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券

金圆券为中华民国于1948年（民国37年）8月19日至1949年（民国38年）7月3日间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流通范围为除台湾省外的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区域。该纸币由于发行准备不足以及未严格实行发行限额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闻名。在发行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迫民间以黄金、外币兑换金圆券，规定每金圆的含金量为0.22217克，以金圆券一圆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此举给民间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对城市的中产阶级影响尤巨，令中华民国政府大失民心，亦是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金圆券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人民政府陆续用人民币作价收回4439。
金圆券发行失败后，中华民国政府发行银圆券，但很快在流通中被拒收。各地人民政府在1949年（民国38年）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收回后销毁。

**发行背景**
发行金圆券的目的是取代原本恶性通货膨胀的法币。法币在1935年（民国24年）起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行。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到了战后，国民政府为支付与中国共产党作战的巨额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是变本加厉，由抗战胜利（民国34年）时的5,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民国37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间发行量增加超过一千倍。
就通货发行额而论，战前只不过14亿元394。1947年（民国36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5兆，至同年7月增至10兆以上159。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性增加的情况下，如此巨大的发行量导致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当初更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资源回收，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宋子文任职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极剧增加而致无果。
1948年（民国37年）5月底，立法院同意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同时，蒋中正安排原财政部长、原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亦拟定关于币制改革的方案。俞鸿钧组织的中央银行专家为主的起草班子，认为法币不作根本性改革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局面，若从根本上改革那就会垮得更快。
俞鸿钧班子拟定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议仿照1947年（民国36年）用关金征收关税的办法，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货币，而不致于随法币一起贬值，这样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加到40%或50%。但蒋中正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不能收集举国的金、银、民间外汇储备应付现实的困难局面。1948年（民国37年）7月29日，蒋中正在莫干山松月庐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352。会上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表示同意。
这次币制改革是在极秘密情况下进行，除与会人员外，蒋中正只找了前中国银行总经理、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另外由翁文灏在改革实施前几天，通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发行经过**
1948年（民国37年）8月19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翁文灏于当天下午召开行政院会议讨论、通过币制改革方案。根据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在各地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蒋发表谈话，呼吁同胞奉行法令，拥护新币制，以福国利民56。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
同时蒋中正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当中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由蒋经国为副督导（8月23日就职，11月26日去职），正督导员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实际掌握上海的经济情况。
在兑换比例上，规定黄金每两兑金圆券200元，白银每两兑金圆券3元，1银元兑金圆券2元，美元1元兑金圆券4元。宣布实行币制改革时，承诺金圆券限额发行二十亿元，但二十亿金圆券折合法币为六千万亿元，已超过当时流通的法币总额六百六十多万亿元的九倍。
金圆券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中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1948年（民国37年）11月16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向蒋介石报告收兑成绩：黄金166.3万两，白银（即银锭）893.7万元，银元2403.8万元，美钞4773.5万元，港元8732.5万元，合计折合1.9亿美元。
根据《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登记管理办法》，人民（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社团）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均应在12月1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它指定银行申报登记。上海银行公会商定按照各行实力凑足1000万美元。蒋中正在1948年（民国37年）9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斥责上海这些商业银行领头人物不遵守法令将全部外汇资产（估计有3亿美元）向中央银行申报登记，想凑集1000万美元以敷衍了事，仍如过去二三十年前，只爱金钱，只知自己，不知民生，藐视法令，罔知大义，限他们本周三之前将所有外汇向中央银行登记，并派蒋经国去上海督办。据《大公报》1948年（民国37年）8月16日刊登报导统计，以战前的生活指数为比较，8月上半月的食物价格上涨了390万倍，住房价格上涨77万倍，服装价格上涨652万倍，当天报纸用花边新闻的方式圈出一条短讯：“大饼油条，每件10万元。”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擡价或囤积。而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亦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在上海，蒋经国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以作杀一儆百。而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亦因囤积罪入狱。蒋经国在上海严厉「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

**崩溃**
1949年中央银行福州分行发行的三万金圆券本票，可见其上涂改的痕迹
随着内战失利，金圆券以极快速度崩溃，事件变化几乎以「日」为单位。到了末期，市场上物价甚至有一日涨价数次现象，货币几乎成废纸，反而以物易物才能换取物资。
当1948年底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黄金、白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之抢兑人潮。至1949年（民国38年）6月发行增至130兆元；比十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二十四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现面值一百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要4亿多金圆券。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由于贬值太快，早上的物价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变。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钞券（金圆券），交易后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
金圆券并无现金准备，发行又毫无限制，结果使其全然失败4439。金圆券的失败实际上在最初就是注定的，因为法币退出流通时发行总额为663兆元，以300万元法币合金圆券1元，法币总发行量仅为2.21亿元金圆券。而金圆券一开始就定为发行20亿元，这相当于一下子制造了相当于最末期法币9倍多的通货膨胀。1948年8月底，金圆券发行额是5.44亿元，到了1949年5月27日上海易手，金圆券发行额已达到294 722亿元。物价以上海为例，以1948年8月物价总指数为标准，到1949年4月涨了83800多倍。
军事、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逆转。1949年（民国38年）4、5月，南京、上海相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中共解放区人民政府自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广州后曾继续发行金圆券，新疆等地区亦继续发行，但其价值皆已接近废纸，例如新疆银行就曾发行过单张六十亿元的高额纸钞 。

**钞券面额**
在1946年（民国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就尝试性的委托英国托马斯德纳罗印钞公司印制了1角（10 cents）、2角2种小面额金圆券, 1948年8月发行了5角、10元、20元、50元和100元5种钞券。其中5角币券与10元券由中华民国中央印制厂印制，而20元至100元券则由中央印制厂和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属下的印钞处授命发行每种面额钞券各2种制版，另外中华民国政府曾委托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过几种金圆券，不过发行数量极少，流通范围也只限在上海。1949年（民国38年）元月发行了100元中央印制厂版本的红色制版钞券以及500元券，2月逐渐开始印制和发行1000元券，1949年（民国38年）3月先发行5000元券，后又发行1万元券，4月发行5万元券和10万元券，5月再发行50万元券和100万元券。5月底印制了500万元券，但随即上海被解放军占领，没有来得及发行。

**影响**
金圆券的快速贬值及造成的恶性通胀，源自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中华民国政府无视于财力的限制，继续维持战事。政府赤字以印钞票支付造成急剧通货膨胀。政府不能自控通货发行，仅仅试图以违反市场规律的行政命令去维持物价和币值，最终引致金融混乱，市场崩溃。
受金圆券风暴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内小中产阶级。他们没有大资本家的财力和资源去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亦不如乡间农民或无产阶级的无产可贬。在金圆券发行初期或被迫、或出于信任政府，将累积所得的财产换成金圆券，在恶性通货膨胀中所承受的损失最大，部分人因而变成一无所有。中华民国政府虽然通过金圆券发行，搜得民间积聚之数亿美元、金、银、外汇，却失去了国内原本最应倾向他们的中、小阶层及城市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1948年（民国37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军事上已节节失利。金圆券风暴令中华民国政府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士气亦丧失殆尽。滥发货币是造成中华民国政权迅速在大陆崩溃的原因之一。

**金圆券与台湾**
当时台湾省政府奉命依金圆券发行准备移交保管办法，将台糖总资产1亿2千万美元，划拨4,300万美元，将台湾造纸总资产2,500万美元，划拨800万美元。而当时金圆券一元兑换台币1,835元亦明显高估，中国大陆流入台湾套利的活动，使台湾面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压力，经济情况更趋恶化。1949年（民国38年）6月，台湾省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1元新台币等于4万元旧台币）60。

**票样**

**低面额钞券**
 1948年（民国37年）8月，由于法币及关金券快速贬值，中华民国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1949年（民国38年）7月，政府再行币制改革，增发行银元券，限期收兑金圆券，逾期作废，不再收兑。- 一般面额之金圆券皆为平版印刷印制。

**高面额钞券**
 1948年（民国37年）8月，由于法币及关金券快速贬值，中华民国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1949年（民国38年）7月，政府再行币制改革，增发行银元券，限期收兑金圆券，逾期作废，不再收兑。- 由于金圆券发行初期需求殷切，除由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印制外，尚委托四个特约厂印制。中华书局是特约一厂，印有壹仟圆、壹万圆、拾万圆、伍拾万圆等面额。- 高面额之金圆券正面中央之图饰以多色凸版隔色套印，以加强防伪效果。- 金圆券发行后期，通货膨胀严重，币值贬值迅速。

**极高面额钞券**
 1948年（民国37年）8月，由于法币及关金券快速贬值，中华民国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1949年（民国38年）7月，政府再行币制改革，增发行银元券，限期收兑金圆券，逾期作废，不再收兑。- 极高面额之金圆券正面中央之图饰以多色凸版隔色套印，以加强防伪效果。- 金圆券发行后期，通货膨胀严重，币值贬值迅速。- 中央印制厂印制之金圆券，最大面额为伍拾万圆。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亦参与金圆券印制，其印制之金圆券最大面额为伍佰万圆。

**极高面额定额银行本票**
1949年（民国38年）5月上海沦陷后，中央印制厂重庆厂奉令复工，当时法币与关金券均已作废，改发行金圆券，故一复工即赶印金圆券高额本票，惟仅月余之时间，金圆券又遭废止。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新台币券、币典藏宝库（清朝至新台币时期）分类查询 date=20210108032209 中央银行 券币数位博物馆 民110年1月7日补登

**参见**
 60亿圆纸币- 中国通货膨胀 (1938年-1950年)
*中华民国货币 (大陆时期)
*台湾货币史
*大清银行
*满洲中央银行
*蒙疆银行
*北海银行
*中央储备银行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中国银行
*银圆券
*旧台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