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

衡水中学的一景。衡水中学在中国可以被认为是应试教育的象征和最为极端的代表学校。
应试教育通常被视为一种以提升学生应试能力为主要目的，且十分看重于背诵、解题等机械化学习方法与追求考试成绩的教育制度，其课程主要侧重于让学生为标准化考试做好准备。

**概述**
应试教育又称凯洛夫教育学，源自由苏联教育家伊万·凯洛夫根据十月革命后至1930年代教学经验的基础而形成的课堂教学的一整套模式和规范。应试教育被中国大陆地区滥用，虽然进入二十一世纪此后高考改革、中考改革亦陆续启动，但由于升学主义、陋习和教育观念问题等原因，中国的教育目前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大部分教育资源缺乏地区大多都是采用应试教育，只有少数发达地区采用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是给出考试范围的具体信息，然后在每个单元结束时进行测试，通常这些是考察死记硬背而不是考察理解力或逻辑思维的测试，而且这样的学习方式缺乏对学生的交流与沟通，并限制教师培养学生对教学主题的整体理解的能力，反而消耗学生的学习激情。应试教育除了是基础教育及升学考试中最常见的教学法外，也经常用于基于技能的学习，如打字和运动，在这些情况下应试教学是主要做法。

**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被确立在教育学建设中指导地位，批判和清理民国时期以学习英美为主的教育学，后者被称为“资产阶级教育学”，引进与学习苏联教育学。苏联的教育体制不仅适宜于国家初建时所必须的政治和思想的控制、意识形态的培养与灌输的需要与经济体制的特点，同时还与当时中国对苏联教育的独特好感以及急功近利的拿来主义思想相关。如陈伯达1953年在中科院一个研究小组的谈话中表达了这种思想。
1978年中国一间正在上课的小学教室。学生们在老师指引下做着整齐划一的手势
1951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学》，一时间洛阳纸贵，该书成为当时师范院校公共课教育学必修教材和广大在职教师的工作宝典，有的地方甚至人手一册。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强调“组织教学、复习提问、讲授新课、巩固新课（或知识、练习）、布置作业”五步教学法的凯洛夫《教育学》，出版后风靡全国，为当今中国的应试教育打下基础。
建立在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基础上的教学模式过于强调知识、技能、教师、教材的重要性，造成对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重视不够，使课堂教学缺乏生机与活力。还可能对学生的想象力，创造能力有着明显的负面作用。这种负面影响可能通过3个机制发生作用：即降低拔尖学生的知识掌握宽度和深度，降低冒险质疑精神以及对不确定的容忍态度，弱化学习的内在动机。降低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发散性思维，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例如，在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21个国家进行调查，结果是中国中小学生计算能力第一，但想象力倒数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五。中国科普研究所在中国大陆九个省（市）72所中小学进行了一场关于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简单的测试，测试总分为80分，参与调研的孩子们平均得分仅29.97分，远远未达及格线。中国教师最关心的是今天学生学到了多少知识，考试打了多少分，而一些发达国家的教师，例如美国，最关心的则是学生每天提出多少问题，解决多少问题。中国的学生所学的东西越多，他们的创造力思维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就越受到束缚。这就是应试教育的一大缺点，它的条条框框扼杀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成为一个缺乏创新思维的人。

**批评**
根据提出坎贝尔定律的社会学家兼心理学家唐纳·坎贝尔的说法，「在以一般竞争力为导向的正常教学方法的状况下，考试可以是一个让学习成效的有用指标；但是当考试分数变成教学的目标时，它就不是教育中的有用指标，同时也会导致学校教育受到不当的扭曲。」应试教育的反对者认为，它迫使教师将课程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提高学生在规定考试中的表现。这会导致对过度重复简单、孤立的技能的病态关注，并限制教师培养学生对教学主题的整体理解的能力，反而消耗学生的学习激情和教师的教学精力。
这种做法被证明会降低标准化考试的有效性，并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学生掌握知识的水平。布鲁克大学副教授 Louis Volante 博士认为由于许多原因，考试成绩不一定是反映学生能力的公平指标，一些通过家庭作业或学习掌握课堂材料的学生可能由于缺乏应试技巧而无法在考试环境中取得成功。加州大学教育研究研究生院名誉教授 W. James Popham 也表示，标准化考试对于不同背景的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应试教育可能会歪曲学生的真实学习水平，例如为了完成阅读测试而学习词汇的学生即使词汇量狭窄也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在数学中只练习类似测试的问题的学生通常无法正确回答以不同方式评估相同技能或概念的问题。批评者认为以考试为中心死记硬背的同时排除了创造性技能和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尽管对于道德、审美、生活技能以及根据学生的抱负来说创造力对成功更为重要，但教师和学生都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学习教科书概念以备考上，以标准化考试为中心的教育系统并没有真正教育学生，也没有为他们提供满足未来生活需求的能力。
在日本，至少到了20世纪70年代，为了成绩而死记硬背的现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比如“考完就忘记了”，这导致学生缺乏创造性。由于填鸭式教育的影响，校园暴力、未成年犯罪、欺凌等成为20世纪80年代学校的问题，这引发学生与家长的批评。为此在1980年文部省发出了《预防学生犯罪》的通知，以期纠正校园暴力的增加和犯罪年龄的下降。后来日本的学校决定将政策改为宽裕教育，重点是激发儿童和学生的积极性学习。但是2008年公布了和过去删减内容的作法相反，增加学习内容，但更强调学校与家庭、地域相结合及学生思考、分析、应用及统整能力培养，非议填鸭式教育的《学习指导要领》，被日本媒体称为「脱宽裕教育（脱ゆとり教育）」,一定程度上又回归到传统的应试教育上。
对偏科生的不良影响。偏科生，某些课程学得很好，某些课程学得不好，因为偏科的原因，升学考试总成绩不理想，被迫就读比较差的中学及分入慢班，差学校中，无心向学和品德差的学生比例高，偏科生被迫与这些问题学生为伍，对偏科生成长造成不良的影响，高考时由于偏科拖累总成绩，不参加高考，或考不上大学，被迫中止学业，该现象一般发生在大学扩招前。1999年中国实行大学扩招后，学校减少对偏科生参加高考的阻挠。参加高考的偏科生为了达到最优化的效果（例如考上本科或就读排名前一点的大学）必须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不能在大学继续学习自己擅长的课程，应试教育变成了扼杀人才。
学校教育课程非常多，在应试教育下为了使学生集中精力学习这些课程，老师不鼓励课外学习非学校教育规定要学的东西，有些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学习教程以外的东西学得非常好，因而影响了在学校的学习成绩，而被老师和同学看不起，因为学校和老师，不鼓励课外学习非学校教育要学的东西，因而埋没了课外学习成才的可能，也埋没了人才。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引入应试教育，并在中国占主导地位，而文化大革命时期则遭受抵制，它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学而大受批判，如1976年元旦在中国上映的电影《决裂》则体现“阶级斗争”观下应试教育和课程设计的学非所用“对人民的毒害”。就算文革过后，中国的课程设计脱离实际，对学生以后出来社会工作帮助不大，上大学后除了专业课外，捆绑一些学非所用的课程，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史》等。而学生在应试教育的要求下，就算学非所用的课程也要死记硬背地去应付考试，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完全忽视了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大学生因为要应付这些学非所用的课程，占用大量专业学习的时间，分散了专业的学习，使得专业学习质量不高。
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每逢升学考试前，很多学生和家长出现了考前焦虑、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心理门诊患者大增。应试教育无论是对成绩好的学生，还是成绩差的学生都对学生心理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在应试教育下，成绩好的学生，受到老师的宠爱，在掌声中成长，造成自视过高，出来社会后经受不了挫折。而学习能力不强，成绩差的学生和偏科生，被部分老师和同学看不起，被编入慢班，升学考试前，学校怕影响升学率和上线率（达到某一录取分数线，按照分数线由高至低被某些学校所录取），劝成绩差的学生和偏科生不要参加升学考试，贬损成绩差的学生和偏科生的人格，对学生造成心理阴影。例如台湾作家三毛，从小就是个偏科生，国文学得很好，但数学很差。因为偏科的原因受到羞辱，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对于一般的学生，在中国社会过分强调读书对前途影响的情况下，如古诗有句“书中自有黄金屋”，父母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催促子女学习，使得未有社会阅历的学生，心理压力异常大，失去了从童年到青年阶段应有的快乐，很多学生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在中国以升学率和上线率来衡量学校的质量，一些中学为了上线率，重金收买优等生，吸引这些优等生在高三或者在临近高考时，转校到他们的中学，参加高考，待高考放榜后，纷纷通过媒体宣传他们的学校在高考中取得的傲人成绩，以提高这些中学在社会上的排名，这些做法造成了，破坏教育公平，扰乱正常的教育秩序，扭曲学生价值观等不良影响

**伦理学**
1989年一项关于应试教学的研究确定了七个点，并且从最道德到最不道德依次排序：
#关于考试目标的一般说明。
#一般考试技巧指导。
#对通过标准化考试的指导。
#针对考试的具体题型的指导。
#针对考试的具体题型的指导，并以相同格式的考卷举例。
#提前做过去的考试卷或做与考试的格式和内容相似的模拟卷。
#在考试之前或期间对考试具体内容的说明。
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道德界限落在第三点和第五点之间，第一点和第二点是道德的，除以上所述，均为是不道德的。在现实情况中,只有第七点(即提前得知考试内容或在考试期间获得协助)是不道德的,即使是次一级的第六点(做考古题)几乎是所有考生应考标准化考试的必经过程。

**参见**
 素质教育- 坎贝尔定律- 背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