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

郭秉文（catIdx=G郭） ，字鸿声。教育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先驱，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人。原籍江苏江浦（今南京浦口），生于江苏青浦（今上海青浦）。

**生平**
1896年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后赴美留学，1911年获伍斯特学院理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1914年着《中国教育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为中国教育制度史的开山之作，以此博士论文获教育学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学人中的第一位教育学博士。留学期间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会长，并兼任会刊主编。1915年回国，应江谦之聘，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代校长，1919年正式出任校长，1921年南京高师改建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仍任校长，1925年离职。
1923年起连续三届当选世界教育会副主席兼亚洲分会主席。1925年，任中华教育促进会会长。1926年5月，与门罗（Paul Monroe）在纽约创立“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长，对中华文化交流有重大贡献。1931年受孔祥熙之邀再次回国出任国际贸易局局长，并加入银行金融界，贡献甚多。抗战爆发后，以财政部次长兼中英贸易协会主任身份赴英国争取友邦助力。1945年抗战胜利，出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1957年与恒慕义（Arthur Hummel）及曹文彦、鲍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组织华府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举办学术活动，并应邀担任“中华民国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9年8月29日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逝世。
一生在教育、文化、经济、外交各界奔波，亲任繁务，举重若轻，被尊为“中国哲人”。

**创办现代大学**
郭秉文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之后，受南高校长江谦之聘，在美国广揽教席。1915年回国，协助江谦以两江师范学堂校舍基础筹建南高，任教务长。1918年3月江谦病退，郭秉文任南高代理校长，1919年9月正式继任校长，刘伯明为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陶行知为教务长兼教育科主任。此时的南高，已经是南方最高学府。1920年4月提议筹建国立大学；9月联名上书教育部“拟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设南京大学，以宏造就”；12月经北洋政府国务会议正式通过并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在南高成立东南大学筹备处；此后以南高之教育、农、工、商四个专修科改归国立东南大学，1921年10月东大正式成立并开始上课，南高学校之各本科仍由南高继续办理。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郭秉文同时担任东大校长和南高校长。1922年12月，郭秉文校长呈文教育部提出，南高与东大设在一处，“职员、教员两校共同延聘，校舍设备亦两校共同应用，名虽两校，实则一校”，提议南高并入东大，教育部对此未表异议；1923年7月，南高校牌撤去，南高正式并入东大。
从参与筹建南高，到改建东大，数年间主持校务，建立起“崛起于东方的现代大学”。他广揽英才，其中延揽了五十位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所延教授，皆一时之选，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教育界遂有“孔雀东南飞”之说。南高东大各科部分名师有：
*文理科（中文、历史、哲学、外语、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等系）：刘伯明、柳诒征、王伯沆、张士一、楼光来、梅光迪、吴宓、吴梅、顾实、王易、蒋维乔、 汤用彤、孙本文、林天兰、萧纯锦、周鲠生、朱君毅（朱斌魁）、李玛、凌冰、陈中凡、罗家伦、梁实秋、陈衡哲、任鸿隽、胡刚复、熊正理、竺可桢、孙洪芬、张子高、王琎、何鲁、熊庆来、查谦、叶企孙、段调元
*教育科（教育、艺术、心理学）：陶行知、陈鹤琴、徐养秋、汪懋祖、吕凤子、李叔同、程其保、郑晓沧、孟宪承、陆志韦、廖世承
*农科（生物、农艺、园艺、畜牧等系）：秉志、邹秉文、胡先骕
*工科（机械、土木、电机工程）：茅以升、涂羽卿、沈祖玮
*商科（普通商业、工商管理、会计、银行理财、国际运输各系）：朱进、杨杏佛、马寅初、潘序伦、李道南、沈兰清、胡明复、陈长桐、瞿季安、林振彬
*体育：卢颂恩、张信孚、麦克乐

郭秉文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人。他主持的东大，被教育界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奠定了现代中大的基础。郭秉文倡行学者治校、学术自由，给教育和学术带来了活力。郭秉文参与创建的南高和东大，为中国科学的大本营，完成了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启蒙中国现代科学的主要团体中国科学社，依托南高、东大，展开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工作。南高、东大率先在中国实行学分制、选科制，改行教学法，开创中国现代科学研究工作，科学名世，人文卓着，称为“东方教育的中心”。美国洛克非勒基金会曾派专家来华调查中国各大学的科学研究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东大在师资力量、科研水平等方面具有坚实的基础，遂捐赠建造一座当时一流的科学馆，首开中国国立大学接受国外基金资助的先例。南高东大声誉鹊起，蜚声世界，为国际教育界所重，国际教育会东方部主任评价东大为“中国最有发展前途的大学”，“将来之发达，可与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相颉颃”。 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国首席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被推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主席兼亚洲地区主席，之后连任两届。
郭秉文创办现代大学，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高、东大师生中造就出许多著名教育家，成为杰出大学校长的摇篮。中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大学，多曾由南高东大校友掌校，著名的大学校长有如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国立河海工科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国立重庆大学校长何鲁，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国立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清华大学校长叶企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严济慈。郭秉文现代大学的办学思想和南高东大的校制校风，因而成为开创发展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营养源泉。
东大实行现代教育和学术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先驱；与此同时，在郭秉文、陶行知的倡导和支持下，南高与东大附属学校推动基础教育现代化，从而促成了中国整个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其中，有教育科俞子夷主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推行新教育，试行设计教学法；有廖世承主持附属中学，试行现代中学教学法，开创中国“六三三制”中小学学制。此外，尚有教育科陈鹤琴主持“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鼓楼幼稚园；鼓楼幼稚园为中国最早的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其创设的教学体系后来在全国推广，开创发展了中国的幼稚教育事业。在郭秉文的执掌下，南高、东大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系统试验革新，酝酿了壬戌学制，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基础。

**告别东大**
1924年，就在郭秉文和东大在教育界正如日中天之时，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有意染指东大校长一职，和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人士指称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吴佩孚”，属于“直系人物”，一番运动后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授意北洋政府于1925年1月6日突然免去郭秉文校长职务。消息传出，师生震怒，以集体退学力争，展开护长运动。2月中旬，汪精卫在《民国日报》刊登答复东大学生的公开信，争论一番亦无结果。郭秉文深知政治险恶，深怕学生受到伤害而悄然离校，当月挂冠而去，先是赴美考察教育，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接着就到英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郭秉文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东大易长争端，实则是「学者治校」、「学术自由」和「党化教育」在中国的抗争之始，随着国民党控制时局能力的增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终以党派势力渗透进入学术教育界和「党化教育」的推行为结局；从此中国进入党化教育锢制学术教育界的时代，并且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东大由此自1925年起进入动荡时期，东大学潮与易长风波历时长达三年之久。1927年8月东大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更名为江苏大学，因师生反对要求更名为“南京大学”而于1928年5月定名国立中央大学，直至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才逐步恢复元气。郭秉文在中国创办现代大学的影响，延续久远。

**办学思想**
郭秉文办学，倡行学者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
*主张大学自治，办学独立，学校为教育和学术的神圣殿堂，应独立于党派，不应与任何党派发生纠葛。“学校是教育、学术性机构，是培养人才、振兴科学之地。非学者不能担当此重任”，“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
*倡行学者治校。南京高师1915年成立伊始，江谦任校长，郭秉文任教务长，即采民主治校体制，因学校规模较小，行政组织采合议与分任制，学校重大事项由校务会议讨论决定。1918年郭秉文任代理校长后，发展民主治校体制，校务实行责任制与评议制并行，即一方面确立校长总理一切校务之责，一方面规定凡学校大政方针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议决。校务会议相当于学校的立法机构，所作决议经由校长批准后即由学校行政部门付诸实施。同时，成立各种常设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将学校的各种事务交由教职员自行办理。经过完善，逐步形成了校董会制、校长制与“三会制”并存的学校治理模式，即校董会决定学校大政方针，校长总事校务，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各司其职，评议会议处学校重大事宜，教授会议处全校教学、研究及学科建设事宜，行政委员会统辖学校行政事宜。
*提倡学术自由。政治思潮来说，当时学校所在的南京，共产党被当局视为异端赤党，国民党亦处于地下状态，南高、东大却包容着持有各种主张的师生，人文主义、三民主义、国粹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种思潮，汇于一堂，成为自由思想的堡垒。
*提出“自动主义”，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治素养。自动主义，对在校学生而言，指学习上的自学和自力研究，生活上的自立、自理，各种学术、文化、体育活动上的自行组织和主办。“自动主义”的薰陶也培养了学生自治、民主的现代共和国民素养。为推动“自动主义”的实行，学校评议会中专门设立了学生自治委员会，先后聘请深受学生敬仰的刘伯明教授、陶行知教授为主任委员，指导学生自治会的工作。
*实行“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
**（一）通才与专才的平衡，
**（二）人文与科学的平衡，
**（三）师资与设备的平衡，
**（四）国内与国际的平衡。
*实施“三育并举”：
**训育，
**智育，
**体育。
*办学上实行学术与事功平衡。尝言：“不发扬民族精神，无以救亡图存；非振兴科学，不足以安邦立国”。鼓励实验研究，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注重农工商各科专业教育，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郭秉文认为大学应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设立多种学科；同时本科注重通才教育，不忽视应用；专科注意专才教育，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实行教育与研究平衡，教学和科研融合。
*注重师资，延揽一流教授。“寓师资于大学 ”；广求智识于世界。
*注重选材，提出“严格甄审，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入学考试兼采心理测验。
*平衡专业教育和自由教育。在学制上，改行选科制和学分制以利学生志趣和才智的发挥。
*注重品格修养，主张以德为本，勉励养成崇高、恬静、雄毅的“国士风范”，如刘伯明所言，“士以气识为先，独宜秉持士林气节，保持朴茂学风”。南高、东大尤重气节士节教育，学校教授也大都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重士人气节，一个是重学育人。学校树立起朴厚的学风，南高、东大教授，于自身则勤学潜修，精益求精；于学生则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东大改为中大，依旧是这种校风。中大时期，“中大的教授团，一如中大的校风 —— 朴实而有光辉”，“他们平均起来说，不像其他学校教授在社会上有赫赫之名，他们也从不不安于位的满天飞。他们从不今天北上，举行一个表演性的讲学；明天南下，发表一个政治性的谈话。有时主张科学救国，有时又要民主兴邦，什么都做，就是不肯安静下来教学生读书。中大教授们只知道守住自己的岗位，每天带着智慧的微笑，默默的传道授业解惑，散发师道的尊严与光辉”。
*主张发扬中国本土文化，同时吸取西方的进步科学文化，融会中西。文科教育须弘扬民族文化，坚定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学校将国文列为全校必修，务使学子明白祖国的历史与全貌，明白民族文化的精髓，明白当今之危难与自己的责任。在那个国家积弱、民族自卑泛滥、“西化”之说甚嚣尘上的时代，南高、东大之学衡，以中国现代人文主义先驱刘伯明和国学大师柳诒-{征}-两大精神支柱为领袖，成为固守中国文化的大本营，亦为现代新儒家之滥觞。然而，南高、东大亦不盲目排外，一方面发掘中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引进科学新知识，以图中国文化的充实与发展。学校众多日后成为著名自然科学家者，亦常感念母校的人文教育是他们赖以成长的良好条件。
*秉持“平和协进”的理念。郭秉文认为，为人为事，最终本于“和”“平”二字，平乃能和，和乃能进，“平”为治学的座右铭，“平”亦办学治事之方针。

**书目**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
著作 
*《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

**纪念**
国立中央大学秉文堂（地球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东南大学之父”郭秉文 date=20111112060808 - 郭秉文 date=20051126070922 - 略论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 郭秉文 date=20051126070922 

**延伸阅读**
25px国立中央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