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书刊禁令

立陶宛书刊禁令（spaudos draudimas）是1865年至1904年间的一项禁令，由当时控制立陶宛的俄罗斯帝国颁布，查禁所有以拉丁字母印刷的立陶宛语出版物，但使用西里尔字母的立陶宛语出版物则被允许甚至鼓励出版。
1863年一月起义失败后这个概念开始浮现，1864年成为行政命令，直到1904年4月24日才被取消。俄罗斯法院在1902年和1903年撤销了两件违反出版禁令案的判决，1904年初日俄战争失利导致俄罗斯放宽了少数民族政策。
根据这项禁令，印刷、进口、散布或持有任何拉丁字母出版物都是非法的。做为更广泛的俄罗斯化计划中一部分，沙皇当局希望这项措施能降低波兰在立陶宛人中的影响力，并使他们恢复历史上与俄罗斯的联结。不过沙俄这种文化灭绝的手段不仅没有清除立陶宛人的文化认同，还引发立陶宛史上最令人骄傲的Knygnesiai。立陶宛人首先开始在帝俄境外组织印刷盗版立陶宛语书籍，主要在小立陶宛（东普鲁士）和美国。印刷完成后，立陶宛人以各种方式从边境偷运境内：图书被藏在木材、干草、食品，甚至「死人」棺材（通常由同伴装死尸）里面。尽管选择在极端天气时通过地势险恶的边境线「走私盗版」，仍有多人因此被捕，或被边境守卫当场射杀：在禁令期间，据计共3,047人被捕或流放西伯利亚，其中涉及「走私」的有829人，涉及售卖的有859人，涉及持有书籍的有1,359人。
立陶宛书籍走私者（knygnešys）将非法书籍和期刊走私入境。尽管激进分子受到严厉的制裁和迫害，但此类出版物的数量仍不断增加。禁令与其立法初衷形成反效果，造成了对俄罗斯统治与文化明确且有组织的反抗。立陶宛历史学家爱德华达斯·古维丘斯（Edvardas Gudavičius）形容这项禁令是对「立陶宛语」概念的考验：如果没有抵抗，这个语言就会成为历史注脚。

**背景**
Catechism of Martynas Mažvydas
第一本出版的立陶宛语书籍是1547年信义宗的《Catechism of Martynas Mažvydas》。其他重要的立陶宛语出版品包括有Daniel Klein在1653年出版的文法书，1735年出版的立陶宛语圣经，第一个立陶宛语的文学作品，由克里斯蒂约纳斯·多内莱蒂斯在1818年出版的《四季》（Metai）诗集。在公元1569年至1781年，波兰－立陶宛联邦统治的时间，波兰语有进展，成为大立陶宛的手写通用语，不过普鲁士王国的小立陶宛地区仍然出版立陶宛语书籍。
自从19世纪初，立陶宛语的使用主要是限制在立陶宛的乡村地区，排除在普鲁士的使用。不过，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成员保留下来（例如萨莫吉希亚）。后来有一些因素造成立陶宛语之后的复兴：此一语言引起新兴学科比较语言学学者的注意，在1861年俄国农奴制度改革之后，增加了社会流动，立陶宛的知识份子也从乡村中兴起，立陶宛的语言变的和立陶宛的身份有关，正像在欧洲其他地方出现的情形一样。在天主教教会内，早期不让平民从事神职工作的限制已经放宽。当地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其中越来越多是立陶宛裔）和教区居民建立紧密的关系，也同情他们希望使用立陶宛语的愿望。正在兴起的民族运动希望针对波兰及俄罗斯的影响，都保持一些距离，此一运动中，使用立陶宛语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层面。
根据目录学家Vaclovas Biržiška的研究，1800年至1864年间新闻禁令颁布时，共出版了926种拉丁字母拼写的立陶宛语书籍。语言正写法没有标准化的问题，常被俄罗斯当局拿来做为改用西里尔字母的借口。

**起源和法律基础**
在十八世纪末波兰-立陶宛联邦解体之后，许多波兰和立陶宛的领土改由俄罗斯帝国统治。1863年的一月起义试图要重建波兰-立陶宛联邦，让许多俄罗斯政治家认为，波兰在政治以及文化上的影响力，是波兰无法俄罗斯化的主要阻碍。他们认为，若让立陶宛和波兰贵族和天主教会保持距离，很自然的立陶宛就会在俄罗斯的文化影响下，正如俄罗斯在之前所做的一样。俄罗斯政治家尼古拉·米留廷（Nikolai Miliutin）曾提到：「用俄罗斯剑开始的，会用俄罗斯的文字来结束。」。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3年5月13日任命Mikhail Nikolayevich Muravyov为维尔纳省的总督。其职责包括压制暴动，以及实施俄罗斯化的政策。由于情形危急，暂时赋与总督相当大的权力。Muravyov和新任命的维尔纽斯教育区长官Ivan Petrovich Kornilov，预备了激进的长期俄罗斯化计划，称为「俄罗斯开端的恢复计划」（Program of Restoration of Russian Beginnings、Rusų pradų atkūrimo programa）。其目标有：
# 消除公众生活中的立陶宛语
# 不允许在政府机关雇用天主教徒
# 控制并限制天主教教会
# 创造适合正教会拓展的环境
# 将立陶宛的教区学校改为俄罗斯的文化学校
# 鼓励俄罗斯族的人移居到立陶宛
# 用西里尔字母取代拉丁字母
# 禁止拉丁字母的立陶宛文出版品
亚历山大二世在1864年5月22日核准此一计划。Muravyov在几天后发布命令，禁止印刷拉丁字母的立陶宛文教科书。Muravyov的继任者Konstantin Petrovich von Kaufman在1865年9月6日将此命令发展为全面性的禁令。Kaufman对邻近的六个省发布全面禁令，宣布禁止所有的立陶宛语出版物，并且要求审查委员会立刻执行。一周后内政部长Pyotr Valuev将此一命令扩展到整个帝国，1866年时甚至将此禁令延伸到学术书籍。
此项禁令严格且范围广泛，但禁令本身没有法源依据。禁令的生效是因为行政命令以及沙皇的许可。1871年时撤消了总督的临时权力，此一行政命令也就没有法律上的价值了，不过行政命令虽无法源基础，仍然被严格的执行。

**执法**
俄文的标志，说明严格禁止说立陶宛语
一开始俄罗斯当局鼓励并赞助用西里尔字母的立陶宛语作品。用西里尔字母取代拉丁字母的想法最早是由知名的泛斯拉夫主义者Alexander Hilferding在1863年出版的《立陶宛与萨莫吉希亚》一书中提出的。
立陶宛语言学家Jonas Juška最早进行了将立陶宛语的作品改编为西里尔字母的实验，他在1864年2月向Muravyov和Kornilov展示了一些他改编的成果，不过随后Juška便中止了他的工作，Kornilov则召集了一个委员会出版西里尔字母的立陶宛语作品，此委员会起初有四个成员，包括来自华沙的波兰图书馆员Stanisław Mikucki、俄罗斯人Jonas Kerčinskis、已皈依东正教的立陶宛天主教会神父Antanas Petkevičius以及著名的立陶宛教育家及出版商Laurynas Ivinskis，但伊文斯基斯很快便退出了。委员会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入门书，计划用在取代教区学校的俄罗斯学校中，这本书是在1864年夏天出版的。此外委员会也出版了祈祷书，日历以及其他的宗教文献。
在书刊禁令的四十年间，出版了大约55本立陶宛语西里尔字母作品，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前十年出版的。这些书是免费提供给大众，但立陶宛民众仍不愿意接受这些书，因此俄罗斯当局后来将焦点转向消除非法的出版品date=2009年3月。
俄罗斯教育部在1898年5月提出了报告，建议废除书刊禁令。报告指出此禁令产生了不良而且没有预知到的结果，其中包括让立陶宛民族主义开始发展。其他俄罗斯官员认为若有合法的立陶宛书刊存在，且受到当局审查，比较可以维护俄罗斯政府的利益。
在书刊禁令期间，有3047人因为禁令而被捕（829名书籍走私者，859名书商，1359名书籍持有者）。

**抵抗**

立陶宛图书走私者 Vincas Juška
Jurgis_Bielinis是图书走私运动的另一位传奇人物。他不单止在帝俄时代大力主持走私，更担当起立陶宛学界与欧洲各地学术交流间的信使。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成为立陶宛人儿时最热衷的故事，而现代的立陶宛政府还将他的生日3月16日定为纪念图书走私者的日子。
1863年的一月起义激起了反俄情绪和对沙皇当局的不信任。同时，人们也将此禁令视为对天主教会的威胁；因为东正教使用西里尔字母，对拉丁字母忠诚就是是忠于天主教的象征。人们试着使用哥德体文字来规避禁令，然而此方法在1872年也遭到禁止。立陶宛语的西里尔文字拼写法许多问题开始浮现，挨批不适合立陶宛语言。这项禁令在俄罗斯遭到了学术界、自由派和民主派团体的反对，有助于裁罚减轻。
对该禁令组织性的抵抗，无论合法或非法，主要都是由Motiejus Valančius主教发起的。他先向政府请求让祈祷书从禁令中豁免，然后开始赞助由立陶宛境外流入的非法书籍。从1875年Valančius去世，到1883年立陶宛语报纸《黎明》（Auszra）成立这段期间，抵抗与主教Antanas Baranauskas有关。1889年，另一份主要报纸，由文卡斯·库迪尔卡（Vincas Kudirka）主编的《钟声》（Varpas）创刊，加重反抗力道到19世纪末。1891年至1893年间，有31,718份出版物被没收和销毁；从1900年到190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56,182，反映出流通量的增加。
从1890年到1904年，大约有2,500本以拉丁字母拼写的立陶宛语图书出版，其中大部分是在东普鲁士的城市提尔西特（Tilsit），但也有些出版物是从美国传入立陶宛。进入20世纪时，大量基于历史和高地（Aukštaitijan）用法的标准化书面版本出现；从捷克语拼写法中借用字母č和š。由Jonas Jablonskis撰写、广为大众接受的《立陶宛语文法》则在1901年问世。
禁令的法律基础受到了不少挑战；而且随着立陶宛人信件、请愿和抗议数量的增加，效果在19世纪末益发强化。1902年和1903年，俄罗斯最高法院撤销了针对Antanas Macijauskas和Povilas Višinskis的两项出版禁令罪名。法院的裁决声明当初制定禁令的行政命令是违法的。1904年2月爆发的日俄战争，更使俄罗斯政府认为需要和境内少数民族达成和解。因此在1904年4月24日正式解除禁令。

**对教育的影响**
立陶宛的公私立教育都都受到书刊出版禁令的不利影响。-{zh-cn:列塔瓦斯;zh-hk:列塔瓦斯;zh-tw:里塔瓦斯;}-地区识字率的提高显示出19世纪教育需求被压抑的程度：1853年至1863年，即禁令颁布之前，识字人数从11,296增加到24,330，随后的禁令却造成19世纪立陶宛的文盲。
当人们在统治下觉醒，教区学校纷纷关闭。尽管人口增长，教师短缺导致一些公立学校关闭。而自公立学校与俄罗斯化政策有所关联起，家长们也开始让孩子退学；学生之间禁止以立陶宛语交谈，而搜索、检查和监视制度更营造了一种令人沮丧的气氛。尽管会受罚，许多学生还是在家里或在秘密小组中接受教育。
一项1897年科夫诺省的普查数据显示，年长者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比例高于年少者：在30至39岁的人口中，61.87%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正规教育；而在10到19岁的人口中，此一比例仅有54.68%。

**余波**
禁令解除后，印刷机以及其配套的社会文化基础设施都需要重建。1904年12月23日，解禁后的第一期立陶宛语报《维尔纽斯新闻》（Vilniaus žinios）发行；1905年11月举行的维尔纽斯大议会（Great Seimas of Vilnius）如今亦可使用立陶宛语发布公告和出版物。
从1904年禁令结束到1918年立陶宛恢复独立期间，Martynas Kukta、Saliamonas Banaitis和考那斯的圣卡西米尔协会（Society of Saint Casimir）等出版社发行了许多出版物。1904年，商人Petras Vileišis在他的维雷希斯宫装设了印刷机。在此期间，立陶宛国内外共出版了4,734种拉丁字母立陶宛语书籍。立陶宛独立后，出版率稳步上升；1918年到1939年，印制了16,721种书籍。1925年到1939年间，每年印刷约800到900本。
尽管在多个相互竞争的方言间协调的过程，被迫要在多个国家进行，但立陶宛语的拼写和文法标准仍在禁令期间建立起来。一般认为，该禁令非但没有阻止立陶宛民族运动，反而还激起了它。2004年，禁令结束100周年被注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行事历上，立陶宛议会也宣布该年为「立陶宛语言和书籍年」。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Lithuanian press 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