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至4000年期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出现于约发展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共发现500多处遗址，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为中心区。良渚文化最主要特征是玉器的使用和随葬，包括大件的玉琮、玉璧、玉钺。玉琮是工艺最精、最具权威性的玉器，往往刻有精致的兽面纹，是神灵的图象，玉钺则是军权、王权的象征。良渚文化的政治体为酋邦，亦有学者认为已出现国家雏形，能动员大量劳动力，各酋邦间结成联盟，神权色彩浓厚，建造大型祭祀场所、城墙及防洪土墙，社会成员地位分化，形成贵族和普通平民阶层。
良渚先民善用石犁耕作，稻米开始成为主要粮食来源，并有原始文字。良渚文化被视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摇篮，良渚玉器标示文明时代已经到来，与北方龙山文化交流密切。良渚文化结束于酋邦或国家解体，农业衰落，玉器失传，继后的马桥文化倒退回自给自足、狩猎与采摘的经济状态，回复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

**年代与地理**
良渚文化发展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末至后期150，其年代学者意见不一，邵望平认为良渚文化存在于距今5300年至4000年或稍早，历时1200多年131，许倬云认为存在于距今5300至4700年，延绵600年左右314，林巳奈夫认为繁盛于距今6000至5000年53。良渚文化中心分布区为环太湖地区，即长江三角洲江南部份，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区，南临杭州湾及钱塘江北岸，影响及于宁绍平原，东濒于海，向西止于镇江茅山和天目山山地，向北越过长江，极盛时抵达江苏淮北291131。遗址位置多在余杭良渚一带、上海福泉山一带、苏州东部地区及无锡南部292。良渚附近的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处有大型人工土筑高台，遗址分布密集，这地区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而莫角山遗址群是其核心320-321。在良渚文化中期，太湖南岸的良渚遗址群处于最具优势的地位，而到了后期，权力重心移到了太湖北岸常州地区的寺墩遗址一带157。良渚文化区整面积约36500平方公里，平原面积约占整面积六份五，零星分布高数十米至百余米的孤丘，平均河道密度达每平方公里3至4公里。平坦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区域内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沼泽环境和肥沃的土壤，提供丰富的野生食物资源；灌溉便利，有利于农业和水稻种植，成为良渚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290-291。

**发现**
良渚文化的遗物在1930年代发现，特征是一种磨光黑陶，曾被称为「龙山文化的杭州湾区」131、“浙江龙山文化”等。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在余杭良渚镇附近棋盘坟，发现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同年开始在良渚镇附近发掘，发现更多的黑陶和石器。施昕更认为这些文物与龙山文化属相同文化系统195。1959年学者提出了良渚文化区的命名，但直至1970年代中期，考古学界对良渚文化所知仍不多。1970年代江苏武进寺墩等出土大量玉器，掘出完整的良渚文化大墓，随葬品多达124件，以玉器为主，其中有33件玉琮、24件玉璧，这些收获，使学者对良渚文化社会的认识发生巨变。其后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昆山赵陵山、上海福泉山、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等地连续发掘殉玉大墓，特别是1993年公布余杭莫角山大型基址的发现，使学者确认良渚文化的特征132。

**遗物**

**玉器**
良渚遗址反山12号墓出土玉琮
豆
良渚文化玉璧
良渚文化出现了以琮、璧和钺为主体的大件玉质礼器。琮是良渚玉器中体积最大，工艺最精，最富特色，最具权威性的玉器，是敬天的礼器，通神的法器或贵族首领身份的象征。反山12号墓出土一件玉琮，重达3500克，刻有精致的兽面纹，被视为「琮王」132。玉琮是呈方筒形，内侧为圆柱形的中空玉器，用于祭祀，中空部份，被认为是连通天神与地神的通道。玉琮表面雕刻精细153，制作精美，刻有各种各样兽面纹，很多大型玉琮四面都刻有兽面，高身玉器上的兽面可以分好几层53。兽面有猫头鹰卵形的眼睛，内外眼角下垂；头上覆盖着舒展开的羽冠，头呈倒梯形，底部较窄57、95。小部份兽面纹则是人面与兽面组合而成的，表现出「人兽合一」90。兽面纹周围装饰有「の」字形涡纹，表示神像充满「气」11-12。
玉璧呈圆盘形，中有圆孔，形状精致，亦用于祭祀及驱邪153，也是财富的象征132。玉钺按武器石钺而制成，显示军事权力153。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钺，制作精良，被视为「钺王」，有70-80厘米长镶嵌玉粒的木柄，木柄头尾两端安有玉件，玉钺横嵌入柄中，是军权、王权的象征。除兽面纹外，有的玉器刻有鸟纹，或庄重而复杂类似族徽的图案132-133。有一种锥形的玉器，是用作插头的笄，方形尖顶，长约20厘米，另一端厚度减小，上面有钉孔，好像用榫头连接着笄的底部63。良渚文化玉材出自江苏溧阳天目山余脉小梅岭的透闪石矿336。玉器不是统一生产的，在良渚遗址群的塘山背遗址及江苏句容丁沙地等遗址，都发现玉器加工作坊158。余杭塘山遗址有玉器作坊，出土了400多件石质制玉工具，包括砺石、切磋石和雕刻用石；玉质残料100多件，大部份留有制作加工的痕迹，此外发现了三处石块砌筑的作坊遗址293。

**玉器以外**
石器方面，良渚文化出现扁平的长方形穿孔石斧和有段石锛，都是伐木、析材、构建木架的工具，合乎高脚木屋和木架平台之用330。耕具方面有石犂、耘田器和石镰等，翻土工具石犂不但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器型颇大129。礼器亦有石制，福泉山遗址用玉数量较少，大件琮、璧也有石质的320。良渚文化陶器以灰黑陶为主，辅以夹砂红陶，陶器盛行圈足和平底，陶壶多用贯耳564，制作陶器使用了快轮技术，福泉山等大墓随葬的陶鼎、陶壶遍施精美的刺纹，并有彩绘的陶器。但陶器的社会地位不能与玉器相提并论135-136。反山、瑶山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漆器，其中有嵌玉的漆器。良渚文化的另一成果是丝帛的问世，在钱山漾发现了装在竹篚中的丝带和丝帛134-135。

**遗址**

**聚落**
良渚古城出土的范围
良渚文化共发现500多处遗址，呈聚落群分布，形成几个大的聚落中心，每个聚落群有遗址数十甚至百多处，规模庞大，密度较高。聚落群之间形成等级上的差异292，从墓葬、祭坛、纪念性建筑的规模来看，良渚遗址群无疑处于第一等级，而其余遗址群处于第二或第三等级294。聚落群内也有明显等级差异。遗址间的规模进一步分化，有像昆山绰墎这样数十万平方米的，也有余杭上口山和杜山那样仅数百平方米的292。遗址群以某一个大型遗址为中心，次一级的遗址围绕中心遗址分布，离中心遗址愈远，遗址的等级越低294。
良渚遗址群大致由三个聚落群组成，聚落大小规模可分三级。其中一级聚落1处，为莫角山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二级聚落9处，面积3至9万平方米；三级聚落30处以上，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下，其中三份一不足5千平方米294。聚落形态既有像庙前一样的小型居址，也有像莫角山、卢村之类的大型宫殿型建筑。莫角山遗址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8米，遗址中部偏北有三个土丘，夯筑面积不少于3万平方米，西北方者为小莫角山，有成排的柱洞，和大量红烧土块，整个良渚遗址群以其为中心，围绕它而分布，可说是政治权力中心293。莫角山、反山和周围的一些小遗址，被夯土城墙所环绕，总面积290万平方米。城墙北面一条长墙与天目山平行，长5公里，宽20-50米，部份用夯土建筑，部份用砂子和卵石堆筑，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该墙用作防洪249。
各个遗址间有明显的功能区分，出现专门的墓地、居住区和作坊区292。江苏吴江梅堰龙南发现的良渚文化早期村落遗址，在两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12座房屋及18座墓葬，有河水流经村落，屋址散列西岸，河岸则有护墙。良渚文化有不少古井，井壁有芦苇竹木等物加固330，这是因为太湖池塘仍多盐，只有汲取井水始得淡水。良渚笋山庙前的遗址出土木构井字排列的窖藏，而良渚茅庵里的遗址，则有打入淤泥的两排木桩，用苇编夹住，中间以泥土填实，这都是善用木结构的例证。堆土填高和木结构，是为了应付低湿地形、避免水患的对策331。
在住屋方面，良渚文化许多遗址都发现「干栏式房屋」，推测该类房屋曾在此文化流行。

**墓葬**
经过复原的良渚反山墓地
良渚墓地已不见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那种大量墓葬密集分布，墓地较为小型，墓葬之间往往两两相对而有关。大、中型墓地的营造，普遍采用土墩埋葬，土墩规模远远超过崧泽文化，大型土墩可达几万立方米，如福泉山土墎达5万立方米292-293。土墎并非为个人而建，而是群体墓。土墎墓是由圆丘状的单个坟墓集中建于一处，最终形成巨大的土墎152。大型墓地并出现专门的祭祀场所和祭坛。祭坛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需要动用大量劳力建造293。在良渚文化中期，出现另一种土墎墓，是由祭坛的土丘转作墓葬的，土墎内，有用于祭火的烧土台，四周有壕沟。浙江杭州余杭区反山遗址、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均属此例152-153。瑶山墓地原是一处20米见方，2米高的祭坛，祭坛废弃后成为了贵族墓地，从坛面上清理出12座殉玉墓138。有些土墎墓墓葬呈列状，如瑶山土墎有南北两列，两者随葬品显著不同。南列的随葬品有玉琮、玉钺和三叉形冠饰，北列则有玉璜、纺车。两列的差异，应是男女性的差异154。
约公元前3000年出现了一种贵族专用的高台墓地，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上海福泉山墓地就是高台平顶墓地，其上已发现良渚文化晚期大墓27座，各有墓圹，有彩绘葬具，陪葬品丰富，多在百件左右。安葬时可能举行过火烧仪式。小部份墓地发现人殉。又如余杭反山贵族墓地，亦为一人工堆筑修整过的高台墓地，东西约100米，南北约30米，各墓均有墓圹，有的有独木棺和外椁，随葬品以玉器为主，总计有千件。这类高台墓地上没有就地掩埋的小墓，反映这种高台墓地为社会上层贵族所专有138。陪葬品有明显分化，玉器的使用成为墓葬等级高低的重要标志。大型墓葬大量使用玉器和石器，陶器则较少，主要有玉钺、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往往多达数十至数百件，制作精美，有繁缛和精细的图案293。反山土墎墓的20号墓有大量玉器随葬品，总计达547件，该墓应为最高首领的墓葬156。中型墓葬也有玉器、石器和若干陶器，种类与大型墓葬相似。小型墓葬主要以陶器陪葬，有少量石器和小件玉器，日常器物较多293。

**政治**
莫角山台地
良渚文化的政治体是酋邦，也有学者认为是国家雏形319，聚落大小规模可分三级，这种聚落形态体现了酋邦社会结构的格局。聚落中心都营建有规格不等的土墎。具有祭祀或殡葬功能。莫角山规格最高的宗教祭坛，附近的反山和瑶山两座殡葬祭坛，是酋邦所能动用劳力的最好标志294-295，其具有可观的组织和管理能力，足以动员大量劳动力，建造高台和墓葬。以莫角山平台的工程而言，广30万平方米的平台，估计须用50万立方米的土方，至少要动员60万人日工。若以100日完成计，即须动员6000人连续工作，加上组织和给养人员，共须使用约一万人。具有如此组织能力的良渚文化，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体系322-323。地域首领通过向下层区域首领分配玉器，形成同盟关系。玉琮作为政治威信物，在区域首领间缔结同盟时，被切割分配给各方，故玉琮上曾有被切割的痕迹。良渚遗址群至少在良渚文化中期，曾居盟主地位158-159。许倬云认为，良渚文化的复杂社会体系，是因应集体合作治水的需求而产生，不是出诸武力的征服。良渚文化的人群，因为要治水平土，须有超越单一村落小区的合作，从而组织为相当复杂的体系332-333。
一些考古学家则认为良渚文化已出现早期国家。严文明指出，莫角山遗址可能是一国之首都，而反山和瑶山的贵族墓地则可能是王陵252。邵望平指出，莫角山遗址是一处经由人工修筑的台形基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以上，高出周围地面数米，其上发现超过14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及柱洞，说明这一大型台址上有过夯筑台基、土坯砌墙、木构框架的建筑，其中有的面积极大，绝非一般民居，而是宗庙、宫室或宗教中心建筑。整个莫角山台址，就是一座城，周围34平方公里范围内，密集出现各类大小遗址至少50余处。墓地遗址连同大小不等的聚落遗址，构成一个依托于莫角山台址、有内在联系的特大遗址群，在更远的四野还有稀疏聚落，展示出一个方圆数十里早期国家的轮廓。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的大型遗址群，不只一个，如浙江嘉兴雀幕桥遗址群、上海福泉山遗址群、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群，虽大小不一，文明却有一致性，应是一些文化传统一致，政治上有联系，星罗棋布的早期国家。这些分散的邦国中已崛起像莫角山那样「盟主」式的大国，成为独霸一方的「方国」139。余杭反山第12号墓除出土「琮王」、「钺王」，还有不少石钺，有学者推测这些石钺是死者生前亲兵武士的奉献，成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份武士阶层已经形成138。

**社会**
良渚社会成员地位分化，形成以酋长为中心的贵族阶层和普通平民阶层。社会成员财富分化加剧，奢侈品生产为贵族阶层所控制295-296、293。玉质礼器并非一般社会成员所能拥有，其中的精品只能属于政治、军事、宗教首领或最高层贵族134。根据对玉器的分析，酋长权力已形成。琮、璧和钺开始超越个人饰件的范畴，成为宗教与世俗权力象征。主要为男性拥有，男性地位居女性之上，而璜则是女性象征295-296，反映领导权掌握在父系手中155。真假玉的使用也可能反映了等级。良渚酋邦中心的反山和瑶山大墓出土的玉器都是真玉，福泉山真玉居多而杂有假玉，荷叶地用玉基本上真假掺半296。玉器制作繁复困难，从玉料的开采、解玉、设计、琢玉造型与饰纹，涉及一系列高难度工艺，特别是那极为繁缛的兽面纹，有的在一毫米的间隔中需通过三道阴线，这种玉器绝非出自家庭副业，必定由脱离农业劳动生产的专职，甚至是世袭的工匠来生产。必需在强权控制和组织下才能进行133-134。
良渚墓葬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区分，社会已有分层的结构，由包括葬制在内的社会制度加以确立和维护139。墓葬安置不再是家族墓葬，并非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而是根据等级地位划分不同区域分别埋葬。贵族成员的墓葬，大多位于土墎祭坛上，贵族和平民陪葬品也有不同295。反山、瑶山的墓主是上层贵族，海宁县荷叶地发现的16座墓葬则属次一等的贵族，其陪葬的玉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较反山、瑶山的逊色。平民的墓群则散见于聚落周围，找不到墓圹139。良渚文化发现的武器非常少，随葬的玉钺和石钺使用痕迹不明显，应只是象征权力的器物，而非实际使用的武器。墓葬中也没有战争暴力死亡的迹象。但由于当时的武器可能因是木制而没有考古发现，难以断定良渚文化是比较和平的社会296。

**经济**
良渚文化因社会复杂化，加强发展稻作农业，稻米开始取代野生资源，成为主要粮食来源。稻作生产成为社会经济支柱128、131，发展集约式稻作农业150。在良渚早期，稻米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人们更善于选种、驯化和栽培稻米129。农具种类和数量大幅增加，有石犁、耘田器、石镰等294，石镰是切割稻谷根部的工具150。新农具包括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犁耕代替了耜耕，增加了耕作效率330，并能耕耘大面积的土地129。考古发现一种名为「千篰」的工具，用来往水田放水和泥，平整田泥。当时应有田埂包围的灌溉水田150-151，排手、散水、护墙及堤岸，是为了开垦沼泽，驯化为稻田332。良渚文化亦出现家猪等家畜150。

**宗教**
良渚玉琮上的人面兽面纹
良渚文化属神权体制，宗教色彩极浓568。聚落中心都营建有规格不等的土墎。大部份土墎都兼具祭祀和殡葬功能，如莫角山规格最高的宗教祭坛、反山和瑶山两座殡葬祭坛295。莫角山遗址土台间发现一处大型版筑建筑物基坛，可能用于祭祀、聚会或立誓团结。社会群体的团结，通过祭祀活动而实现，形成宗教祭祀国家的雏形155、159。琮象征宗教权力的合法性，本身有精粗大小之别，其代表的权力也有等差333。林巳奈夫指出，琮上兽面代表日神或火神，周围刻有幻日图像（幻日指出现在太阳外侧的小光点发出的光芒而形成的晕）。崇拜日神，是因为在稻作地区，稻米的成长和丰收离不开太阳的光和热。兽面头上戴着羽冠，羽冠代表鸟的翅膀59，也象征太阳光线。玉琮孔中插入代表阳光的羽毛或茅草后，具有神的威力，琮孔是神灵降临停留的地方，用来祭祀日神或火神63-64，并用火祭祀天神，福泉山遗址的祭坛长有数米，上面有火烧的痕迹99。李学勤则认为兽面是龙63-64。

**文字**
良渚遗址出土带有刻画符号的陶罐
良渚文化已有形成中的文字，或原始文字，刻在玉器和陶器上的符文，图形几近规范化，必定有其确定含意137-138，李学勤曾释出「鸟」、「炅」、「封」、「燕」、「山」等14字，有些符号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是相似的，可能和后来商周的文字有渊源关系104-105、109。许倬云则认为良渚文化有近于文字的图象符号，也许是族徽而不是文字。其中有刻在陶罐上的符号，连串排列，可能有约定俗成的意思321-322。刘莉亦认为，陶器上的符号可能用于交流，可当作原始文字，但不能视作文字系统252。
2013年，在整理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文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学者徐新民发现更多文字符号。

**居住人民与基因研究**
2007年由复旦大学教授李辉主导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良渚人的Y染色体，得出其DNA主要为单倍群O-M119（O1a）（2.1万年共祖）；而单倍群O-M119（O1a）高频分布于南岛民族如台湾原住民与菲律宾人中，在现代浙江占比接近25%，在中国其他南方省分亦有10%~20%的比例，这显示良渚人与南岛民族及壮侗语族存在血缘关系需要更好来源|date=2024年3月|reason=本句话部分信息来源于Wikipedia:可靠来源/常见有争议来源列表不可靠来源“23魔方祖源”。李辉本人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结束，分化出侗傣语系的壮侗语族，包括壮族、侗族、傣族、老挝人、泰国人等；但现代壮族与泰族的主要基因类型不是单倍群O-M119，而是O1b与O2a，与该说法有出入。
居住在长江出海口滨海的良渚人中存在高比例单倍群O-M119（O1a）基因，但其他内陆遗址的良渚人遗体中未检测出该基因，这显示在当时东亚可能存在两支不同民族的迁移路线，在海滨的南岛民族与在内陆的壮侗语族在良渚交会。
根据良渚文化出土的鸟图腾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杜金鹏认为《禹贡》记载的鸟夷即是创造良渚文化的民族。根据出土的农具与地理位置等特点，香港学者饶宗颐主张良渚文化由百越建立。

**地位**
良渚文化出土大量玉器和高规格墓葬，被视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摇篮，东方文明之光与五千年中华文化第一证290。良渚玉器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具有政治、宗教、礼制等方面的意义，标示文明时代已经到来134。林巳奈夫认为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交流密切，犹如兄弟，两者所用图案一脉相承66。良渚玉器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饕餮纹有很多共同特点，李学勤认为虽不是直接承袭，却有密切的联系，以山东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为中介93、95。林巳奈夫认为殷周时代的饕餮纹源自良渚文化的兽面纹，矗立在头上的长毛束，乱蓬蓬的头发，头上的介字形，兔唇、髻，都由良渚文化流传至商代53、90。良渚文化已有形成中的文字，与典型的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性质相近，在文字形成史上，大致与大汶口文化陶尊刻文处于同等位置137-138。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消失**
良渚文化大约在距今4千年时消失，之后的马桥文化无论是是农业经济、玉器、聚落形态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有显著的倒退294。学者提出多种理论解释良渚文化的消亡，有洪水说、农业恶化说、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有关良渚文化的去向，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说认为在本地发展为马桥文化，一说认为良渚文化已消亡，主体向外迁移564、562。
第一种观点指出马桥文化的生产工具，仍有良渚文化常见的石镰和有段石锛，其陶器也和良渚黑陶有相似之处562。根据DNA遗传学研究结果，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遗传结构有明显的继承性和一致性，表明当地只有政治结构的解体，而不是民族的消亡，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差异，可以理解为文化性质的突变。由于以肩头弄为代表的文化涌入，形成一种全新文化融合和取代了良渚文化569、563。良渚文化投入过多劳力于浩大工程，建筑宫殿、陵墓和祭祀中心，社会上层领导功能消失334。良渚社会等级分化十分明显，人造土墎和精美玉器都消耗大量劳力，再加上新石器时代尚无商业，亦难以与其他地区交流，资源来源十分有限，祭祀活动太多更是耗尽了资源，统治阶层好大喜功，上下不能相契，无法维持统治阶层的神圣地位和权力基础，社会体系因而瓦解567、569。人们可能倒退回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各自为政和自给自足，由于自然资源比较充足，毋须努力农耕，马桥先民返回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酋邦社会解体，琮、璧和钺消失，社会结构退回到等级关系比较简单的状态569、296。许倬云认为，良渚文化的复杂社会体系，是因应集体合作治水的需求而产生。如果良渚文化晚期，自然环境良好，生活不难，不需依仗大地区的协调合作而与水争地，原有组织不再有存在意义333、336。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桥文化跟良渚文化差异太大，几乎没有玉器，却有小件铜器，而良渚文化是没有铜器的。良渚文化的石器磨得十分精细光洁，而马桥文化的石器却十分粗糙，两者的陶器形制也完全不同，两种文化的差异远远超出同一文化序列的范围，因此马桥文化不是承袭良渚文化563-564。不少学者认为，由于环太湖地区地势低洼，而且良渚文化地层上有一层淤泥，反映良渚文化晚期气候突变，当地降水增多，水患严重，许多聚落被淹，良渚先民大规模迁徙，导致良渚文化消失564。有学者认为，约在4200年前，他们一支南下粤北，融入了石峡文化，主体则渡江北上，融入华夏文化。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农业恶化，约4000年前，良渚文化因海侵和水灾565，许多聚落和农田因水淹而放弃，稻田变成湖泊，农业经济大受打击，良渚复杂的社会文明解体。洪水带来饥荒和瘟疫，导致良渚文化突然衰落566。不过水患是江南水乡的常态，当地人不会一筹莫展，洪水说难以成立328。也有学者指出，良渚文化中期以后，天气变得温凉干燥，不利稻作生产，导致失收和虫害，无法维持贵族阶层的奢华消费，社会因而崩溃568。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archive-url=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104155333/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read.aspx?id=669650321
*archive-url=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106124113/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read.aspx?id=1001986487
*archive-url=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416053953/https://dspace.xmu.edu.cn/bitstream/handle/2288/152152/%E7%BA%A2%E5%B1%B1%E6%96%87%E5%8C%96%E4%B8%8E%E8%89%AF%E6%B8%9A%E6%96%87%E5%8C%96%E7%8E%89%E5%99%A8%E7%9A%84%E6%AF%94%E8%BE%83%E7%A0%94%E7%A9%B6.pdf?sequence=1&isAllowed=y
*Leadbetter, Michael. "The Fluid City, Urbanism as Process", World Archaeology  (2021) 53 (1) p. 137-157, DOI: 10.1080/00438243.2021.2001367

**外部连结**
  良渚文化数据库 date=20190828145130 ，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