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空间

计划中大日耳曼国的边界，包括战后向东扩张的专员辖区大日耳曼国
生存空间（Lebensraum），是1897年源自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提出的国家有机体学说，之后提出了生存空间的概念。他利用生物学概念与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生物类比的方式研究国家政治。他将国家比拟做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如同生物一样，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一个健全的国家透过武力侵略，扩张领土来增加生存空间是必然的现象。
生存空间根植于德国扩张主义和本土运动，其哲学和政策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政治中十分常见。该概念最早于1901年左右开始流行，并在一战期间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作为其领土扩张的核心元素。体现在九月计划中。这一思想的最极端形式为纳粹党和纳粹德国所支持，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大日耳曼国。生存空间是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动机，并且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生存空间成为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为德国向中东欧地区的扩张提供了依据。纳粹德国的东方总计划就是基于此原则制定的。该计划规定，德国为了生存，必须获取所需的生存空间，而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人口必须被永久清除（无论是通过大规模驱逐至西伯利亚、屠杀，还是奴役），其中包括被视为非雅利安人的波兰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捷克人及其他斯拉夫民族。纳粹政府旨在以生存空间的名义，在二战期间及其后用日耳曼殖民者重新安置这些土地。整个地区的原住民将被饥饿蹂躏，任何农业剩余都被用来供养德国。犹太人口则被直接消灭。
希特勒的大德意志战略建立在生存空间力量的信念之上，特别是在一个被认为种族优越的社会推动下。那些被视为非雅利安种族的人，在生存空间扩张的领土内，要幺被驱逐，要幺被消灭。生存空间的优生学认为，德意志雅利安优等种族有权以自身生存空间的名义清除当地原住民。他们的这一概念灵感来自德国以外。希特勒和纳粹官员尤其关注“昭昭天命”概念，并试图在被占领的欧洲复制这一理念。纳粹德国还支持其他轴心国成员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例如法西斯意大利的生存空间和大日本帝国的八纮一宇。

**定义**
生存空间（Lebensraum）作为政治词语，指一种被纳粹和其他民族主义者，如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的理论（生存圏、生空间），认为一个民族应当尽可能地扩张自己的生存领域。

**起源**
“生存空间”一词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生物学家Oscar Peschel于19世纪使用。他在1860年评论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提到了这一概念。1897年，人种学和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在他的《地缘地理学》一书中将“生存空间”一词用于描述自然地理如何作为一种影响人类活动并发展为社会的因素。1901年，拉采尔在他的论文《生存空间》中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理论。拉采尔指出了中世纪的历史先例：当时德国诸邦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导致日耳曼民族向东欧进行持续的殖民扩张。
在1886年至1914年，生存空间逐渐被用作德国殖民非洲的正当理由，并成为1904年至1908年德属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大屠杀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场屠杀是对1904年1月12日赫雷罗人袭击德国殖民者和士兵的回击。
一战期间，协约国对同盟国的海上封锁导致德国出现粮食短缺，来自德国非洲殖民地的资源无法突破封锁。这导致战争期间德意志帝国对生存空间的支持增加，认为德国应向东扩张至俄罗斯，以控制其资源，防止未来再度出现类似危机。在战间期，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将“生存空间”一词纳入其政治诉求，主张重新建立在《凡尔赛条约》中被协约国肢解的德意志殖民帝国。拉采尔说，社会发展主要受到其地理状况（生存空间）的影响，而一个成功适应某一地理区域的社会，理所当然地会扩展其国家边界至其他区域。然而，为了解决德国人口过剩问题，拉采尔指出，德意志帝国（1871-1918年）要求海外殖民地，多余的德国人应移居海外。

**地缘政治**
生存空间由纳粹主张，试图将欧亚地区的劣等民族清洗，才能扩张优等人种的所在地
拉采尔将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的隐喻概念——它会根据其生存空间逻辑性地扩张或收缩——被证明对瑞典政治学家和政治家鲁道夫·契伦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契伦将这种生物学隐喻解释为一种地缘政治地自然法则。在其1917年的政治专着《瑞典》（Schweden）中，契伦创造了以下术语：地缘政治（由其地理领土引起的国家的状况和问题）、经济政治（影响国家实力的经济因素）和人口政治（源于国家种族构成的社会问题）。这些术语用以解释成功管理和管理国家所要考虑的政治细节。此外，他的思想对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其早期政治学著作《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Staten som livsform，1916年）。这本书在德意志帝国社会得到广泛阅读。在该国，这种地缘政治概念被赋予了不同于最初人文地理学定义的意识形态含义。
契伦对生存空间概念的地缘政治解释被一些帝国主义宣传家采纳、扩展并适应于德国政治，其中包括军国主义者Friedrich von Bernhardi将军（1849—1930）和地缘政治学的倡导者卡尔·豪斯霍费尔（1869—1946）。在其著作《德国和下一次战争》（Deutschland und der Nächste Krieg，1911年）中，伯恩哈迪将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德生存空间概念发展为一种种族争取生存空间德斗争，明确指出东欧是德意志民族新的民族栖息地来源。他声称，下次战争将明确是为了获得生存空间，旨在实现“生物学上的必然性”，以维护德国的种族优越性。他认为，征服斯拉夫人和拉丁人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战争，劣等或衰败种族将轻易扼杀德国种族中健康且新生的元素”。因此，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被视为保卫德国免于文化停滞和种族退化（种族混合所致）的一种必要手段。

**种族意识形态**
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每周语录的海报，日期为1939年12月17日。引用的希特勒的话是：“我们正在为我们的民族安全和我们的生存空间而战。”
在魏玛德国的国家政治中，生存空间的地缘政治用法，特别是其极端民族主义解释，被归功于卡尔·豪斯霍费尔及其位于慕尼黑的地缘政治研究所。这一点被用作德国在一战末期军事失败复仇以及推翻在地理、经济和军事上削弱德国的《凡尔赛条约》（1919年）条款的正当理由。希特勒说，“不可避免的扩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地缘政治将扭转人口过剩的局面，提供自然资源，并维护德国的国家荣誉。在1925年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将他的生存空间概念阐述为大日耳曼国的哲学基础，大日耳曼国注定要殖民东欧，特别是苏联的乌克兰，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希特勒还主张，欧洲各国必须接受他的地缘政治要求。
纳粹党对“生存空间”一词的使用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旨在为优等种族日耳曼民族以牺牲劣等种族为代价，完成其文化使命提供神秘主义正当性。这些所谓的劣等民族包括波兰、俄罗斯、乌克兰及其他“东方”非日耳曼民族的斯拉夫人。基于鲁道夫·契伦对弗里德里希·拉采尔人文地理学术语的地缘政治解释，纳粹政权（1933-1945年）将生存空间确立为其外交政策中的种族主义理论依据。为了实现大日耳曼国，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图以东欧社会为代价推进这一目标。

**普鲁士政策**
到1907年，一些普鲁士政治家越来越多地从生存空间出发进行思考。早在1902年，普鲁士政府就已拨款2亿马克，用于在普属波兰进行德国殖民。这些资金旨在通过收购波兰庄园来支持德国殖民者建立定居点。到1907年，普鲁士首相比洛积极推动法律草案，明确要求强制出售波兰庄园。1907年底的一项法案进一步请求再拨款一亿马克用于征收波兰土地。
1903年，普鲁士当局指控一位波兰女伯爵在Wróblewo, Szamotuły County附近的庄园“呈报虚假继承人”，她因此受审。此案在柏林审理，吸引了大量民众和警察围观。观察者们担心，普鲁士当局的“种族偏见”将导致有罪判决。

**一战的民族主义前提**
德国首相，是德国生存空间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这是德意志帝国的自然权利。
1914年9月，当德国在一战中似乎胜利有望时，德国政府提出了作为官方战争目标（Kriegs‌ziel）的“九月计划”。该计划由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1909—1917年在任）秘密下令制定。根据该计划，如果在战争中获胜，德国将吞并西波兰，形成约30000平方千米的“Polish Border Strip”。生存空间将通过种族清洗实现：强制驱逐当地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并以德裔殖民者重新定居这些区域；同样，德国还计划殖民立陶宛和乌克兰。然而，德意志帝国最终战败，九月计划未能实施。
1915年4月，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批准了“波兰边境带”计划，以利用德国自战争初期以来在东线征服并占领的广阔领土。德意志帝国的决定性战役几乎实现了东部的生存空间计划，尤其是在苏俄签署《布列斯特条约》，退出一战之后。
1918年3月，为了将俄罗斯帝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化的苏维埃共和国，布尔什维克政府同意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苛刻的领土割让条款，放弃了俄罗斯33%的耕地、30%的工业和90%的煤矿。由此，俄罗斯将其欧洲部分的大部分耕地、Baltic Governorates、白俄罗斯、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割让给德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但由于西线战术的失败、战略上的过度扩张以及政府内部的分裂，德意志帝国被迫放弃了籍由《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夺得的东部生存空间，接受《凡尔赛条约》的和平条件，并将夺取的领土让与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
作为征服和殖民波兰领土，并将其作为生存空间和德意志帝国防御边界的战争借口，“九月计划”源自1914年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最初提出的外交政策，25年之后，纳粹德国通过九月战役重新追求这一目标，以牺牲东欧的非德意志民族为代价，夺取德国生存空间，从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历史学家Andreas Hillgruber在其著作《德国与两次世界大战》中指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领土收益是阿道夫·希特勒在东欧建立大日耳曼国的国家原型：
1914年的九月计划将“东部生存空间”描述为德国文化中自始至终不可或缺的哲学理念，表明生存空间并非20世纪特有的种族主义哲学。作为军事战略，九月计划因其不可行性而失败，原因在于德国在两线作战中兵力不足，无法实现这些计划。在政治层面，九月计划使德国政府得以了解资助和推动了地缘政治发展的德国统治阶级中民族主义、经济和军事精英的意见。在国家层面，通过兼并波兰并实施种族清洗以获取德国生存空间，成为官方和民众广泛讨论的“国家安全中的民族主义”话题，甚至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在《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一书中，A·J·P·泰勒写道：

**战间期的宣传**
在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政治中，德国优生学家采用了民族主义政治口号“Volk ohne Raum”，并将其与种族口号“无青年的民族”（Volk ohne Jugend）相结合。这一文化主张无视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出生率下降的事实，并与“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充满活力且不断增长的民族的流行观念相矛盾。尽管这些口号都与人口学事实相悖，民族主义者对生存空间的要求在魏玛德国仍然被证明是一种在意识形态上有效的政治主张。
在德奥合并（1938年）和入侵波兰（1939年）前夕，纳粹党利用一战后受创的民族自尊情感进行宣传，推动生存空间政策。这些宣传聚焦于失去的殖民地（尤其是在《凡尔赛条约》后建立的波兰第二共和国），以“无空间的民族”为主体，同时渲染“永远的犹太威胁”。宣传中强调了重整军备的必要性以及优等种族的伪科学理论。并倡导“血与土”的意识形态。
在一战和二战间的二十一年战间期，生存空间成为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主导了德国的政党政治。由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不仅要求恢复德国战前的地理边界（收复因《凡尔赛条约》失去的领土），还主张征服和殖民东欧（无论这些领土在1918年前是否属于德国）。为此，希特勒声称，无视《凡尔赛条约》是德国在东欧获得所需生存空间的必要前提。在20世纪20年的，作为Artaman League成员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发展了“人民主义”思想。农业者联盟是一个主张“血与土”的组织，具有反斯拉夫、反城市化和反犹太主义倾向。希姆莱主张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生存空间：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学说**
《我的奋斗》（1326—1928年），希特勒的政治自传。其中展示了纳粹党为德国倡导的种族主义生存空间哲学。
在1925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用整整一章（题为《东方政策》）阐述了德国获得新“生存空间”的必要性。他声称，实现生存空间需要政治意志，纳粹活动应当致力于扩大德意志民族的居住区域并获得新的粮食来源。
生存空间成为纳粹党及纳粹德国政府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标。希特勒拒绝恢复战前德国边界，认为这只是减少所谓国家人口过剩的不彻底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国家边界的性质始终是未确定且暂时的，其重新划定必须继续成为德国的政治目标。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明确指出征服生存空间是纳粹党的主要意识形态目标：
希特勒推行生存空间政策的意识形态，源于新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殖民主义，以及美国的昭昭天命。希特勒对美国的领土扩张怀有极大的钦佩，并将美国西进运动中对美洲原住民及其文化的毁灭视为德国扩张的典范。他认为，要将德国转变为世界超级大国，德国必须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并且只为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行动。此外，德国对一战期间德国以来海上进口粮食感到不满，认为这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他坚信，只有通过生存空间，德国才能将“对粮食供应的依赖……转向其自身的帝国腹地”。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生物-地缘政治学说包含两种相互矛盾的成分：一方面是物质性的追求，即扩展日耳曼领土；另一方面是神秘主义的追求，即复兴纳粹所视为“理想化的德国中世纪过去”。这种矛盾在纳粹口号中得到明确体现，例如“血与土”。民族社会主义被其意识形态理论家们描绘为一种有机的世界观，它将生活的各个方面——肉体、灵魂、思想、文化、政府、宗教、教育、经济等——都整合为存在于生存空间中的“有机整体”。在1933年纽伦堡党代会上的演讲中，希特勒将纳粹主义定义为一种“世界观”，他说：“‘世界观’一词中已经包含了一个庄严的宣言：所有行为都基于某种观点和明确的倾向。这种观点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它是每种对生活现象和事件的看法的起点，因此是每种行为的约束和义务性法律。一种观点越符合有机生命的自然法则，它就越能更好地为民族生命的利益而被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1928年《我的奋斗》续篇**
在未发表的《我的奋斗》续篇《第二本书》中，希特勒进一步阐述了纳粹生存空间的意识形态，这也符合纳粹党未来的外交政策。为了促进德意志人的人口增长，希特勒拒斥避孕和移民的概念，认为这些做法削弱了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并坚持认为军事征服是获取生存空间的唯一手段：
因此，被兼并领土上的非日耳曼民族绝不会被德意志化：

**外交政策首要方针**
纳粹德国于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案》运用了科学种族主义，将犹太人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祖父母与外祖父母中有四人是德意志人的人被归类为“德国血统”，有一至两人是犹太人的被归类为“混血”，有三人或者更多是犹太人的被直接认定为犹太人。
为德国征服生存空间是纳粹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旨在建立一个延续千年的大日耳曼国。1933年2月3日，在希特勒与纳粹德国海陆军将领的首次会议上，他表示，在东欧征服生存空间并对其进行“无情的德意志化”是帝国外交政策的最终地缘政治目标。希特勒认为，苏联是为德国提供足够生存空间的国家，因为它拥有大量农业用地，并居住着被“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统治的斯拉夫劣等人。希特勒生存空间哲学中的种族主义只允许对土地进行德意志化，而不包括原住民，这些人应被通过奴役劳动和饥饿予以消灭。

**意识形态动机**
反斯拉夫主义是纳粹党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纳粹德国领土扩张计划中通过向东扩张来获取生存空间的推动力。在阿道夫·希特勒的世界观中，恢复1914年德意志帝国的边界是荒谬的，因为这些国界无法为德意志民族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只有通过地缘政治征服来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的外交政策，才能证明战争所带来必要牺牲的合理性。
希特勒认为，历史是为不同人种之间为生存而进行的无情斗争所主导的，拥有广阔国土的种族天生比那些国土狭小的种族更强大，而日耳曼雅利安种族可以凭借他们所谓的自然权利夺取那些土地。这种为建立德国生存空间而持有的官方种族主义观点，使纳粹得以单方面对东欧国家发动侵略战争（闪电战），并为其在意识形态上正当化收复斯拉夫人从东哥特原住民手中夺取的Oium。
纳粹德国的宣传机构将东欧描述为曾经的日耳曼领土，宣扬这些地区是被匈人和阿瓦尔人部落从雅利安种族手中“窃取”的神话。希特勒将斯拉夫人视为原始的劣等人，且憎恶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中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在其著作《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中，希特勒认为斯拉夫人缺乏建立国家的能力。尽管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公开谈论过“生存空间”的必要性，但在他上台执政的最初几年中，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谈及这一问题。直到1937年，随着德国重整军备计划的顺利推进，他才再次公开谈论“生存空间”的必要性。

**二战时期的实践**

**被占领领土上的民族分类**

**实施情况**

**东西分界**

**历史回顾**

**规模**

**意识形态**

**影响德国战败的因素**

**当代用法**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生存空间”一词被用于描述不同国家的地缘政治策略，包括中国、埃及、以色列、土耳其、波兰和美国。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Also: Cite book |url=https://archive.org/stream/meinkampf035176mbp/meinkampf035176mbp_djvu.txt |title=Mein Kampf by Adolf Hitler |last=Hitler |first=Adolf |publisher=Reynal A Hitchcock;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others=Introduction by John Chamberlain et al. |year=1941 |format=DjVu |id=Paginated, Complete and Unabridged |display-authors=0 |via=Internet Archive- chapter=For a Tentative Spatial Theory of the Third Reich

**延伸阅读**
 year=1961

**外部链接**
  The Inva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Mass Murder date=2012-12-28, in the Yad Vashem website-  Utopia: The Greater Germanic Reich of the German Nation date=2020-11-29大日耳曼国计划的地图-  Hitler and 'Lebensraum' in the East date=20180116170804  By Jeremy Noakes

**参见**
 社会达尔文主义- 权力意志- 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