前线的第二陆军第5军团第28团，她为自己特意起了一个男人的名字“亚什卡”。参战之后她多次负伤，其中严重的一次负伤导致她瘫痪卧床四个月，但是在她顽强毅力的支撑下，她又重新站了起来。并在医院做了一段时间的护理工作。之后，她被晋升为下士重返前线。回到前线后，她负责为一个70多人的连队运送物资补给。作为一个孤独女性，在清一色男人的军队中，她时常遭到男军人的嘲讽和性骚扰，但是她在战场上的勇敢表现，尤其是从死亡地带中找回了伤员和阵亡军人尸体的勇敢行动获得了嘉奖，让男军人们对她刮目相看。到了1917年的春天，波奇卡列娃从现役军人退役。

**共和国军队服役**
圣乔治勋章获得者
从前线回来之后，此时沙皇已被“二月革命”推翻。三年以来的战争已有500多万俄军丧命沙场，俄军士气低落，很多士兵开小差，俄国政府对此束手无措。亲身经历了战场体验的波奇卡列娃向革命后的俄国临时政府要人米哈伊尔·罗将柯提议，成立一支全部由妇女组成的作战军团。她认为，组建这支女子军团可以产生一个示范效应，它足以让那些临阵逃脱的士兵们为此感到羞愧而重返前线，借以达到重振军队士气的目的。她表示，如果一旦这项建议得到批准，她愿意指挥这只军团。她的建议得到了陆军总司令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将军的赞许，她也为此面见了临时政府总理兼战争部长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这项建议得到了临时政府的批准。当时的俄国军队除了战地医护之外，从未招募女兵上阵，因此这只由女子组成的作战部队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堪称史无前例。
受命之后的波奇卡列娃着手组建了部队。最初吸收了大约2000多名志愿者，但严苛的纪律和训练淘汰了大部分人，仅剩下300多人留下来，她们最后组成了“俄国妇女第一敢死营”和“彼得格勒妇女敢死营”的两只作战部队。二月革命之后，俄国军队中都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波奇卡列娃提出的条件是，她的女子军团绝不设立士兵委员会。她说：我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话，士兵委员会只会发表长篇大论而涣散军人的斗志。
英国作家兼艺术家Helen Rappaport在其著作《深陷革命之中》（Caught in the Revolution）写道：女子作战部队的成立，在彼得格勒的许多欧美国家记者眼里成为了1917年的一个大事件，它特别吸引了一些美国女记者，她们一直对此追踪报道，有人甚至跟着部队上了前线。在俄国对此追踪报道的美国女记者、美国女权运动活动家Rheta Childe Dorr在她的《俄国革命（1917）内幕》（Inside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中写道：一个能够产生这样女人的国家，不可能永远垮掉。它需要时间从眼下的混乱中恢复，但它肯定会恢复过来。当它恢复过来的时候，它会多么地为那些当男人跑回家时，而却出门战斗的女人们感到荣耀。
出征前接受祈福
经过仓促短暂的一个月训练，该女子军团被配属到西伯利亚第一军团。1917年6月25日，已晋升中尉的波奇卡列娃和女子军团战士们在“圣以撒主教座堂”前接受祈福，之后女子军团在她的率领下开赴前线。到了前线之后，随即参加了七月俄军发动的“克伦斯基战役”，在斯莫尔贡附近的战斗中，这只女子军团表现出色。这次战斗让女子军团付出了伤亡50人的代价，波奇卡列娃也在这场战斗中再次负伤，被送回到彼得格勒。跟随女军团到前线采访的美国女记者Bessie Beatty在波奇卡列娃住院期间看望了她。她在1918年发表的《俄国的红色心脏》（The red heart of Russia）一书中写道：波奇卡列娃对贝西·比蒂说，那些男人们根本不想打仗，她突然忍着伤痛从枕头上擡起身来表示，我们女人会战斗下去。
伤愈之后的波奇卡列娃返回了前线，此时女子军团还有200多人在前线坚持服役，但俄军的厌战情绪日益蔓延。受到布尔什维克煽动的反战影响，俄军士兵们走出战壕，与德军士兵们握手言欢，一起喝酒。当布尔什维克占领冬宫的消息传来后，前线一片欢腾。士兵们高喊：我们可以回家了，列宁万岁！托洛茨基万岁！然而波奇卡列娃则坚决维护军纪，严禁敌我不分。因此这位“俄国的圣女贞德”成了男兵们的眼中钉，她手下的20个女兵甚至遭到男兵们的残杀。在这种情况下，女子军团不得不悄悄地解散，波奇卡列娃将女兵们一个个地分散到不同的车站和村庄，脱下军装换上平民服装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俄国内战时期**
波奇卡列娃从前线回到了彼得格勒之后，曾受到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短暂拘留。据说她在被拘留期间受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亲自审问，她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农妇，对政治并不感兴趣，虽然她无法接受眼下的“这群乌合之众”，但是她并不反对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之后，她被允许回到托木斯克与家人团聚。
1918年初波奇卡列娃回到了彼得格勒。此时，她过去的上级军官委托她穿越红军控制的地区，与在高加索地区作战的白军科尔尼洛夫将军取得联系。她虽然厌倦这场自相残杀的内战，但是碍于过去上司的情面以及仅仅是传达口信，还是接受了这个委派任务。当她完成了这个任务在返程途中，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逮捕，得知她与白军的关系之后，布尔什维克打算处决她，但是经过与她曾一起在沙俄军队服役过的红军士兵的大力求情，布尔什维克释放了她。

**美国、英国之行**
1918年初俄国退出了战争，但是东线战场的德军继续逼近俄国。面对着俄国的内忧外患，波奇卡列娃希望去海外寻求国际援助，4月她来到海参崴，从那里乘船前往旧金山。到了美国之后，波奇卡列娃除了与女记者瑞塔·柴尔德·多尔保持联系之外，谢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瑞塔·柴尔德·多尔则在多家美国报刊上报道了她的事迹。波奇卡列娃承认，女人除了少数人之外，大多数并不适合打仗，她认为，她过去的下属背叛了她，她也报复了这些背叛者，这让她很痛苦，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能为俄罗斯服务，并改善退伍女兵的恶劣生活状况。1918年7月10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邀请波奇卡列娃到纽约州牡蛎湾的总统官邸见面，并一起共进了午餐。威尔逊总统在看到她那一刻，便“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充满了睿智与决心的非凡气质”。会见时，波赫卡耶娃希望美国能够对俄国内战予以干涉，并谈及了她的那些退伍女兵的生活窘况，据说后来威尔逊总统从他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当中，捐献出1,000美金用来救济“30名勇敢的妇女敢死营女兵”。
自从她的传闻在当时成为了欧美国家女性中的热门话题之后，她决定为自己写一部回忆录，于是瑞塔·柴尔德·多尔为她联系上了一个来自俄国移民的“纽约论坛报”记者Isaac Don Levine为她做特别采访，波奇卡列娃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向列文口述了自己的故事，列文将它记录下来并翻译成英语。1919年初，她的回忆录《亚什卡：一个农民、流放者和士兵的人生》在纽约和伦敦出版。2016年，这本书由保罗·E·理查森（Paul E. Richardson）重新编辑出版，新书名为《玛丽亚的战争：一个士兵的自传》
美国行程结束之后，她前往英国，并在英国受到了乔治五世的接见。

**遭到处决**
1918年9月，波奇卡列娃回到了俄国，在距离彼得格勒不远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她试图组建另外一只妇女白军部队，但是没有成功。1919年4月，她协助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将军成立了一个军中妇女医护队。不久，高尔察克的部队从该地区撤出，波奇卡列娃没有跟随高尔察克的部队撤离而是回到了托木斯克，在那里她打算照料年迈贫困的父母。当时的托木斯克已经被布尔什维克占领，她先是去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希望能与当地政府合作，但遭到了拒绝。不久之后，她便遭到逮捕，并被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那里被审讯了四个月。最终，她被作为“工人阶级的敌人”于1920年5月16日被肃反委员会处决，死时年仅30岁。

**历史评价和影响**
波奇卡列娃与英国著名女权运动领袖艾米琳·潘克斯特（1917年）
关于征召女兵的数字，最初众说纷纭，加拿大记者Florence MacLeod Harper报道有20,000多俄国妇女征召，美国女记者贝西·比蒂报道的是有5,000多人应召，但实际上应召的人不到3.000人，且经过训练淘汰，只有300多人走上战场，远远低于波奇卡列娃的预期。这300人的数字对当时的东线战场来说虽然无足轻重，然而它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在此之前，历史上虽然有女子从军参战的事例，但大都是单枪匹马；而女性应召入伍，以成建制的营团走上战场却是史无前例。因此它一出现就引起了欧美各国女权运动者的极大关注，尽管女权运动者们并不认为当兵从军在未来也会成为妇女的职业选择，但在她们眼里，这对当时正在开展的女权运动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助推力。在女子军团训练期间，正在访问彼得格勒的英国著名女权运动领袖艾米琳·潘克斯特特意参观了女子军团的训练。美国女权运动活动家瑞塔·柴尔德·多尔认为，既然俄国妇女能与男子一样服兵役，这对鼓励其他国家的妇女参与政治公共活动来说就意义非凡。
然而另外一方面，波奇卡列娃也遭到了抨击。十月革命之后，美国女作家Louise Bryant采访了一些退伍女军人，她在《俄国的红色六个月》（Six Red Months in Russia）一书中写道：那些退伍女军人的生活极为艰难，她们感到自己被利用和欺骗了，她们指责波奇卡列娃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代言人。在反战人士眼里，波奇卡列娃是一个热衷战争的人。她到访美国时，美国的激进反战人士称她为“反革命分子”。但是她的回忆录撰文者列文认为，这样的评价有欠公允。他认为；农妇出身的波奇卡列娃完全是个政治素人，她从军上战场，不过是为了改变生活现状和为国家服役而已，她的动机要远比那些政客们单纯得多。
波奇卡列娃死后70年闲，她的名字被苏联官方从历史上抹去，然而当初苏联政府没有想到的是，波奇卡列娃所创立的女子兵役制却在她死后的20年在苏联重新发扬光大。二战期间，成千上万的苏联女兵走上了战场，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一战期间她所组建的女子军团。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维奇的《战争没有女人的脸》（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1985年出版）以及在当今世界各国军队中服役的女军人，都让人联想到当年开创了历史先河的这位俄国普通女性。苏联解体之后的1992年，俄罗斯通过了《恢复政治受害者名誉》的法律（On Rehabilitation of Victims of Political Repression），她的历史地位和名誉终于得到了恢复。

**影视作品**
玛丽亚·波奇卡列娃的传奇故事由俄罗斯电影导演Dmitry Meskhiev拍成了电影《Battalion (2015 film)》于2015年公开上演。- YouTube视频片段 date=20230422020749 - YouTube视频片段 date=20230524053108 

**参考资料**
  “Women with the Gun”: American Women Journalists and the Women’s Battalion of Death By Angela Shpolberg date=20230413061354 -  Women's Mobilization for War (Russian Empire) date=20230411141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