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过常宝教授受邀为文学院师生做专题讲座[br]讲座由文学院院长李世萍主持。[br]讲座中,过常宝教授从士阶层兴起初期对自我身份与社会价值体认的角度,对《史记 ·刺客列传》作了新的阐释。[br]过教授指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虽然前三人生活在春秋时代,后两人生活在战国时代,但他们都以刺杀行为留名青史,刺杀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存在的目的,但与后世职业刺客不同,他们的刺杀行为实际上也是自杀行为,他们是以自己的死亡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展现出个体精神或职业精神。[br]通过对五位刺客刺杀行为与动机的分析,过教授进一步阐明在身份上,曹沫与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不同,他是个将军,而其他人都可归入"客"或"士"这一群体。[br]这些人都是通过以死报答知己的刺杀行为来实现自身价值,其中豫让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新兴的士人群体的身份焦虑,及由此产生的较为极端的自我证明方式。[br]这一方式,在聂政的故事中表现得更为成熟,他以生命报答知遇之恩的行为在现实存在价值、生命价值和主体性价值三个层次上使得刺客的人格得以完善。[br]专诸、聂政等人身上已显示出士这个新兴社会群体主体意识的自觉,显示出士人群体或个体的人格塑造,但这些刺客的行为尚未能进入社会公共价值领域,缺乏历史的意义,因此司马迁又通过荆轲这一形象,赋予士人群体更切实的社会价值。[br]司马迁将荆轲的刺杀行为纳入到历史和美学的逻辑框架之中,从而使荆轲能超越作为职业的刺客或游士群体,成为历史的英雄,具有了普遍的社会价值与意义。[br]在讲座的末尾,过教授就两名同学提出的关于荆轲与太子丹之间是否构成 "知己"关系以及荆轲故事在《刺客列传》中与前四人故事整体感觉的不同作了解答。[br]过教授指出荆轲、聂政等游士是将太子丹等人的拜访、赠金等行为视为与自己的交往过程而非交易,因此在这些礼遇的过程中,实际上已形成了他们所认为的"知遇"关系;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对史官身份的自觉意识导致了他在处理不同人物故事时产生对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的不同侧重与偏向,这也是荆轲故事与前四人故事间呈现出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