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是发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以1871年八瑶湾事件杀害琉球国的琉球族为由，出兵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各部落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大清政府和日本国两方的外交折冲。在日本，这次事件被称为「台湾出兵」、「-{征}-台之役」或「台湾事件」。这也是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对外用兵。

**背景**

**原因**
琉球王国自明朝起为清朝的从属国，其国王接受册封、获准朝贡贸易的次数为藩属国中之最。由于大清和日本均采取锁国贸易体制，当时琉球成为「大清丝绸—日本白银」转口贸易特区之一(另一个贸易特区是日本长崎)。
日本萨摩藩在关原之战后，因财政困难、局势不稳，加上欲以海外之功向江户幕府输诚，遂有兼并琉球之举。1609年，萨摩派遣将近三千名兵力，攻入琉球王都首里城，但德川幕府命令萨摩藩保留琉球王室，以便利用琉球对大清国进行贸易活动。然而琉球王国自此丧失独立自主性，亦受萨摩藩支配，奄美群岛也被萨摩藩占领。自此琉球处于「清日（萨）两属」状态，一方面接受清政府册封并进行朝贡贸易，同时国政受到萨摩藩的控制。
1867年王政复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被迫上表「大政奉还」，江户时代结束。随后的明治维新过程中，大量武士（维新时改称「士族」）失业，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于是西乡隆盛等人提出「征韩论」，主张以海外扩张来解决内政问题。但征讨朝鲜半岛在外交上困难较大，未获得日本内阁多数阁员支持，最后造成参议西乡隆盛等征韩派官员下野。日本朝廷为了安抚士族情绪，遂有出兵台湾之议。
有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出兵台湾」并非仅为了缓和士族对内政的不满，而是对台湾的经济价值与战略地位有很清楚的认识，「不能将掠夺台湾资源，或侵占领土的动机矮小化。」 
另有学者认为，牡丹社事件发生源自「语言隔阂的误会」，非单一方面嗜杀所致。udn-2015-1187288

**近因**
法国人所绘清廷实际控制区域（土牛界线以西）
1871年（明治4年，同治10年）10月18日
，一艘宫古岛向那霸市上缴年贡的山原号pp=26-30
回航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东南部八瑶湾（即今之九棚湾），船上69名宫古岛乘客溺死3人，有66名宫古岛人登陆。几天后遇上排湾族高士佛社原住民，获高士佛社人好心收留，但因双方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甚至稍有争吵，让琉球人因害怕而偷偷逃离高士佛社，高士佛社族人打猎后回部落时赫然发现琉球人不辞而别，开始对琉球人起猜疑之心，怀疑其打算对外通报部落位置引大军攻打，狠下心肠追上其大队五十四人将其出草斩首杀害，死者包括琉球豪族仲宗根丰见亲（忠导氏玄雅）十四世孙忠导氏玄安，逃过一劫的其余12人则在当地汉人杨友旺、杨阿才营救下前往台湾府，由清政府官员安排转往福州琉球馆，乘船归国。史称八瑶湾事件
。此类事件在当时不时发生，按惯例皆由明清政府抚恤并送回琉球王国，与日本政府无涉。
但日方于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废藩置县」时，萨摩藩改为「鹿儿岛县」，原本为萨摩藩属的琉球王国被改隶于鹿儿岛县，1872年日本政府单方废止琉球王国，设置「琉球藩」，1873年日本政府外务卿副岛种臣向清朝总理衙门提起此事时，大臣毛昶熙答复：「二岛（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日本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田县（今日本冈山县小田郡）渔民的证据，又追问「贵国既然已知抚恤琉球民，为何不惩办台番？」，毛以杀人者为置之化外的生番来回应，副岛便言：「生番害人，贵国置之不理，我国有必要问罪岛人，因与贵国盟好，特先来奉告」，毛昶熙回答：「（台湾）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日方便向「无主番界」出兵。

**经过**

**出兵前**
西郷従道
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为「蕃地事务局都督」，向英、美等国租用轮船，雇用美国军事顾问李仙得（C. W. Le Gendre，又名李让礼），准备对台湾出兵，并事先派遣桦山资纪、水野遵来台调查。
但是了1874年初，日本蠢蠢欲动并开始调兵遣将时，列强各国相继质疑日本用兵的正当性，英国即扮演密报者、仲裁者双重角色，他们向中国通风报信，并直指美国人李仙得为事件主谋者。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到了4、5月间，台湾道、台湾镇、闽浙总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各级官员对于「番地」主权的发言立场渐趋一致，4月18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英国正使梅辉立表示：「其人虽不治以中国之法，其地究不外乎中国之土」，即代表清廷的基本立场。
出兵前夕，英美等国正式转变态度表示反对，声明中立并拒绝租借船舰给日军。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压力决定停止此次行动，大久保利通并亲自到长崎下令罢兵。但西乡从道以「已经准备妥当」为由拒不受命，断然率领三千六百名官兵前往台湾，这也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军官在战场上独断独行的滥觞，充分表现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原型（prototype），亦即军事的先行与政治的追认。著名文史学家司马辽太郎曾评论这次出兵完全是无名之师，可称为“官制的倭寇”（日语：「官制の和寇」）。

**战争过程**
石门战役后，日军指挥官西乡从道与斯卡罗人领袖合影。左坐者为卓杞笃之子朱雷、中坐者为西乡、右坐者为二股射麻里头人亦失。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5月12日，日军于社寮（今屏东县车城乡射寮村）登陆p=68，而排湾族从车城乡统埔村友好的汉人那边得知日军行动，事先在要道石门埋伏。5月18日到5月21日，日军与台湾原住民有小规模接触，互有伤亡。5月22日，日本陆军中佐佐久间左马太率领日军150人进抵石门p=104（今屏东县牡丹乡石门村）遭到排湾族强烈抵抗，最后日军陆战队攀上峭壁居高临下，情势逆转，排湾族在装备劣势和人数劣势下被迫撤兵，牡丹社头目阿禄古父子身亡。经此一役，多数采观望态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月1日起日军分三路扫荡牡丹社、高士佛社、射不力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规模抵抗，原住民人撤入山中，日军占领村落后焚烧村屋并撤回社寮营地。7月1日，牡丹社等终于投降。
之后日军移营龟山（今车城乡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附近）长期驻扎，却因气候与卫生因素饱受疟疾等热带疾病之苦，据日方纪录，参与行动的日军与随军人员5,990人共回报了1万6,409件的患病纪录，呈现出平均1人患病2.7次的惨况，而561名的病死者更达实际战死者的数十倍之多。

**大清和日本两方交涉**
日本5月中旬出兵台湾，同治帝随即于5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以巡阅为名来台，主持台湾海防及对各国的外交事务。李鸿章允调唐定奎率领的淮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赴台，该部队熟习西洋枪砲，是淮军主力。当年农历九月中旬以后到十月间陆续抵台，使得双方战力情势逆转，沈葆桢的谈判地位顿时提升了许多。在外交方面，清朝当时以《台湾府志》记载了琅峤诸社在1725年归化大清，是为琅峤归化生番十八社一事，证明该处纳入版图并有效收取番饷。清廷认为此地已是中国领土，生番如何处置是自己的事，以此要求日本退兵。
加上此时日军因热病侵袭，病殁650人（阵亡者仅20余人），又已耗军费1260余万日圆（尚未计算购买运兵用船舶的770万日圆），深感难以持续。于是日本政府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赴清廷交涉。
当时沈葆桢及李鸿章对情势皆有清楚的判断，分别上疏表示日本急于谋和，实因情势窘迫。因此大清帝国起初态度强硬，军机大臣文祥公开表示，对于日本方面要求的军费赔偿表示：「一钱不给」。
但大久保商请英国公使威妥玛为调人p=230，强势介入。于是中日两国在1874年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约，主旨有以下三条：

**结果与影响**
明治政府授予台湾军队的明治七年从军记章
在大清方面，不言赔偿兵费，而将五十万两白银拆成十万两的「抚恤」与四十万两的「购买道路房屋」，算是在保存颜面的情况下息事罢兵loc=第三十四章。
投降的原住民被授予日本国旗，在他们的村庄上空飘扬，他们认为这是与日本和平和免受敌对部落侵害的象征，然而，日本人将其视为对原住民具有管辖权的象征。此事件也为日后日本帝国的野心提供了有益的预演。在日本的一些圈子里，台湾已经被视为潜在的日本殖民地
。
在日本国内，这一​​行动也安抚了明治政府内部那些推动更激进的外交政策，以及因政府在1873年拒绝进攻朝鲜而愤怒的人。重要的是，牡丹社事件发生在佐贺之乱后不久，由西乡从道（西乡隆盛的弟弟）领导，主要由前萨摩和佐贺武士组成。
但因为条约中有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字句，日本据此认定清国政府不否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地。（1875年）继续进行「琉球处分」，令琉球终止向大清朝贡，复在1879年迫使琉球国王尚泰移住东京，派军警进驻琉球，废止「琉球藩」改设「冲绳县」，但大清并未放弃琉球宗主权对日本提出抗议。1880年，在前美国总统格兰特调解之下，日本提议及外务省底线将割琉球群岛以北归日本，南边的宫古、八重山岛属大清，清国政府则提出北边的奄美群岛归日本，中间的琉球群岛归琉球国，南边的八重山群岛(含八重山、宫古岛等)归大清，最后并未成案。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国，台湾割让给日本，清国无力继续过问琉球问题，琉球遂在国际默认下归属日本，清国与日本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正式放弃琉球的宗主权改归日本。
俄罗斯曾于牡丹社事件期间派军官捷廉季耶夫（V. A. Terent'ev）抵台观战，1875年再派海军军官保罗‧伊比斯（Pavel Ibis）抵台田野调查。2人的台俄双边关系文件目前存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海军公文书馆。捷廉季耶夫的报告不支持日本以武力进军台湾南部，并认为可用和平与外交方式解决争端，这有别于当时的外国媒体支持日军的观点。伊比斯以笔记及插画，为当时台湾社会、原住民语言风俗留下纪录。
「牡丹社事件」后，清廷转为积极治理台湾，增设府县，对台湾中、东部及原住民地区实行「开山抚番」，并于1885年建立福建台湾省。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帝国战败，日本借由马关条约取得台湾后，鉴于此次攻台与接收过程中病死人数远多于战死，决意在台湾积极着手规划建设医疗卫生设备，以方便统治台湾。

**文化遗产**

**纪念碑**
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
位于屏东县车城乡统埔村，为同治10年（1871年）八瑶湾事件中遇害琉球族的坟墓，于2011年登录为屏东县历史建筑。，当年死者尸首由杨友旺及客籍张眉婆、林碰狮等人以一冢安葬于统埔村落边，日本政府借此事在同治13年（1874年）发动「征台之役」，日军将领西乡从道每年给付年金，嘱咐林阿九家族代为管理祭祀。日治时期定期祭拜维护，大正14年（1925年）当年幸免于难的琉球人岛袋龟在来台发起「琉球藩民墓整修运动」，并出版《牡丹社遭难民墓碑改修报告书》。大正15年（1926年）藩民墓开始整修，遭难者名单刻于碑上，昭和2年（1927年）12月完工。民国67年（1978年）冲绳史家又吉盛清来台，并分别于日、琉、台三地，推动「台湾遭害者之墓」与「琉球藩民墓」改修工作。民国70年（1981年）取得屏东县政府、车城乡公所同意兴工，民国71年3月改建完毕，但将墓碑上的「大日本」三字涂掉udn-2015-1187288。民国89年（2000年）碑文上的「大日本」字样恢复碑体原貌。
*明治七年讨蕃军本营地
位于屏东县车城乡后湾村，为纪念牡丹社事件中日本登陆射寮（现后湾村龟山沿岸）而设立的纪念碑，已于2010年登录屏东县历史建筑。
*西乡都督遗迹纪念碑
位于屏东县车城乡石门古战场附近，为纪念牡丹社事件中，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征台功勋，已于2011年登录屏东县历史建筑。
*征蕃役战死病殁忠魂碑
位于屏东县车城乡石门古战场附近，为纪念牡丹社事件与原住民交战而战死或病死之547位日军的忠魂碑，已于2011年登录屏东县历史建筑。

**建筑物**
二鲲鯓砲台：
国定古迹，又称「亿载金城」，位于今台南市，1874年牡丹社事件发生时，清廷一面向日本抗议，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办理台湾等地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以安平形势险峻，奏请建造仿西洋式砲台一座。砲台由法国人帛尔陀（Berthaud）设计，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建，到光绪二年（1876年）完工。砲台入口城门上方有沈葆桢题额「亿载金城」，亦称「亿载金城」，或相对于「安平小砲台」称为「安平大砲台」。
*旗后炮台、雄镇北门
国定古迹，与二鲲鯓砲台同因加强台湾海防而建造之仿西洋式砲台，目前位于今高雄市旗津区之旗后山与鼓山区哨船头上。
*鹅銮鼻灯塔暨附属建物：
屏东县历史建筑，位于恒春镇鹅銮里灯塔路90号，清光绪7年（1881年）11月创建，起因清同治6年（1867年）3月9日，一艘美国籍商船「罗发号」从汕头驶往牛庄途中，航行至鹅銮鼻西南七星岩附近，触礁沉没，船员登岸后，擅闯龟仔甪社领土，遭受龟仔甪（社顶）士兵处决，除中国粤籍水手一人逃至打狗（今高雄）外，全部罹难，且琉球人多次在该处亦遇难，并引发牡丹社事件，应美国及日本政府之建议而筹设。
*恒春县城：
国定古迹，是牡丹社事件之后，清廷因大幅改变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观感，而选定以「车城南十五里之猴洞」为县治，并打算由「素习堪舆家言」的刘璈处理筑城事宜，所设的恒春县县治所在地。

**原民遗骨**
牡丹社事件中，16名战死的原住民勇士头颅被日军割下，作为战利品，其中4具头骨经美国海军军官2次转手，交由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的解剖学家William Turner (anatomist)研究，收藏在爱丁堡大学人类学系解剖学博物馆中。2023年11月3日，爱丁堡大学将遗骨正式归还台湾，由牡丹乡公所乡长潘壮志代表牡丹乡诸部落接受返还。遗骨于5日返台，并寄藏于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南科考古馆中。

**相关作品**
《浪涛》，巴代着，台湾，INK印刻出版，2017年9月
*《SEVALITAN》，2021年纪录片

**相关条目**
 卓杞笃- 潘文杰- 西乡从道- 李仙得- 石门古战场- 北京专约- 高士神社

**引用**

**参考文献**
*

**延伸阅读**
陈枝烈，2004，牡丹社事件：多元文化教育的观点。原住民教育季刊，no. 35：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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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呈蓉，2003b，桦山资纪「日记」与水野遵「台湾征蕃记」的史料价值与意义。台湾史料研究，no. 20：1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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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新，2003a，「风港营所杂记」之史料价值与解说。台湾文献 54，no. 3：379-406。
*王学新译，2003b，风港营所杂记。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外部连结**
 地图版‧牡丹社事件 date=20201014194227 ,  牡丹社事件的地图史料与空间探索（上）、 （中）、 （下）, 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原住民族文献会- 牡丹社事件. 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知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