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纪登斯

安东尼·纪登斯，纪登斯男爵（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catIdx=Giddens, Anthony），英国社会学家。他以他的结构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与对当代社会的整体论（Holistic view）而闻名。他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领域中有卓越贡献的学者者之一，他写了至少34本著作，被以至少29种语言发行，并且以平均一年一本以上的著作速度为学术贡献。2007年，吉登斯被列为人文学科中被引用次数第五多的作家。他在全世界约二十所不同的大学中担任学术职务，并获得过许多荣誉学位。
他的学术生涯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勾勒社会学新愿景，在对经典著作进行批判性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该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理解。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包括《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1971）和《先进社会的阶级构成》（1973）。在第二阶段，吉登斯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这是对结构与能动性的分析，其中二者都不占首要地位。他在这一时期的著作，如《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1979）和《社会的构建》（1984）等，为他在社会学领域带来了国际声誉。吉登斯学术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关注现代性、全球化和政治，尤其是现代性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影响。这一阶段体现在他对后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对新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式的第三条道路的讨论，这在《现代性的后果》（1990）、《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亲密关系的变革》（1992）、《超越左与右》（1994）和《第三条道路》（1998 年）中可见一斑。吉登斯的雄心壮志既在于重塑社会理论，也在于重新审视我们对现代性发展和轨迹的理解。
1959年毕业于赫尔大学，主修心理学与社会学。随后他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硕士，并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61年开始于莱斯特大学教授社会心理学，并于1969年开始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主要讲授社会学，但直到1987年才取得正式教授资格。纪登斯对剑桥贡献匪浅，他创办了PPSIS（政治心理社会与国际学门，Faculty of Politics,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是剑桥经济学院的下属部门，同时也于1985年创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
在最近的阶段，吉登斯将注意力转向与世界社会演变相关的更具体的问题，即环境问题，特别关注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论，并在他的著作《气候变化的政治》的连续版本中进行了分析。（2009）；欧盟在动荡而强大的大陆中的作用和性质（2014）；并在一系列讲座和演讲中介绍了数字革命的性质和后果。
《民族-国家与暴力》是他的名著。他被描述成自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来最有名的社会科学学者。安东尼·纪登斯与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路」政策也影响了英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政策。
吉登斯于 1997 年至 2003 年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现为社会学系名誉教授。他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终身研究员。根据开放教学大纲项目（Open Syllabus Projec）吉登斯是大学社会学课程大纲中最常被引用的作者。

**传记**
吉登斯出生于 1938 年 1 月 18 日，在伦敦埃德蒙顿出生并长大，成长于一个中下阶层家庭，是伦敦交通局一名职员的儿子。他就读于明兴登文法学校（Minchenden Grammar School）。他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成员。吉登斯于 1959 年在赫尔大学获得社会学和心理学联合学士学位，随后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师从大卫·洛克伍德 (David Lockwood)和阿舍尔·特罗普 (Asher Tropp)。他后来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61年，吉登斯开始在他在莱斯特大学教授社会心理学。在被认为是英国社会学的温床之一的莱斯特，他遇到了诺伯特·埃利亚斯并开始致力于自己的理论立场。1969 年，吉登斯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的一个职位，后来他帮助创建了社会与政治科学委员会（SPS，现为HSPS）。
吉登斯作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在剑桥工作了多年，最终在1987年被提升为正教授。他是 Polity Press(1985)的联合创始人。1997年至2003年，他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和 公共政策研究所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也是托尼·布莱尔的顾问。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一直是布莱尔的政治指导思想。他在英国政治辩论中直言不讳，支持左中翼工党，并在媒体上露面和发表文章(其中许多发表在新政治家)。
他于2004年6月被授予终身贵族，名为吉登斯男爵，位于绍斯盖特恩菲尔德区并代表工党在上议院任职。他是许多学术荣誉的获得者。

**工作**
纪登斯在2011年零排放资源组织会议上说

**概述**
Giddens着有超过34本书和200篇文章、论文和评论，对社会科学领域最显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除了研究设计和方法。他撰写了对大多数主要学派和人物的评论，并在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中使用了大多数社会学范式。他的著作范围从抽象的、元理论的问题到非常直接和“接地气”的学生教科书。他的教科书《社会学》(第9版，Polity)销量超过100万册。
最后，他还以跨学科的方法而闻名。吉登斯不仅评论了社会学的发展，还评论了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哲学、历史、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工作以及最近的政治学。鉴于他的知识和著作，人们可以把他一生的大部分工作看作是社会学理论的一种伟大的综合。

**社会学的本质**
在1976年之前，纪登斯的大部分作品都对各种作家、流派和传统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论。纪登斯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塔尔科特·帕森斯为代表)，同时批评进化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1971)中，他考察了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认为尽管他们的研究方法不同，但他们都关注资本主义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纪登斯强调了社会建构主义、现代性和制度的社会结构，并将社会学定义为:“T对过去两三个世纪的工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制度的研究。”
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一书中，纪登斯试图解释社会学应该如何进行，并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分歧:一些理论家优先考虑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社会生活(着眼于社会的大局)，而另一些理论家则强调微观社会学-日常生活对个人意味着什幺。在《新规则》中，他指出，迪尔凯姆发明的功能主义方法将社会视为自身的现实，而不是简化为个人。他拒绝了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范式，后者试图预测社会如何运作，而忽略了个人所理解的意义。纪登斯指出:"社会只有形式，而这种形式只对人有影响，只要结构是在人们的行为中产生和复制的。
纪登斯对比了迪尔凯姆和韦伯的方法——解释社会学——侧重于理解能动性(哲学)和个人的动机。纪登斯比迪尔凯姆更接近韦伯，但在他的分析中，他拒绝了这两种方法，他指出，虽然社会不是一个集体现实，但个人也不应该被视为分析的中心单位。相反，他使用来自解释社会学的解释学传统逻辑来论证代理在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性，声称人类社会行为者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他们在做什幺。因此，社会秩序是一些预先计划好的社会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自动的进化反应。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学家必须解释一个社会世界，而这个社会世界已经被居住在其中的行动者所解释。根据纪登斯的观点，存在着一种结构的二元性，通过这种二元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单位的社会实践既具有结构成分，又具有代理成分。结构性环境限制了个人行为，但也使之成为可能。他还指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循环的存在。社会学概念一旦形成，就会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由于社会行为者具有自反性，并监测正在进行的活动和结构条件，他们根据自己不断发展的理解调整自己的行动。因此，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会改变人类的社会活动。纪登斯把社会科学知识和人类实践之间的这种双层的、解释性的和辩证的关系称为双重解释学。纪登斯还强调了权力的重要性，权力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与每个人的行为直接相关。权力是人们改变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变革能力，它与知识和时空密切相关。在“新规则”中，纪登斯特别写道: .
社会学不是关于一个预先给定的对象的宇宙，宇宙是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构成或产生的。
*因此，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被视为社会成员的熟练表演。
*人类能动的领域是有限的。个人创造了社会，但他们是作为历史定位的行动者，而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这样做的。
*必须将结构概念化，不仅作为对人类能动性的约束，而且作为推动者。
*结构过程涉及意义、规范和权力的相互作用。
*社会学观察者不能独立地把社会生活作为一种现象来观察，而不把他对社会生活的知识作为一种资源，在这种资源中，他把社会生活构成一个调查的主题。
*沉浸在一种生活形式中是观察者能够产生这种特征的必要和唯一手段。
社会学概念因此服从双重解释学。
总而言之，社会学分析的主要任务如下:
在社会科学的描述性元语言中对不同生活形式的解释学解释和调解。
#将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解释为能动性(哲学)的完成结果。

**结构**
纪登斯的结构理论探讨的问题是，究竟是个人力量还是社会力量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现实。他回避极端立场，认为人虽然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但人是复制社会结构并导致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他的观点在现代主义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哲学中得到了呼应，史蒂文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作用于我们时所采取的形式与我们想象强加给世界的秩序观念之间的张力中。纪登斯写道，结构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是社会理论的基本要素，结构与能动性是一种二元性，不能分开来构想，他的主要论点包含在他的表达“结构的二元性”中。在基本层面上，这意味着人们创造社会，但同时也受到社会的约束。动作和结构不能分开分析，因为结构是通过动作创造、维持和改变的，而动作只有通过结构的背景才被赋予有意义的形式。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因此不可能确定什幺在改变什幺。用纪登斯在《新规则》中自己的话来说:“社会结构既由人的能动性构成，又同时是这种构成的媒介。”
在这方面，纪登斯将结构定义为涉及人类行为的规则和资源的组成。因此，规则约束了行动，而资源使之成为可能。他还区分了系统和结构。系统显示结构属性，但它们本身不是结构。他在他的文章《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 après la lutte》(1976)中指出:“研究一个社会系统的结构，就是研究该系统通过应用生成规则和资源在社会互动中产生和再生产的模式。”
这种结构生产和再生产系统的过程被称为结构。这里的系统对纪登斯来说意味着“人类代理人的定位活动”("社会的构成")和"跨越时空的社会关系模式"。结构则是“个体行动者在再现社会系统的实践中所利用的规则和资源的集合”，“社会地图和秩序问题:对“社会人”的再评价”，《理论与科学》(2005)，实际上存在于"时空之外"。因此，结构化意味着在结构中形成的关系可以存在于时间和地点之外。换句话说，独立于创建它们的上下文。一个例子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当他们在另一种环境中相遇时，比如在街上，他们之间的等级关系仍然保持不变。
结构可以作为行动的约束，但它也可以通过提供共同的意义框架来实现行动。以语言为例:语言的结构由句法规则表示，这些规则排除了某些单词的组合。然而，该结构也提供了允许新动作发生的规则，使我们能够创建新的、有意义的句子。结构不应该被理解为"简单地对人类机构施加约束，而是作为实现"。纪登斯认为，结构(传统、制度、道德规范和其他期望——既定的做事方式)通常是相当稳定的，但它们是可以改变的，尤其是当人们开始忽视它们、取代它们或以不同的方式复制它们时，它们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演员或代理人采用与他们的文化相适应的社会规则，这些规则是他们通过社会化和经验学到的。这些规则连同它们所支配的资源一起用于社会互动。以这种方式使用的规则和资源不是确定性，但它们被有知识的参与者反射性地应用，尽管参与者的意识可能在任何给定时间仅限于他们的活动细节。因此，行动的结果是不能完全预测的。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
结构在综合微观和宏观问题时非常有用。在微观层面上，个人的内在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考虑一个家庭的例子，在这个家庭中，我们越来越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伴侣，以及如何与他们相处，这创造了新的机会，但也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因为这种关系成为一种必须解释和维护的反射性项目。与此同时，这种微观层面的变化不能仅仅从个人层面来解释，因为人们并没有自发地改变他们对如何生活的看法，我们也不能假设他们是由社会机构和国家指导的。
在宏观层面上，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跨国资本主义公司等社会组织，以全球化为例，为投资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新机会，但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影响整个世界，远远超出它们最初发展的地方环境，最终但并非最不直接影响个人。对这些问题的严肃解释必须在宏观和微观力量的网络中找到某个地方。这些级别不应被视为互不相关，事实上它们彼此之间具有重要的关系。
为了说明这种关系，纪登斯讨论了发达国家对婚姻态度的变化。Giddens, 1999， 。伦敦:简介。他声称，任何仅仅从宏观或微观层面的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的努力都会导致一个因果循环。社会关系和可见性行为(微观层面的变化)与宗教的衰落和理性的兴起(宏观层面的变化)有关，但也与婚姻和性行为相关法律的变化(宏观层面的变化)有关，日常生活层面的不同实践和态度的变化(微观层面的变化)。实践和态度反过来会受到社会运动(例如，妇女解放和平等主义)的影响，这是一种宏观现象。然而，这些运动通常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不满——一种微观现象。
所有这些都越来越多地与大众媒体联系在一起，大众媒体是我们主要的信息提供者之一。媒体不仅反映社会世界，而且还积极塑造社会世界，是现代反身性的核心。写道:
媒体在宣传许多现代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性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媒体提供的生活方式(社会学)或理想生活方式的范围可能是有限的，但与此同时，它通常比我们期望在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的范围更广。因此，现代媒体提供了可能性，颂扬了多样性，但也提供了对某些角色或生活方式的狭隘解释——这取决于你从哪里看。
纪登斯探讨的另一个例子是浪漫爱情的出现，吉登斯(《亲密关系的转变》)将其与自我认同的自我类型叙事的兴起联系起来，他说:“浪漫爱情将叙事的概念引入了个人的生活”。尽管性的历史清楚地表明激情和性不是现代现象，但据说浪漫爱情的话语是从18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18 - 19世纪欧洲宏观层面的文化运动，促成了小说——一种相对较早的大众传媒形式的出现。小说的识字率和受欢迎程度的提高反馈到主流生活方式中，浪漫小说在微观层面上丰富了理想浪漫生活叙事的故事，使浪漫爱情在婚姻型关系中发挥了重要而公认的作用。
再考虑一下亲密关系的转变。纪登斯断言，亲密的社会关系已经变得民主化，因此伴侣之间的联系——即使是在婚姻中——与外部法律、法规或社会期望关系不大，而是基于两个人之间的内在理解——一种基于情感交流的信任纽带。在这种关系不复存在的地方，现代社会通常对这种关系的消失感到高兴。因此，我们拥有“日常生活中情感的民主”(Runaway World, 1999)
情感的民主——日常生活的民主化——是一种理想，或多或少可以在日常生活的不同背景中近似实现。在许多社会、文化和背景中，性压迫仍然是一种日常现象，这与现实相去甚远。在《亲密关系的转变》一书中，纪登斯介绍了可塑性行为的概念——从与生殖的内在联系中解放出来的性行为，因此对创新和实验开放。随着大规模避孕措施的出现 ，曾经只对精英开放的东西变得普遍起来，因为性取向和身份认同比过去变得更加灵活。这些变化是影响自我和自我认同的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
纪登斯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所有的社会变革都源于微观和宏观层面力量的混合。

**自我认同**
吉登斯说，在后传统秩序中，自我认同是反射性的。 它不是一瞬间的品质，而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描述。 吉登斯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