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行为

投票行为，或称选民行为，是指选民通过评价和选择替代的人、方案和政党，以分配权力和撤回权力为目的的行为。投票行为及其决定因素是选举研究的主题。政治学和心理学专业知识有助于理解投票行为。政治学将投票行为作为选举实证研究的一部分进行检验。政党和媒体对这一政治学领域非常感兴趣，因此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实证研究考察了对选民决定的影响。以下是粗略的区分：- 理性或感性因素- 短期或长期影响- 经验或期望- 个人决定或集体决定
要对有关投票决定的行为进行推断和预测，必须考虑某些决定性因素，例如性别、族群、文化价值观等。此外，在观察选举行为时可以采取更理论化的方法；例如研究选民生活地区和财富与其选举选择之关联。此外，关键的公众影响包括情绪的作用、政治社会化、对政治观点和媒体多样性的容忍度。这些因素对投票行为的影响可以借由对于态度、信念、图式、知识结构（英语：knowledge structure）的形成，以及资讯处理的实践等相关理论来进行理解。例如，来自不同国家的调查表明，人们在拥有投票权等权利的个人主义文化中通常拥有相对积极的整体心理状态。 此外，来自家人和朋友的社会影响（英语：Social Influence）和同侪效应（英语：peer effect）也在选举和投票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 投票决策受内部流程和外部影响的程度改变了做出真正民主决策的品质。Bruter 和 Harrison 表示，这一决定不仅仅是一种偏好的表达，因为选民在选举中发挥了作用，并区分了“裁判”和“支持者”。

**解释**
以下解释方法是该研究领域之代表论述，它们部分相互对立，部分相互依存：- 社会结构方法（包括社会学或群体理论方法）声称选民的投票决定是基于社会结构的特征，如年龄、性别或社会背景，如职业地位，支持某种政治选择以及从属关系、宗教取向或居住地的大小。为此，美国选举研究特别开发了微观和宏观社会学方法的解释模式，区分决定行为的社会群体规模。选举研究也使用了 Lipset 和 Rokkan 的Cleavage理论借着社会冲突线的概念来解释政党关系。哥伦比亚学派根据俄亥俄州伊利县1940年总统选举的数据指出，选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和居住地区在决定选民投票率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社会心理学方法，也称为安娜堡或密歇根模型（因其研究者之根据地而命名），通过政治态度（对政治目标与情境的认知、信仰，以及评价与情绪反应，并且试图影响政府决策活动的一种心理层面之准备和倾向）解释投票行为。基于社会结构方法、长期形成的政党认同、对政治问题和事实问题的态度，以及顶级候选人（英语：top candidate）的个人形象。密歇根学派使用1956 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数据指出心理因素，从长远来看，喜欢或忠诚于政党或党派会带来影响。同时，在短期内，候选人的形象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在相类似的短期因素中，对政策议题的态度影响较小。然而，该研究结论遭批评，因为它暗示美国民主最终是“暴民政治”，选民是不理性的。批评者表示，没有选择研究者提出的问题的选民，在政策议题上的投票被认为是不理性的，密歇根模型使用了195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数据，它基于1950年代美国社会之政策冲突相对稳定而不明显。- 理性选民的理性选择方法或模型：人们主要以利益为导向的方式做出决定。他的个人、经济优势是决策的唯一依据。- 社会环境模型- 业绩回顾投票行为（英语：retrospective voting）是在1980年代被提出的一种模式，选民对政府官员过去的表现进行评判，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投票。该模型侧重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绩效投票对选民的信息成本低于政策议题投票。换句话说，即使选民基于政党之间预期效用的差异或对政策议题的态度来投票并不那么理性，但也可能基于对执政党在选举前一段时间的表现之评价。 选民可以说是足够理性的主体。- 最小化最大遗憾（英语：minimizing maximum regret）模型由 Morris Fiorina 和 John Ferejohn 提出。一般而言，理性行动者寻求最大化其最大效用并最小化其最大潜在损失，而选民倾向于选择后者。策略性投票与此相关。

**不同条件下的投票评判标准变动**
根据选举的类型，个人在投票时使用不同的评判标准。因此，投票行为也以举行之选举为条件。根据选民的偏好结果，不同的因素在全国选举和地区选举中发挥作用。对于每个人来说，党派忠诚度、对现任的满意度、就业情况、性别、宗教和阶级等因素的重要性顺序在全国或地区选举中可能看起来非常不同，即使选举发生在相对相似的候选人、问题和时间范围内也是如此。例如，宗教在全国选举中可能比在地区选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反之亦然。这些类型的选举发生在城市或农村环境中的地点的重要性是影响选民心态的另一个因素。
2004年塞浦路斯公投后的研究根据选举类型确定了四种不同的投票行为。如果公民被要求在总统、立法、地方选举或公民投票中行使其投票权，他们将使用不同的决策标准。在全国选举中，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投票。在地方和地区选举中，人们倾向于选出那些看起来更有能力为他们的地区做出贡献的人。公投遵循另一种逻辑，因为人们被特别要求投票支持或反对明确定义的政策。

**情感影响**
越来越多关于情感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的文献发现，情感状态在公众投票行为中发挥着既有益又有偏见的作用。这里的情感是指情绪或感觉的体验，常与认知相对照来描述。这项工作主要源于心理学关于情感状态参与人类判断和决策的方式的发现。
传统上，政治学研究在其大众政治行为理论中忽略了非理性考虑，但社会心理学的结合变得越来越普遍。在探索情感对投票的影响时，研究人员认为，焦虑和热情等情感状态会鼓励对新的政治信息进行评估，从而通过导致更深思熟虑的选择来促进政治行为。 有研究也发现情绪和心境等情感因素可以显著影响选民的投票选择。例如，有证据表明，各种与候选人评估无关但会激起情绪的事件，例如运动竞赛的结果和天气会显著影响投票当下之决定。
研究已提出几个变量来调节情绪和投票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变量可能是政治世故化（英语：political sophistication），世故化程度越高的选民更有可能对政治刺激产生情绪反应，因此在投票选择时更容易出现情绪偏见。 情感强度也被证明可以调和情感与投票之间的关系，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较高强度​​的情感冲击，估计效果会增加一倍。
另一个影响投票行为的变量是天气。当人们感觉到气候炎热时，其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它会导致更高程度的唤醒。因此，由于温度升高而引起的唤醒增加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因为它可能会影响选民投票率等集体行为。有研究发现，高温会增加愤怒，这反过来又会激励人们投票。

**情感影响投票的机制**

**愤怒**
情感理论预测愤怒增加了概略知识（英语：generalized knowledge）的使用，以及对刻板印象和其他捷思法的依赖。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一项针对学生进行的实验表明，与那些被恐惧激发的人相比，在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时，被激发为愤怒状态的人较少依赖问题一致性（英语：issue-concordance）。 在一项单独的实验室研究中，被激怒情绪激发的受试者明显不太可能寻找有关候选人的信息，并且花费更少的时间在网络上审查候选人的政策立场。

**焦虑**
情感智能理论（英语：Affective intelligence theory）将焦虑确定为一种有影响能力的情绪，它可以增加政治注意力，同时减少在候选人之间做出决定时对政党认同的依赖，从而提高决策能力。报告对选举感到焦虑的选民更有可能投票给他们喜欢其政策的候选人，而报告对候选人感到焦虑的党员投票给反对党候选人的可能性是其两倍。

**恐惧**
心理学研究表明，经历恐惧的人在做出选择时会依赖更详细的处理过程。 一项研究发现，与那些充满愤怒的人相比，在假设的投票活动之前，充满恐惧的受试者花更多的时间在网络上寻找信息。

**情绪不稳定**
又称神经质，其特征是对压力源的反应更加极端和适应不良，并且更有可能产生负面情绪（如焦虑、愤怒和恐惧）。 这是许多选举和公投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2016年欧盟公投和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它们都是从民粹主义的角度出发，利用选民的恐惧。 这种概念是检测和响应具有威胁或危险的刺激的较低阈值，这表明具有这种特征的人将更容易接受民粹主义等运动，民粹主义专门利用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和危险的恐惧。研究表明，一旦这些恐惧被激活，它们就会影响各种决策，包括投票行为。

**投票对情绪的影响**
投票行为本身会产生情绪反应，这可能会使选民做出的选择产生偏差，并可能影响随后的情绪状态。
一项针对以色列选民的研究发现，选民的皮质醇水平，即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在即将进入投票站前明显高于在类似的非选举日测得的个人基线水平。 这对于投票选择可能很重要，因为已知皮质醇会影响记忆巩固、记忆检索以及寻求奖励和冒险的行为。 急性压力可能会扰乱决策并影响认知。
此外，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对安阿伯和达勒姆的选民进行的研究表明，部分证据显示，相对于选择获胜候选人的选民，投票给失败的候选人可能会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
此外，Rui Antunes 在 2010 年的一项学术研究中指出，在美国的人们与政党建立了个人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在当地通过社会化过程发展这种关系的强烈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个人背景的性质引起的。

**改变投票行为的原因**
以下是一些改变投票行为的原因：- 社会变革、个性化（英语：Individualization）和不断变化的价值观- 历史变化，这可能导致对政治的要求发生变化- 由于政治家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关注不足，人们对政治越来越缺乏兴趣，并表现出对政治的失望- 由于媒体的变化，政治丑闻的发布越来越简单
此外，全球化（包括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和经济变化也很重要

**心理学相关论述**
政治心理学研究显示情感影响的方式可能有助于选民做出更明智的投票选择，一些论述提出该类影响可以解释选民如何在整体政治关注度和成熟度较低的情况下做出明智的政治选择。
Bruter 和 Harrison 认为，选举心理学（英语：electoral psychology）包括人格、记忆、情绪和其他心理因素影响公民的选举经验和行为。
Amos Tversky 和 Daniel Kahneman 提出的损失规避理论通常与投票行为有关，因为人们更有可能使用投票来避免不利政策的影响，而不是支持有利政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价值参考（英语：value references）对于确定个人偏好至关重要。 此外，可以争论的是，损失规避只存在于高风险的事实可以作为其验证，因为它表明即使人们非常关心他们的决定的结果，他们仍然有偏见。 这一点在选举和全民公投中很明显，因为选民根据成本效益分析做出选择。例如，有人提出，损失规避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负面偏误在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可以看看**
 策略性投票- 从众效应- 布莱德利效应- 政治心理学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Karl-Rudolf Korte, Wahlen in Deutschland, Bonn 2013-  Theorien zum Wählerverhalten date=20211206225250 , bpb 2017
*伊藤光利、真渕胜、田中爱治　『政治过程论』　有斐阁〈有斐阁アルマ〉、2000年。
*大岳秀夫、鸭武彦、曽根泰教　『政治学』　有斐阁〈有斐阁Sシリーズ〉、1996年。
*浜中新吾　「 投票の空间理论アプローチにおける论争 date=20160428145241 」　『山形大学纪要（社会科学）』第35巻第1号、山形大学、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