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一少

三和一少，是1962年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等人对王稼祥的对外工作观点的批判性总结：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观点，被毛泽东等人总结为“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 王稼祥因此遭批判撤职，直至1979年拨乱反正时期获平反。

**历史**

**提出**
王稼祥
1958年毛发动旨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1959年毛以打倒中共元帅彭德怀为契机发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两场运动叠加，在1959-1961年，中国大陆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最终导致中国出现饿死4000多万人的大饥荒，但与此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中共不顾国力援助亚、非、拉国家。  1958-1962年，中共对外援助总计23.6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为18.6亿元，援助非洲国家5亿元。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58年、1959年、1960年，中共出口粮食分别为：265.99万吨、415.55万吨、265.41万吨。在大饥荒已大面积出现的1959年和1960年，中共出口粮食共计680万吨，等于136亿斤。 1960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粮以下，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400斤。按最高标准计算，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可使3,400万人免予饥饿。1960年1月，中共专门成立一个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负责对外赠送现款、食品等，以换取亚、非、拉一些国家对毛的吹捧和在联合国支持中共。因为此时正面对中苏论战公开化，双方在西藏达赖喇嘛问题、台海危机、中印边界纠纷、“大跃进”等问题上发生争论，1960年苏联突然撤走1390名在华专家、终止600份合同，中苏交恶。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征得伍修权等部党委的同意，联名递交了给中央的建议信，信的擡头是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三人。
信中主张，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应“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等。1962年春，王稼祥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认为：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按照事先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其中茅盾的讲话稿由王稼祥主持起草，王稼祥认为，在裁军大会这样的场合，讲话的侧重点是要把和平问题讲透，故讲话稿了突出“和为贵”的思想。此后裁军大会通过的共同文件比茅盾的讲话稿的调子低得多，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字样，而苏联方面对中国代表团的做法也比较满意，但引起了几个亚、非国家代表的不满。随后毛泽东批评中国代表团说：“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

**批判**
但当时，毛的指导思想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会见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黄文欢。
1962年夏，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康生等人批判性地总结了王稼祥的对外工作观点，“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即“三和一少”。在8月举行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在9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三和一少”遭到批判，此后王稼祥被实际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搬离中南海，不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196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地区大力输出共产主义革命，援助了包括印尼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缅甸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等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1964年2月，在接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等外宾时，毛泽东再次提到：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更多。夏季我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全会，把这些问题都抖落出来了。同年3月，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插话，“一九六二年，又闹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各部门可不稳呢！邓子恢要搞‘包产到户’。王稼祥过去从来是有病，那半年没有病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可积极哩！... 那时他们在国际上是要搞‘三和一少’，在国内是要搞‘三自一包’。”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三斗一多”战胜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了新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当时的对外援助金额之大：“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康生等人又进一步提出建国前17年施行的是“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亦有说法是王力把“三和一少”拔高到了“三降一灭”），毛泽东同意进行批判。王稼祥遭到批斗和迫害，并遭到软禁，于1974年病逝。

**后续**
拨乱反正期间，1979年2月，中联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建议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无”问题平反的请示》。同年3月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其中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
改革开放后，在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建议下，邓小平决定不再搞革命输出，断绝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大大改变了中国的周边国家政府的关系。

**参见**
 三年困难时期- 反右倾斗争- 七千人大会- 三自一包- 三降一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中苏交恶- 三和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