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三事件

六二三事件，发生于1925年6月23日，又被称中方称为沙基惨案、沙基屠杀，英语又称沙面事件（Shameen Incident）、沙面袭击（Shameen Attack），是发生在广州的一起武装冲突。事件中英法士兵开枪射击在沙基路游行示威抗议的队伍，造成中方平民严重伤亡。对于冲突的责任与经过，广州革命政府与英法租界方面的说法有较大出入甚至冲突，并引发相应外交纠纷。

**背景**
1925年沙面地图，当日冲突爆发于图中1号图例所标注之西桥，各国军舰停泊在图中10号图例位置的白鹅潭
沙面（Shameen）租界形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小沙洲人工填筑成岛屿沙面岛，其中法租界占有东部的1/5，英租界占有西部4/5。岛上与广州华界隔一条沙基涌（Shakee Creek），两个租界各有一桥与广州华界相通，通常被称为东桥（或法国桥）及西桥（或英国桥）。沙面岛对岸的华界马路则被称为沙基（Shakee）。双方的记录都显示，当天的冲突爆发于接近西桥的位置。
1925年4月，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并认为苏联应该“建议几个中国人自杀以抗议帝国主义的暴力……建议数十万工人示威和罢工”。英国方面则认为这篇文章是苏联计划在中国策划流血冲突的证据。
5月，上海爆发针对日资工厂的工人运动。30日，南京路爆发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开枪造成示威民众伤亡的五卅事件。6月11日，汉口反英工人示威中再次爆发流血事件，汉口英租界警察开枪造成多名工人示威者伤亡。英国方面则认为“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俄国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这些动乱”，苏联“透过扰乱中国较年轻、较敢言的学生阶级的思想，取得了相当大的政治成功”。
6月初，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在广州发动兵变，宣称要推翻广州政府。据东征军苏联顾问加仑记述，广州革命政府本来打算于月初“在香港和广州同时举行罢工”、并使“这次罢工转变成一次全国性的反帝怒潮”。但“因为担心帝国主义者利用香港海员和沙面工人大罢工而插手政府与滇军之间的冲突”，所以“决定在不放松罢工准备工作的情况下,等待政府军攻克广州,再举行罢工”。6月12日，从粤东汕头等地前线返回广州的黄埔东征军主力击败杨刘军队，平息兵变。第二天，沙面和广州的所有外国企业（除苏、德两国）和私人企业的工人举行罢工。香港工人亦团体为声援上海抗议，发动省港大罢工，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刷等行业工人纷纷离职返回广州。
6月20日，两名日本人穿过东桥（法租界方向）进入广州时遭到枪击，日本福华医院的财务主管死亡，另一人受伤。由于两人身上携带了大量金钱但未被劫去，因此租界方面认为事件可能有政治动机。而属于台湾的福华医院医院具有半官方性质，日本领事向当局强烈抗议，并要求赔偿及在沙面周边部署警察，同时敦促居住沙面外的日本人前往沙面避难。  
许多外国人正前往沙面，其他人则前往香港。21日，中共领导组织沙面3000多洋务工人罢工，退出租界，并组织“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指“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不但饮我中国人民之血、而且食我中国人民之肉。不但搾我等之血汗、而且取我等之生命”。在广州市内英、日、美洋行的中国职工也参加罢工。因罢工影响，沙面外国人与广州的物资与信息联系也几乎被切断。在此期间，担心局势紧张，冲突爆发，在沙面居住的部分英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侨民也乘船前往香港暂避。当时共计停泊在珠江白鹅潭等水域的外国军舰包括：英国5艘、法国3艘、日本、美国、葡萄牙各1艘。由于当时在广东的日本军舰仅有竹 (枞型駆逐舰)一艘，日本当局亦计划“若沙面日本人陷入危险”，将从佐世保增派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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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罢工等行为被英方认定是“季诺维也夫外交政策的一部分”，6月22日，沙面英法租界方面预料到第二天（6月23日）的广州示威可能引发冲突，由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James William Jamieson）向广州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长伍朝枢交涉。杰弥逊在信中指其有“可靠的消息来源”指第二天的示威可能会有学生攻击沙面的桥梁，因此其告诫英国国民不要参与其中，并且警告“任何试图进入沙面英租界的企图都将遭到武力抵抗”(any attempt to penetrate on to the British Concession on Shameen will be resisted by force of arms)，而责任“由广州政府承担”（the Government will be held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responsible）,“如果不幸这些事情发生在这里，那些利用群体心理实施暴力行为的人的血将落在他们自己的头上……我这样严肃地写下这些文字，是为了防止日后有人说，帝国主义的残酷枪砲肆意屠杀无辜的中国青年”（should unfortunately they occur here, the blood of those who call upon crowd psychology to commit deeds of violence will be upon their own heads…I write in this serious strain so that it may not be said hereafter that brutal Imperialist rifles wantonly massacred unoffending Chinese youth）。
由于担心上海、汉口的冲突事件重演，法国领事吕尔庚（Jules Leurquin）也对广州当局表达忧虑，希望中国政府尽一切可能避免冲突爆发（take every possible pre-caution to prevent an outbreak）。对于英法领事的交涉与忧虑，革命政府当局则向其保证游行将和平进行。美国驻广州领事精琦士（James Douglas Jenkins Sr）也向广州当局通信，吁其注意广州的“反外国宣传”（anti-foreign propaganda），并希望得到关于美国人生命与财产安全的保证（an assurance that American lives and property would be protected）。广州警察当局对此向其保证将尽一切所能避免冲突爆发（doing everything he could to prevent an outbreak），并且不认为游行会发生混乱（did not think there would be any disorders）。而根据事后参与游行的岭南大学学生叙述，他们在参与示威前也得到主办方的保证，游行会是“非战斗性”（non-combative）的示威。
沙面方面当日准备的防御工事
由于不相信可以依赖当局的承诺保护租界的安全，对此形势，沙面当局也用沙袋和铁丝网面向沙基方向加固了租界桥梁，并且在战略要点假设了机枪。同时也动员了租界工部局的志愿军（非正规军）协助防御。中方事后则认为这是沙面方面早有准备攻击的证据，指其“心居险恶、事前高筑沙包、密布兵舰、为枪杀我巡行群众之预备”。而根据时任瑞典驻广州领事赫尔斯特伦事后的声明，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22日），中方的“机枪就已经在沙面对面的房屋顶上就位了”。

**经过**

**示威游行过程**
《沙基痛史》中记载当日的沙基形势图
6月23日中午12时，10多万工人、商人、学生、以及持枪的黄埔军校学生在东较场举行集会,要求“打倒帝国主义”。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800多人、党军第一团第三营、第二团第二连、第四连、第七连共约两千人亦前往参加。大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部长、中共党员谭平山主持，广州革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胡汉民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广州革命政府在大会上讲话，周恩来代表黄埔军校讲话。
示威会场提出“收回租界、海关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要求，呼叫“打倒英日美帝国主义”、“全世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手持「打倒帝国主义」「收回领事裁判权」、「取销一切不平等条约」「援助上海五卅惨杀案」、等标语小旗。
File:Hu Hanmin at demonstration, Canton, 23 June 1925.jpg|时任广州革命政府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发表讲话
File: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students at rally, Canton, June 1925.jpg|集会中的岭南大学学生
File:Whampoa cadets with banners and flags, protest rally Canton.jpg|集会中的黄埔军
File:Mikhail Borodin, Zhang Tailei on podium, Canton, 23 June 1925.jpg|苏联顾问鲍罗廷发表讲话，张太雷担任翻译
File:Wang Ching-wei addressing the students before the parade.jpg|汪精卫发表演讲
File:Demonstration, Canton, 23 June 1925.jpg|集会结束后在长堤的游行队伍
下午1点大会结束后，随后参与者开始游行到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推举党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为总领队，其身着上校制服。游行路线由东较场经惠爱东路、永汉路、直出长堤西濠口、沙基、菜栏街、蓑衣街、杉木栏、福德里、十八甫、桨栏街、太平门、至西瓜园散队。中共广东区委主要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也参加了游行。
参加游行的队伍按照香港罢工工人、广州市工人、市郊农民、商人、学生、粤军、警卫军、湘军、讲武军校生、黄埔军校生、党军第一旅教导团（工、农、商、学、兵）的顺序从东较场出发，四个人为一列，高呼“反帝反封建”口号，很多人手里拿着写有“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者报仇”、“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沙面租界”等字样的小旗子。据参加游行的黄埔军回忆，军人走在游行行列最后是为了“展示和平示威中军队做群众后盾之意”。也有人指黄埔军“排在游行队伍的最后面……主要是考虑到黄埔军纪律和体质都比较好,让他们殿后,可以保持游行队伍的完整”。大会主持则解释“打反革命上火线时,军队当为民众的前锋;游行是文明的示威,军人当为民众的后盾”。
在游行期间，沙面的外国人目击者（包括领事、外交官、平民）均指沙面岛前沙基路的游行进行得“非常和平”，美国领事精琦士也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当时“并无麻烦的迹象，旁观者开始放松，感觉暴乱爆发的危险已经过去”（there was no sign of trouble onlookers began to breathe with more ease, feeling that the danger of an outbreak was over）。这与中方记录所指游行和平的记录一致。英国领事指此时其正准备“返回领事馆，向公使馆发电报表示游行队伍已平安结束”，但有人建议他等队伍全部通过之后再通知”。
下午2时15分，游行队伍已到达西堤沙基口，转入沙基一带，前队并已经过沙面西桥口，转入菜栏街，计划返回西瓜园散队。约2时40分，何应钦命令暂停呼喊口号，改唱《国民革命歌》。此时岭南大学、坤维女学、圣心书院 、女子师范、执信、广州二小等校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将抵西桥口。沙面方向的目击者指，学生队伍和平游行，“举着横幅……高喊着美式大学的口号”(岭南大学为美办学校)，“一些欧洲人尽管被警告不要这样做，但还是暴露在人群中，以便清楚地看到游行”,亦有外资学校的教师尝试在队伍中辨认学校的校旗。
根据沙面当时旁观者的描述，在东桥（法界方向）的戒备非常森严，沙包高垒，“桥上设有重重路障”，未有发生事件，西桥（英界方向）则“路障几乎都隐藏在视线之外…似乎是一个脆弱的地方”。岭南大学的学生则指其游行队伍后面就紧接着黄埔军。而大量的黄埔军学员队伍，则由骑着小马的苏联人带领，他们“戴着纸面具，几乎完全遮住了脸”。法国与香港方面的报导亦同样提及位于队伍最后方的“蒙面骑马的俄罗斯人”（des Russes masqués et à cheval）  、“由骑在马背上的人带领”。下午3时，当游行队伍行经沙基西桥口时，双方发生冲突。

**何方首先开火的争议**
关于何方首先开枪的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其说法如下：

**指沙面（英法租界）方面先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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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现场学生指法国兵首先开枪。广州市警察第九区署署长沈崧则指其目击沙面一名“面部尖削，头顶作短发西装式”的外国人在域多利酒店楼（今胜利宾馆）上持手枪射击，随后屈臣氏药房旁及沙面其他地点传出机关枪声。
在事后广东省长胡汉民致英、法、葡三国领事的照会中指：“各界为沪案列队巡行、路经沙基。巡行队已将过尽、而沙面英界兵警、猝然以机关枪及步枪向隔河巡行之群众轰击。法界兵警、闻声亦同时发枪”。时任国民党党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事后报告其目击情形，指游行中“卜卜之声、猝由予之后面而来。初尙不料帝国主义者有如是之凶残、犹泰然疑为民家燃放爆竹也。乃卜卜之声既响愈密、而妇孺之惨哭声、群众之喧嚷与呼救声、一时并作。予乃折回沙基巷口探视、见对岸沙面英兵已分布于事前准备之沙包内、竟用机关鎗及步枪向我巡行群众扫射”。
事后广州政府组织的调查会中，搜集了游行队伍中不同人士的证词。如当中岭南大学学生伍伯胜，描述了枪声的突然爆发：“本队刚过尽西桥，忽闻屈臣氏药房左近，发现枪声。……机关枪亦连续自沙面发来。”多位证人，包括学生李云龙，指枪弹从沙面洋楼及机关枪阵地射出，无差别击中游行者：“一一弹飞来，中一石柱，第二弹即中许耀章，彼即倒在柱外。” 党校长联合会代表黄祖培则报告，“余行近西桥口,突闻有枪声,由沙面西桥口对面洋楼上发出”。大学生李燮华指“我行过西桥,忽闻枪声,以吾耳所闻,确知发自沙面者,因当时心尚未甚惊惧故也。无何枪声渐 密,我即奔入街边。此时各骑楼石柱,均已有人伏避”。
广东法官学校学生陈惠苍报告：“本校学生人数不多,故夹杂其他学校小队之内, 与岭南学生相去不远。岭南学生之后,尚有小学生队、女学生小队,再其后则系武装巡行队”，“余行过西桥数步,忽有枪响发自沙面洋楼。余等回顾,后方忽乱,因即走避。继闻机关枪甚密,由沙面射来……及枪声起,均纷纷走避,大约落水死者亦复不少……入内街后,复闻枪声不绝”。执信学校学生陈国新报告：“余兄弟等四人……是日随众巡行。 将至西桥,忽闻枪声乱响”。广东总工会理事陈森报告：“岭南学生及其他学生等行近其昌洋行时,沙面某酒店即放枪向我巡行队射击”，“我工人巡行队当枪声起时,避入内街”，并指如广三铁路局长、香港中学代表、省农民协会代表、岭南农科大学生、华侨代表等证言所述情况相似。
据时任党军第二团第四连连长，黄埔第一期学生宋希濂回忆，游行队伍“突然受到维多利亚酒店楼上和英国工部局等附近洋楼内，以及事先隐藏于沙袋工事后的英、法水兵的射击”。而党军全体入伍生事后对蒋中正廖仲恺的报告也称，游行队伍至沙基口时，“英日等帝国主义即用机关枪向我同胞扫射，如临大敌，射至一小时之久”。军官学校学生常务委员朱棠报告：“本校人员、学生队参加巡行，将至沙基口时，见沙面马路相近小河一带及洋楼上，均已设机关枪，并有洋兵多人。沙面东桥有外国人持望远镜，向我巡行队窥视”，“及将至西桥附近，对岸洋房空隙中，站有一人瞭望后，开铃声数声，类似报火警之铃声。彼岸站立之人，立即走避，铃声即作，机关枪声亦随之而起，均向我巡行队射来”。
黄埔军苏联顾问加仑将军亦记录：“租界突向走在军队游行队伍前头的黄埔军和走在黄埔军前面的商会和学生组织开枪射击。非武装的游行者遭到机关枪和英、葡军舰开炮射击之后,纷纷躲进华人区的窄街小巷,慌乱之中互相压挤。部分游行者为了逃命,跳入沙基和城区之间的河里”。
《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事件辞典》记录：“密集的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造成示威群众惨重伤亡”。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事后的宣言中记：“不料于三时十分行经沙面对岸,突有沙面外国兵,发枪向巡行群众射击,继以机关枪扫射, 又继以外国兵舰之大炮”。广州市公安局当日命令记：“本日本市为援助上海惨杀事件,各界联合大巡行,经过沙基时,不知何故,被沙面英法租界军警及兵舰开枪及机关枪炮,向我市民巡行队扫射,死伤甚众,政府与市民同深恸惜”。
中华民国最高史政机关国史馆所编《中华民国国史纪要》记载：“当游行队伍行抵沙基时,珠江对岸的沙面英法租界士兵突以步枪与机枪对示威群众扫射,同时停泊于白鹅港与沙基口的英、法、 葡军舰亦发砲轰击,游行群众伤亡达600余人。”

**指沙基（游行队伍）方面先开枪**
字林西报对射击事件的报道，指责共产党首先挑衅英法驻军
有人指目击俄国军官忽然向天开枪。据北京美国公使向华盛顿的报告，则指一个美国人亲目看到苏俄军官指挥黄埔学生军先行向沙面的英、法守军开枪，美国领事报告则指“士兵们突然散开了队形，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接着是一阵步枪和机关枪的轰鸣”。沙面英商席尔瓦（Silva）则指，“看到游行队伍末端一名举着横幅的年轻人故意将横幅放下，然后拔出一把左轮手枪，朝沙面方向射击。仿佛事先安排好的讯号一样，整个游行队伍随即转身向沙面开火”。
日本东方通信社也报导，“黄埔军校生由俄罗斯教官率领。当学生军队伍的先头部队抵达英国桥时，广东方传来一声枪响，作为信号”“示威队伍首先向沙面各国的陆战队开火”。根据时任日本驻广州领事清水亨、驻香港领事村上义温发至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报告，则综合了英法指挥官、英法租界附近的多名日本侨民的说法，指“当学生军先锋抵达英国桥附近时，原本在土袋上观看游行的租界警备兵退至土袋内侧，进行防备准备”、“开火可能因学生军在动荡与恐惧中，有意或无意间开枪所致”、根据采访的“英国海军指挥官的说法，第一枪明确从中国方面发射，子弹掠过其头部”。
根据香港孖剌西报的报道，当队伍接近西桥（路障较隐蔽）时，黄埔学生军在军官“给定信号”下突然转身，使用步枪和机枪向沙面租界开火。《士蔑西报》的报道中则引用圣希尔达学院(St. Hilda's College)的本德拉克（Bendelack）女士称，亲眼看到士兵从女学生身后开火，沙面守军最初未携带弹药，仅在遭到攻击后取枪还击，她认为“女学生不知道她们附近的士兵打算开枪，因为一旦开枪，她们就得逃命”、“游行队伍太长了，只有一小部分参与者能看到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一个指自己目睹了战斗全过程的沙面官员告知南华早报，“实际进攻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黄埔军校学员进行的”、“后面是无辜的旁观者，他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并认为“黄埔军校学员和他们的俄罗斯主人的袭击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卑鄙的事情”、“整件事简直就是一场变相的军事游行”。
法国方面的报导则指，“当时多国领事、海军军官及部分平民当时在沙面码头（le Brund Shameen）观看游行”，而“由俄罗斯军官训练并指挥”（entraînés et commandés par des officiers russes）的黄埔军“在俄罗斯人发出的信号下，向沙面开火 ”（Ils ont ouvert le feu sur Shameen sur le signal donné par des Russes），并且“在俄罗斯军官的驱使下，中国学生军多次冲向桥梁，试图攻入沙面，但被击退，损失惨重”（Les cadets chinois poussés par les officiers russes s'élancèrent plusieurs fois à l'assaut des ponts. Ils furent repoussés avec de grosses pertes.）。
时任瑞典驻广州领事赫尔斯特伦（C.J.B.Hellstrom）在事后发表声明，指其当时在沙面目击了冲突情况。他表示“第一枪是由沙基街的中国人打出的，而沙面的还击稍有延迟”。他认为事件是“布尔什维克为了宣传目的而精心安排的”，在交火发生之前，游行队伍的尾部靠近时，“游行队伍两侧的煽动者”“让他们陷入了疯狂”。而军队前方亦有一群童子军，“人们挥舞着旗帜，大声抗议沙面”。
丹麦驻广州领事华莱士·汉森（Wallace Johan Gottschau Hansen）则在6月25日的报告中表示，他从沙面维多利亚酒店阳台亲眼目睹事件，称当日中国学生、工人等群众的游行非常和平，类似欧洲的政治示威。但当游行队伍中出现挥舞红旗及苏联旗帜的单位，随后跟随全副武装的军队（疑为黄埔军校学生）时，局势突变。汉森指其目击中国士兵在李氏公司巷口附近将枪支从肩上取下并开火，子弹射向沙面，迫使他躲入酒店避弹。英、法海军随即以机关枪还击。一名沙面女性居民则描述上述游行队伍后面示威较为激烈的团体用英语高喊“杀外国人”（Kill the foreigners）的口号。
事后英国公使馆公布了向中国外交部发送的两份关于沙面事件主题的照会的文本。其中7月15日的第二份文本，附有一份由美国阿什维尔号人员总结的四名外国目击证人签署的声明副本支持英方叙述，当中包括未参与交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名、两名美国银行家及一个澳洲公民、他们指自己亲眼目睹了黄埔军率先针对沙面的袭击。

**交火过程**
沙面内的英军、法军士兵听到枪声后，从沙面向沙基方向开机枪扫射。而黄埔校军也立即散开卧倒，分散沿河边占据地形，向沙面方面开火还击。而根据当事黄埔军人士的描述，“在枪林弹雨中，周恩来和彭湃同志在群众中来往指挥战斗”。黄埔军苏联顾问加伦记录，黄埔军“在遭机枪射击时镇定自若,为掩护人群,他们分散开来,并沿河边占据地形,向沙面开枪还击。人群一经逃散,黄埔军即行撤退”。
而据宋希濂的回忆，交火中“许多楼房的玻璃门窗等被我（军）打得粉碎,我们全力向据守在沙包内的敌人射击,借以压制它的火力”。宋忆述“广州的街道下面一层都是每隔五、六步就有一个石柱,我又命士兵逐步退到石柱后隐蔽并继续向敌射击”。也有军队在沿岸商铺的屋顶开火。由于英法方面的火力压制，部分人员以店铺为掩护，在交火后被迫从后门撤离，甚至从后墙凿开通道。也有事后的广州革命政府方面材料称，整个过程中游行队伍中的军人从未还击，“巡行军人…虽手执武器，热血奔踊于忍无可忍的时机下，终于没有还他一枪”。在冲突中，黄埔军的蒋先云双腿中弹，并指挥队伍撤到沙基马路北侧商店内和人行道之石柱后面。也有2、7连党军冲到东濠口桥边，对沙面方向的火力还击。部分中方部队因未得到开火的命令，继续以商店等地作为掩体躲避火力。
英方记录指除了游行队伍中的军人以外，沙基街沿线民宅内也包含“中国机枪手和狙击手”。在开始交火中，游行队伍毫无防备，四散躲避，由于人多拥挤，很多人躲避不及，更有人因此落水。约下午4时,冲突现场开始下雨。战斗大概持续到下午4:30。英方记录指沙面停止射击后，中国方向的狙击手仍坚持射击了一个多小时。而加伦亦记录“及至天黑,射击方停止”。

**军舰开砲争议**
根据中方事后记录，英、法、葡军舰均有向北岸开炮之举动，如指“白鹅潭之外国兵舰、更开砲向北岸遥”、“法兵甘为虎伥、开砲协助”、“致我群众当场受砲轰毙者百数十人”、“且有葡舰发砲之事、澳门华商、乃异常愤激”、“复有葡国兵舰。相继施放大砲”。
广州革命政府事后向葡萄牙驻广州领事柯达（Félix Horta）表达抗议。后英国及葡萄牙领事均澄清指葡萄牙砲艇Pátria (canhoneira)（Patria，又译“祖国”号）并未参与战斗（did not fire a single sho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sorrowful occurrence last day）。胡汉民其后复信葡萄牙领事，指“贵国兵舰与法舰、湾泊地点密迩、见有砲烟爆起、故疑贵国兵舰放砲。系报告者未经查实之故”。但此后仍有记录认为“葡领不承认开砲”是“抵赖之行为”，认为“蕞尔渺小之葡舰、亦竟然加入开砲、无非受英领诱迫”。
对于法国军舰的开砲指控，法国驻广州领事吕尔赓否认法国砲舰释放了实弹，指仅仅是“治安”号（Vigilante）砲艇放了三响空炮（l'un d'entre eux a tire trois coups a blanc et pas un seul obus），并指是“召回军官的警报信号”。而英方记录认为假如存在实弹的砲弹发射，将“在拥挤的广州城中产生”巨大影响，而事后广州方面的调查委员会尽管提供了大量现场死伤者的相片，却未能找到相应的砲弹证据。

**冲突后及救治状况**
交火后，中方救护队冒雨前往沙基施救，当中包括廖仲恺妻子何香凝。据记载，何见现场情况后“恸哭曰,同胞同胞, 为国而死,死有馀荣,生者誓当努力雪此奇耻”。据红十字队记录，其抵达沙基时，现场“行人绝迹，店铺全闭”，尸体“穿肠破脑者有之，断颅折骨者有之，血肉狼藉”。救护队发现十余人重伤，然“以伤情过重，旋救旋死”。其中，一海员“被弹伤额面部，左入右出，下牙床骨被弹炸去，血肉模糊”，不久死亡；一党军刘着录“两下腿重伤，骨拆肉烂，流血殊多”，仍言“为国而死，虽死无憾”，拒绝优先救治，终被施救后安置。而沙面方面的部分伤者，在事后也被送往香港山顶医院等地治疗。日本平民伤者则撤至军舰治疗。而丹麦驻广州领事汉森则指其从沙面维多利亚酒店阳台观察到事后中方警察收集尸体，脱下衣物并拍照，疑为宣传用途。

**伤亡人数**
沙基方面死者

**沙基方面伤亡情况**
部分沙基方面的死者尸体相片
在冲突现场，沙基方面的中方队伍当场死亡人数包括军队与平民共有五十多人。至10月3日为“六二三沙基烈士”举行国葬仪式时，死亡出殡人数为61人。死者中包括黄埔军师生31人（据蒋介石《对沙基惨案之主张》所记载，黄埔军校入伍生12人，党军军官4名、士兵8名死亡。而《广州大本营公报》中记载：“党军、学生死亡32人”，另有“27人说”等），包括东征军一团三营营长，共产党员曹石泉，二团二连排长义明道、陈纲，入伍生第七连排长文起代等。周恩来则仅以身免。time=2025-05-16。
由于不同单位部队在交火中接到不同的命令，其伤亡情况不一。如蒋先云所率的部队,死排长2人、兵士3人,伤8人。宋希濂所率连队仅有三、四人受伤,没有死者。根据《沙基痛史》中的死亡名单，黄埔军、党军死亡29人。中方平民伤亡包括13岁儿童1人、学生4人、教师1人、商民9人、工人6人，以及广州私立岭南大学之学运领袖曹耀亦受枪伤，其中有4位平民死者不足16岁。另有time=2025-05-16，轻伤者不计其数。
而包括军队与平民的死亡总数，存在不同说法。据1925年广东全省总工会报告，事件共造成52人死亡；《广州民国日报》则报导为47人。1950年代以后出版的多部中共党史资料与地方志多采用「死亡52人、伤117人」的数据。2020年，党史研究者郭心叶在《沙基惨案伤亡人数考辨》一文中，参考多家医院、红十字会及时任广东省医学检验所记录后，认为实际死亡人数为45人，其中38人身份已被确认，并指出「52人死亡」的说法可能包含重伤后续死亡者或统计重复的情况。

**达姆弹的使用争议**
部分沙基方面的死者尸体相片
据当时亲历者回忆，受伤与死亡的中国人伤口极大，难以救治，“有入口小而出口大者，有出入口深阔均数寸者，间有盈尺者”。根据黄埔军校医官郭医生的证词，其认为当时英、法军队使用了当时国际条例已经禁用的达姆弹或软鼻弹。而英方对此回应则指达姆弹早已停止生产，且软鼻弹不适用于机关枪。英方援引广州医院外科医生J.D. Thomson的证词，称“伤口多位于身体正面或侧面，部分伤口明显由弹跳或耗尽动能的子弹造成”，未发现达姆弹的明确证据。英方进一步分析，沙面与沙基间距离不足60码，子弹可能因螺旋运动或击中石墙产生碎屑，导致伤口较大，与达姆弹无关。

**沙面方面伤亡情况**
沙面方向有一名法国丝绸商人巴斯基危（J. Pasquier）在交火中被黄埔军的机枪子弹击中头部死亡，另外身中八枪以上。巴斯基危是里昂人，死时年龄在50至60岁之间，在广州居住约20年，商业范围包括广州及香港，据目击者指其当时正在围观沙基游行的行列。英法方面的记录指其是“当中国士兵开始射击时……几乎立刻就被一颗机枪子弹击中头部并向下射杀”，“因此子弹一定是从沙基街上略高于他所在楼层的其中一栋建筑发射的。
海关专员爱德华兹（A.H.F. Edwardes）、商人穆雷尔（V.G. Murrel），以及三名日本、两名法国平民受伤，如日本东方通信社的谷口源吾。日本伤者中，一名伤者腹部贯穿。
英国海军有一名士官长士官长查尔默斯（Chalmers）受伤，若干英法海军陆战队员亦有受伤。

**后续**
「沙基血迹 黄埔泪潮」，蒋中正题
真理报》对事件的报导
事件发生时，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身处军校，据其回忆其通过电话得知事件，后「变色出涕」,感慨「帝国主义者,不以华人为生命,屠杀之如犬豕，国耻至此,我何以生为」,并气愤地「切齿腐心,体发高热…乃强起赴省垣北校场，集合士兵讲话…约一小时,几晕倒…下午病卧于要塞部」。事后蒋也在日记中表示，华人遭「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有「闻之心肠为断」的哀叹，更“自是日记册上,公日书仇英标语,用以自针”，在日记中写下近百条标语,举如「英虏皆可杀」,「英夷可不灭乎」、「毋忘英番之仇恨」等语。胡汉民亦对民众演讲，指责英法制造“为有性动物所不忍为不忍言不忍睹之惨剧……夫我以最文明之手段待人,人反以最野蛮之手段待我,此固为巡行群众之所不及料,亦岂政府之所能逆睹耶……帝国主义自号则为文明先进之邦,而行为竟出野蛮生番之下,政府睹此阴贼险狠之谋,穷凶极恶之举,愤慨之徐,不胜惶惑…政府对于此次帝国主义者之凶残行为,务必依据最文明之方法,打破帝国主义者之阴谋”。
事发第二天，广东省省署召集各界开紧急会议，赴会团体包括广大、岭大学生联合会、香港学生联合会、总工会、总商会、高审厅、德领事、俄领事、美领事、省农会、女权运动大同盟、红十字会、律师公会、各大善堂、公医学校、报界公会、教育会、校长联合会、青年军人联合会等团体代表八十馀人。德国领事白仁德在演说中，表达了“对不幸之事”的“同等哀痛之意”，指德国立场“不特无帮助行凶，且严守中立。对昨日之事，系表同情之哀悼”，并希望事件“有完满解决”。德国领事亦强调，中德关系在一战之后已经修改，“德国已无领事裁判权。居留中国之德人，完全受中国法律裁判。我德人在芳村、东山等处居住者，咸得中国人同情之看待”。会议中也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 尽快“将死伤人数情形一切调查出来……因过迟则证据因偶然或故意瞬即消灭”，使“将来政府根据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出交涉”。
6月29日，广州各团体提出对英实施经济绝交。同日，香港25万工人开始全面总罢工，并有13万人撤回广州，使得省港大罢工的势头更热烈，“香港、沙面之罢工情况、因惨案而益烈、许多罢工同胞、聚集广州、而广州之食粮又足维持四月以上 ，这一点是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起恐慌”。《沙基死难诸烈士国葬筹备委员会文件》7月9日，广州各界群众在广东大学礼堂公祭死亡人士。7月11日，广州市民公祭死亡的人士。次年，在沙基修成马路，命名为六月二三马路，后改名为六二三路。8月4日，黄埔军校师生举行大会，追悼死亡的校军。10月3日，广州革命政府为死亡人士举行了国葬，数万人参加，黄埔校军和警察沿途进行警戒和维持治安。在西北的国民军领导冯玉祥在得知事件之后，亦向全世界基督教徒通电“抗议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并在张家口召开“反帝示威民众大会”声援广州革命政府，令“全军臂缠黑纱,各部队下半旗致哀”。
英国的对华政策主要目在保护与华通商和香港的利益。在1925年，中国各地反英情绪达到最高潮，英国认为其起端，如上海五卅事件，广州六二三事件，都为苏俄阴谋在后煽动而发生的。英国自此不愿支援中国“温和派”，而增加中国“激进派”对英的恶感。
为避免进一步发生冲突，胡汉民事后亦发出通告，要求“各军兵士，无特别命令，不得在长堤一带往来游行，以免发生误会”……“不可稍有越轨之举，转致贻人口实”。广州市公安局也发表多条命令，指“各区署长分署长应督率长警认真劝导市民,切不可暴躁,静候政府与沙面领事严重交涉”、“对于该区段内外国居留人民生命财产, 须加意保护”，“保护我市民往来,并切实劝导路人不可在沙基一带停留,或接近沙面,以免误会而致危险”，并下令“各区分署须派员前往段内各中西医院红十字会调查本日被沙面军警开枪惨杀死伤之人”的个人信息，请医生为死者及伤者拍照立证明。
事后时任苏俄驻广州代理领事赫尔曼致函伍朝枢表示哀唁：“对于贵革命政府及人民，尤其是对于和平徒手的巡行中惨受杀戮危害的华众，表示深厚的同情……希望上海、汉口及新近广州所发之惨剧，促使贵国全体人民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取得最后的胜利”。国民政府（广州革命政府于7月1日改组）中的苏联顾问部分人当时认为，广州政府的军力能“以排山倒海之势将沙面活活吞没”，因此提议攻占沙面，因为“广州公开向帝国主义宣战,有助于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浪潮更加高涨,并可导致全国各地普遍与外国人公开进行斗争……即使冒广州沦陷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次同帝国主义较量的结果,必将促使中国进一步革命化,所以丢了广州也值得”，并且英国“若进攻广州…须调动兵力… 其间有一至两个月的时间”。而多数人不赞成这一主张，因为“会造成孤军作战的局面”“无助于其他省份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广州将白白沦陷"，但“如果沙基惨案能引起全国的反响,能导致民族运动的高潮, 则多数人并不反对对英宣战”。
冲突发生后，除拥有香港分公司的公司及银行相关人员留港外，沙面日本人的家属妇孺陆续返回日本。英国轮船「河南号」（Honam）等客轮亦搭载先后上千名包括逃避紧张局势的英国、美国、葡萄牙及印度等国家的男性、妇女与儿童难民，前往香港。

**东山德国商人公开信的争议**
6月24日，广州革命政府的英文机关报《广州英文日报》（Canton Gazette）刊登了一封署名「驻东山德国商民」的公开信，表达对沙基事件中中国受害者的同情。作者在信函中谴责沙面英法军队的「空前武力对待巡行群众」，称游行者为「爱国的、和平的」，并表示“彼辈对此莫不深表同情，与其中国朋友同感悲愤”。信中提及作者亲自拜会德国领事，请其向中国政府及各团体表明德国的谴责。而当时青年政治宣传会高尔柏 、高尔松编辑的《沙面惨杀录》中亦评论，“欧战以后，德国亦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从反帝国主义的立足点而言，他们确与我国站在共同的战线上。因而，德国领事在官民会议席上已表示同情的哀悼”。
这封信件在香港及广东的德国侨民中引发了争议，当时甚至被部分人怀疑是「伪造」，或认为作者“要么仅收到中国方面的报告，要么试图讨好中国人…这场运动是由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煽动的反外运动”。同时有德国侨民认为对待中国人的说法信息应该谨慎以对（cum grano salis），并质疑“示威者难道没有其他道路可走，非要绕行沙面半圈”、“示威者在游行中携带武器与弹药有何目的”，认为游行队伍后方的武装有意挑衅沙面居民，亦指称其有“许多中国友人与我皆感遗憾”，因“沙面的机关枪未能在那些所谓「士兵」——实为前匪徒——中进行更彻底的清理”。香港德国总领事亦对信函真伪表示怀疑，并立即联系广州德国领事调查作者身份。德国香港领事强调，香港及从广州东山撤至香港的德国侨民“对此信感到遗憾甚至愤怒，否认参与撰写”，并怀疑“信函带有「莫斯科印记」（Moscow trade mark）”。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面英租界曾拘禁及驱赶德国侨民，战后的广州德国侨民大都居住在广州芳村、东山等地，并且事发期间因为紧张局势，被要求留在家中，因此德国侨民事发时大多并非枪击事件目击者。
7月3日，香港士蔑西报刊登后续报导，指经广州德国领事调查，确认信函由东山一名德国人单独撰写，未咨询任何其他德国商民。该德国人受中国友人催促，表达对沙基惨案的同情，最初以个人名义签署「老德国中国通」（Old German China Hand）。后应中国友人要求，匆忙改为「德国商民」（German Merchants），但未附名片或征求其他侨民同意。但《广州英文日报》刊登时擅自添加「附上名片」（Enclosing our cards）字样，进一步误导读者。香港德国总领事随后表示，此信不代表东山德国商民的集体立场，仅为个人行为，并希望此事不再引发争议。

**冲突责任争议与相关外交纠纷**
广州革命政府在事后立刻以广东省长胡汉民的名义向英国和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提出三次抗议，并在第一次照会中指“此次巡行纯系因沪案迫于义愤作最文明之表示，乃英、法、葡兵警军舰竟为此蔑绝人道之蛮横举动。且此种残杀、亦系事前之蓄意阴谋……闻悉之余、至深骇异、亟应先行提出最严重之抗议、并声明此次事件应由英、法、葡兵警军舰、及有关系之文武长官、负完全责任”。26日又再次提交第二次抗议，提出各国派大员向广东革命政府谢罪、惩办相关军事长官、各国军舰撤离、沙面租界交由广东革命政府接管、赔偿死伤人员以抚恤金等五项要求。7月14日，提交第三次抗议，重申此前五项要求，并强调沙面当局对惨案负全责，若英法拒绝讨论，将延长南方不安局势，对英法人民不利。但因英法方认定事件责任在广州政府，均遭到其拒绝。
胡汉民也致电沙面除英法葡以外的11国（包括日本、美国、挪威、丹麦、瑞典、意大利等）领事，通报事件，指责沙面方面较上海、汉口事件中“尤为暴戾”，因“巡行群众所经行地、与沙面尙隔一水、且闸门紧闭、绝无拦入之虞”。胡汉民以表示广州政府会继续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目标，“现由国民党组织调查委员会、对于此次事件、为严密之调查。并已决定对于此次事件、不依恃武力及其他狭隘的复仇手段”。调查委员会中包括19人，分别代表司法界、学界、学生联合会、商界、军界、广大学生会、公医院、报界、总工会、省教育会、党校长联合会、青年会、慈善界、女权运动大同盟、市商会、警界、红十字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及香港学生联合会。
胡汉民亦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处理事件相关外交事务时应该对各国区别对待，认为：“俄国对于中国已自动的取消不平等条约，且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热诚相助，我们应该与之亲善”、“德、奥两国自欧战后，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我们应该以平等相待”、“美、葡、荷等国虽然没有取消不平等条约，但于此次沙面惨杀事件并无直接参加，我们应该分别清楚，对于美、葡、荷等国，间然要从事于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运动，但不可以沙面惨杀事件之责任加于彼等”、“英、法为此次沙面事件之行凶者，英、日为上海、汉口等处惨杀事件之原动者，我们对之引为深恨，除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根本解决方法外，并应课以此次事件之责任，但切不可出于狭隘的复仇手段”。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慰问事件中的逃难者及伤者时表示：“帝国主义者之出此惨杀手段,并非有所逼迫,亦非有所误会,且非出于一时之冲动。 乃处心积虑构成此等谋杀行为。观其先事之布置、临时之指挥, 无非欲以中国人民之生命,为帝国主义者示威之具”。后来的黄埔军名将，共产党与国民党党员蒋先云在事件之后，写下《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报告》并在《中国军人》上公开发表，指：“我是23日沙基惨案最后离开帝国主义者虎口的一个,同时也是被机关枪射击幸而不死的一个。惨案的经过,身受目睹。今陈述其经过的实在情形,以证明帝国主义的阴谋”。
由于事件中有法国公民死亡，并且法方认定冲突责任在于广州革命政府，因此法方首先向北京（西方国家多数未成为广州政府）与广州当局提出抗议，法国驻北京公使玛德（Damien de Martel）亦就法国商人巴斯基危被杀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驻广州领事吕尔赓（Jules Leurquin）认为，租界方面“本未干预民众游行”，但游行队伍“在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向法租界开火（sans auoune provocation de notre part, ouvert le feu sur la Concession francaise），击毙一良善法商”、“租界内多处房屋遭到严重损坏”（des dommages tres importants ont ete in-fliges a diverses maisons）。“我们的士兵在遭受大量子弹射击后才短暂地进行了还击”（C'est seulement apres avoir recu de nombreuses balles que nos soldats ont repondu au feu, pendant temps tres court）。吕尔赓认为广州革命政府应该赔偿租界的伤亡损失，并质疑政府是否“赞成此次部队的侵略行为”（si votre Gouvernement approuve or desapprouve cette agression des troupes）、未能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26日，吕尔庚再次致函胡汉民，指“伍朝枢先生致北京公使团领袖电文,述六月廿三日射击事,全非事实……彼未言巡游队中有数千军队或军官学生及中国方面先行放枪,且法商巴斯基危之死,亦未声叙”。吕尔庚认为事后“外交部长以长官地位所说者,全与事实相反”，并致以伍朝枢与广东政府“之信用，对于列国如何。而交涉员傅秉常则回复指法方“函内措辞毁谤,极端无礼,尤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并筹相当之对待”。广州革命政府认为冲突责任在于沙面方面，认为法方“自己做错了事…反诬我徒手之群众为先行开火”。美国领事精琦士则认为“尽管很大一部分伤亡显然是被法方机枪造成的（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casualties were evidently inflicted by French machine guns），但人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反法情绪。英国人则被指责挑起了枪击事件”。
由于英方有人员受伤，而英方同样认定冲突责任在于广州革命政府，英国总领事杰弥逊照会当局抗议，指其“兹据目中所观，可以誓言，此次确因华人方面先行开火”（from the evidence of my own eyes, make a statement on oath that the firing was first started by the Chinese），而“枪弹向我方施放，密如雨下，本总领事等仅能幸免”（only escaped with our lives out of the hail of bullets which was directed at us）。杰弥逊认为“所谓准备在先者，是在中方军队或学生军，盖学生之决意籍端生事，以博殉国之名，事前人多知之，亦被我此前照会伍朝枢先生”（The premeditation was on the part of Chinese troops or military students, who, as was well-known beforehand, and as was pointed out by me to Mr. C. C. Wu, had determined to create an incident with a view to posing as martyrs afterwards），并举出例子指事前香港法国实业银行买办就曾警告法行经理，23日会发生攻击或劫掠事件。孖剌西报评论认为，黄埔军的“计划肯定是事先精心准备的，不存在以任何偶然方式开火的问题”，因此广州革命政府“他们要幺是故意试图隐瞒自己的意图”，“要幺完全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士兵的计划”。
杰弥逊亦在另一篇文件中指“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被利用来进行针对英国的无节制的诽谤和恶意媒体宣传，其发起者没有耐心或不关心了解事实，就利用这些悲惨事件作为‘肆无忌惮的宣传’（unscrupulous propaganda）的基础”，并认为“沙面岛上的外国人不是侵略方（were not the aggressors），有关外国当局的行动仅限于保卫岛上人民生命所需的范围内（for the defence of the lives of those on the island）”。7月11日，英国领事再次致函交涉员傅秉常，对前一日下葬的沙面死者表达致哀，“不幸遭难人等…对于其父母亲属及倚赖者惋惜之情”。而傅秉常则指“本交涉员甚为纫感……但遭难各家属,皆根据调查报告,知此案系由沙面首先放枪,故未便代转尊意”，又指中方委员会已经确定开枪责任，并且“有美总领事、德国领事、俄国领事参加会内”。而此后英法领事均指“此会仅加入美国总领事及德国代理总领事二人之名，以 图勉强撑持其调查之真实。实则美、德两领,亦曾告知本总领 事,谓彼等之于调查进行事项,并未为任何的正式参加也”。
因事前英领事杰弥逊已经致函伍朝枢警告，士蔑西报认为“整个事件是对沙面的一次有决心、有预谋的攻击，并且以惊人的方式实现了英国领事前一天给伍朝枢博士的信函中所预示的可能性”。而丹麦驻广州领事华莱士·汉森在其报告中认为事件是“事先安排好的”、“大量全副武装的军队却参加了一场原本和平的示威游行，这一事实不容置疑，组织者的意图是不可原谅的”，因此认为广州革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
广州革命政府事后组织了“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综合十三项报告等材料，包括目击者证词等发表。调查报告认为，如果如英法方面所说，枪击是从中方开始的，那幺无武装的学生与其他游行群众本可以逃脱；如果沙面的袭击不是突然发生的话，伤员就会逃脱，或者至少伤口会在背部，而不是侧边。英方则根据委员会的官方报告统计的伤亡数字，认为枪击事件共造成 110 人伤亡，其中 55.4％ 为士兵，因此指“沙面的火力集中攻击位于英法桥梁之间的武装士兵，而不是手无寸铁的人群…显示许多平民确实成功毫发无伤地撤退…大部分平民伤亡是由于流弹和跳弹造成的”。另外，谭延闿、胡汉民、许崇智、伍朝枢等政府要人也对北方及各省军民政长官发出通电，指“且果使军官学生先自放枪,然后沙面外国军队始还枪相击,则死伤者限于双方,何以先行之岭南学生及各大中小学男女学生,皆有死伤?现在各学生及商工界皆一致证明先被沙面外国军队隔水狙击,陷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军官学生始追随而至。英法领事所说,其为诬捏,已不容再辩。此次广州惨杀事件,实由沙面当事者处心积虑”。
英方认为委员会报告的证词部分来自现场的学生，根据其陈述，“他们当时已经走过了西桥（英国桥）”，因此远远领先士兵，所以“当士兵开始进攻时……只有学生区的末端才有可能看到一些不完整发生的事情”。英方亦认为委员会报告的大部分证词都表明其经过西桥后，「突然开始枪击」或「听到枪声」，而一部分人士认为“确信枪声是从沙面传来的”的印象是“在紧张兴奋的时期形成的”，并且“自然地带有当天的一些色彩”。英方续称“对伤亡惨重，尤其是学生遇害深感遗憾”，但也认为“当时进攻租界的是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其人数远超欧洲守军…学生们当时距离士兵很近，很可能受到了间接火力的攻击”。
中方的报告结论认为，巡行队伍秩序井然，武装巡行队以密集队形行进，无散开或挑衅行为。“岭南学生与武装巡行队之距离，尚有数十余丈，中间有女学生及小学生队，岭南学生行至西桥时，即被枪伤，且受祸至惨。以距离及时间计，武装巡行队尚未至西桥，其为沙面首先放枪无疑”。沙基沿岸有军警维持秩序，还有大量市民观看，若黄埔军方面先开枪，学生、军警和市民都将首先成为牺牲品，“虽至愚必不出此”，因此委员会认定沙基方面先开火的说法不合理。广州市立职业校长报告认为，“我巡行队军官学生之前乃为女子童子军等。如我有意开衅,何至以女子小童作前驱”，“我武装巡行队均密集部队,并 无备战之意”，“当时市民参观者不下数万人,异常挤拥,我决 不至以同胞为牺牲首先开枪”，“当日沿堤均有军警站立,手持 劝市民严守秩序之小旗”，“在军官学生之前之女生,政府中人 之子弟不少,而廖仲恺之女公子且受伤”。而事后港英政府发表的材料则指，事发几个月后，广州一名名叫伊凡霍夫 (Ivanhoff) 的士兵对其同伴承认其与其一名战友受到了鲍罗廷的贿赂，以打出最早的几枪。
日领清水亨、美领精琦士均曾尝试担任调停工作。7月2日，日本领事清水亨致函胡汉民，“对于此种事件之发生,深表哀痛之忧,且热望当地现下之非常状态,立即恢复原状也”，又转述英国方面认为中方“如不能终止对于沙面之罢工及其他之类似事项。则沙面之防备,实难撤退”。而傅秉常则回应，认为日本仅传递英方信息而未抗议英方，有失“武士道之风”、呼吁日本“秉持正义”支持中方的反帝诉求，而不仅仅是“低首下心为西方屠伯作传话之工具”。随后杰弥逊在阅读报章得知中日交涉内涵后，又尝试澄清日本未受英方委托，并指责中方对日方措辞过激，同时质疑此前傅秉常在函内“未经认可而用美、德两国领事名字”，指责中方为“图以尘沙撒数外界眼目之粗鄙手段”。
在交涉过程中，英法与广州革命政府双方就「谁首先开枪」的问题始终各执一词，继续对峙。但中国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让武装军队参与示威游行是不妥的”，中国方面同时提出质疑：“英法是否确有必要以机关枪还击？以及法方是否仅以中国军队为射击目标，抑或故意将未武装的游行者及围观者也作为射击目标？”日方则认为“对这两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检讨并非毫无意义”，希望“以某种方式设立联合审查委员会，审查开枪问题及事件前后的事实”，“即使无法最终解决「首先开枪」的问题，或许也能为事件解决迈进一步”。

**评价**
黄埔军校编印《沙基屠杀中党立军校死难者》
7月1日，在黄埔第三期学生开学典礼上，蒋介石作为校长在讲话中指出：“沙面惨案与凄惨之中，觉有一种光明印象，生者固悲愤，而死者则得其所也”。黄埔军校还编印了《沙基屠杀中党立军校死难者》一书，周恩来为其写了悼念文章，并为事件中死亡的校军写下“喋血沙基为帝国主义死敌，转战潮广为国民革命先锋”的挽词。邓中夏则认为事件是“上海、汉口、青岛等处大屠杀”“重演于广州”。但英法“这样一来，却更激起中国民众反抗的决心，于是各界人民更表示热烈援助省港罢工”。毛泽东评论“五卅惨案，沙基屠杀”，“是帝国主义者““白色的恐怖”的实证”。
1926年6月，逢事件一周年，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生发表演讲说：“去年今日,有一百多个同胞为帝国主义所惨杀,于是省港工人坚持罢工,使得香港的经济状况到现在尚未恢复。所以我们对于六二三的纪念日子,是永不可忘的日子。此后我们的工作,要注意数点,使省港罢工得最后胜利,使香港英夷屈服于我们,取消帝国主义来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收回香港,打倒英国帝国主义!”

**纪念**
“毋忘此日”纪念碑
事件发生当晚，广州西医周贯明即致书建议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事件建议设立纪念碑。1926年1月，广州市政府将沙基马路改名为六二三路，并在沙面东桥头六二三路上竖立“毋忘此日”纪念碑，同年6月23日，举行路名和纪念碑落成典礼。1949年中共建政后，1950年因东桥扩建，将原碑拆毁，迁移东桥脚，改建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立于桥头，改名为“沙基惨案烈士纪念碑”。现时的纪念碑为2001年10月18日重新修建而成。。
为纪念包括事件中死亡的岭南大学教员区励周、学生许耀章，岭南大学惺社于1928年筹资捐建一座八角钟亭——惺亭。
另外，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党委、团委等机构也常在事件周年时，组织“沙基惨案周年纪念”相关活动。

**参考文献**
access-date=2025-05-17
钱义璋编辑《沙基痛史》

**外部链接**
 Shaji Massacre

**参见**
 1925年中国：省港大罢工、五卅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