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小编为大家概述了清初北方人口的迁移，今天小编再为大家讲述一下当时南方人口的迁移。正如小编之前所说，由于明清之际以及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两次大规模战争所造成的区域性人口损失，使得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表现出与北方截然不同的特点。
首先，南方地区没有一个明显的人口迁出的中心源地。
与北方人口始终以中原地区（在清代主要是山东、直隶、河南三省）为源地，向边疆地区扩散的表现不同，南方地区不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相对持续稳定的人口迁出中心。清代南方人口最为稠密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同时也是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人口外迁的比重要比上述北方三省小得多。
不仅如此，由于位居三省中心地带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及文化的发达，城市化程度极高，反而吸引和容纳了大量外来人口。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一方面有大量人口迁往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另一方面它们各自的边远山区也接纳了来自邻省和本省平原地区的相当多的人口。真正的纯人口迁出地区，不在南方的腹地，而是在福建、广东二省的沿海。
其次，相应的，南方地区也没有长期稳定的移民迁入区域。
南方12省面积有限，只占清代全盛时期总面积的21%左右，不存在像北部边疆地区那样极其广袤且人口密度极低的区域可供长期开发。南方的一些人口迁入区域，如台湾等地，往往都只能维持一个不太长甚至极短时期的人口入迁局面。
以四川为例，四川是清代前期历时最长，容载量最大的人口迁入地区，但官方公开招徕移民的时间也很有限，仅康熙一朝而已。雍正时已不提倡对四川移民。到乾隆初，政府更是对移民不再负责安排。
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表现出与北方截然不同的特点
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是明末抗清斗争的最后战场，又是“三藩”之乱的根本所在，几经战乱。其中又以四川人口损失最重。因而向四川的人口迁移，成了清代前期南方地区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迁移运动。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明清之际人口损失极为惨烈，因此，从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成都府和重庆府各有5个县被裁并，直到60多年后的雍正年间，才又陆续恢复或另置。
为了尽快恢复四川的社会经济，康熙年间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康熙七年（1668），清廷动员各级文武官员捐资迁移四川流民归籍，并予以奖励。这么做的目的都在于吸引四川流民及外省客民进入四川。根据方志的记载，此时入川的外省客民中以湖广（湖北、湖南）人为最多，或谓“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因而民间长期流行着“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此后在雍正到乾隆初的这段时期，闽粤二省几乎每年都有成批的贫苦百姓挈伴入川。雍正时，广东省仅潮、惠二府和嘉应州进川人户，一县之中，至少也有千人以上，总计则不下万余。在乾隆八年到十二年的五年间，广东、湖南二省人民，经由贵州前往四川者共二十四万三千多人。自陕西、湖北而往者，更不知有多少。
到19世纪初，四川已有人满之叹，可垦荒地急剧减少，于是政府对自发移民也不再负责安排。但直到19世纪中叶，四川依然是外省人向往的地方。当时湖北巡抚胡林翼在致湖广总督官文的信中说：“西蜀之富，五倍于两淮，十倍于江西，二十倍于湖北。”此说看来有过分夸张之嫌，但它道出了“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湖广填四川
西南各省，即云南、贵州、广西、四川，以及湖南的西部、南部，湖北的西部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聚居或与汉族人口杂居的区域。元明时期，中央政权曾设立世袭的土司或土官，以加强对上述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统治。清代以来，尤其是在雍正年间，大规模地进行了“改土归流”，相当一批土司地区改置府、州、厅、县，这为大批汉族移民人口入迁，从而进一步开发大西南创造了条件。
以湖南南部的江华县为例，此地为瑶族聚居地区。自清初起，就不断有流民“就食开垦”。雍正、乾隆后，定居渐多，以至广西、江西和本省外府外县之人，竟占全部人口的60%。
上述迁入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垦荒开山的农民，但也有一些是从事商贩活动的。在西南各省经商的，多为江西、两湖和广东的客商。西南地区的矿冶业也吸引了大批内地人口，尤其是云南的采铜业。来自川湖江广的大商巨贾携带巨额资本到云南开采，大厂动辄有十数万人，小厂也往往有数万人。不但本省的穷民，四川、两湖、两广的一些雇佣劳动者，也来做工求生活。云南有所谓“丁由利集，铜由丁出”的谚语。云南矿冶业在乾隆年间极盛，被它所吸引的各省“穷民”约有上百万人。
大批汉族移民人口源源进入西南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区，给社会经济和治安都带来一定压力。由于和当地土著居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械斗等流血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清廷自18世纪末叶起，尤其是19世纪初叶的嘉庆、道光年间，加强了对移民的控制和防范。
乾隆四十二年（1777），皇帝批准了云南省有关人口管理的办法。内中规定：在永昌之潞江、顺宁之绍宁等要地，必须特派员弁专司稽查，遇有江楚客民立即将其驱赶回原地。对向来居住近边的汉族居民，或耕或贩，即查明男妇户口，照内地保甲例编造册档，并严禁与附近少数民族结亲。
嘉庆十九年（1814），四川总督也曾发布禁令，禁止无业贫民潜入少数民族地区，凡是违犯规定者，都要照例惩治。
可惜上述禁令和措施，既未能禁绝汉族移民人口向少数民族地区的流入，更未能防范民族冲突的发生。在道光元年（1821）云南、四川边境地区夷汉之间再次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
清初大量百姓涌入大西南
南方多丘陵山地，由于南方地区开发相对较迟，再加上气候条件较好（暖湿的东南季风影响强度大），这些丘陵、山地在清初时仍植被覆盖良好。明代中后期，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相继传入中国；清代乾隆期，又得到进一步广泛传播。由于这些作物对土地的要求不高，也为清代南方人口向各省边远山区的迁移，提供了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
雍正元年（1723），清廷下开垦之令。但当时还只限于在北方的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劝谕开垦“闲旷土地”；以及在西南的云南、贵州二省广行开垦。乾隆五年（1740），谕准民间自由开垦山头地角零星地土，或照例升科，或永免升科，各就本省情形而定。
应该说这条法令，关系民生极大。因以前山头地角的土地，报垦则必升科，私垦则豪强首告争夺，以致人民退缩不前，坐令荒废。今制此法令，既定有升免之条，以宽民力；复有国家法律的保护，强豪不得首告争夺，所以人民始得踊跃从事。乾嘉道时代没有田地的穷人，得垦山以度日，便是出自此法令所赐。
中国南方的各省区，除前已提到的西南地区外，东南各省，福建、广东、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等省的边界地带
中国南方的各省区，除前已提到的西南地区外，东南各省，福建、广东、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等省的边界地带，几乎都有大量未经开发的山地。明代时即已有人进行垦山等活动。入清以来，这类被称作“棚民”或“寮民”的入山流民，无论在地域分布或数量上，都大为增加了。他们或种麻、种靛，或煽铁开炉，或造纸作菰，或取香木舂粉，或砍柴烧炭。从各地方志的记载来看，这些入山流民，一般都来自相邻府州甚至相邻省份。
比如江苏省江宁府属的句容县，道光年间有安徽省安庆人前来佃山，开创了在该地“易山为田”的先例；河南省西南的南阳、汝宁一带的垦荒者，多为两湖及江西之人。
此外，陕西凤翔、西安2府9县分段管辖的南山（秦岭），原为政府划定的封禁山区，严禁任何人员揽入。嘉庆四年（1799），为解决流民的生计问题，由皇帝亲自下令开禁。
江西、浙江、福建连界的武夷山，也被划作封禁山。道光元年（1821），发现有流民潜入，伐木盖棚垦地。皇帝当即下令：如果人数过众，应当相机行事，不可操之过急，以免激起民变。其实也是变相的开禁。
棚民垦山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因此常造成破坏性的后果。道光年间，湖北汉水流域由于上游的老林地区广泛伐林和栽种玉米，泥水淤垫，几乎每年都造成堤岸漫漶。但南方山区植被的恢复远较北方容易。因此，直到清末，南方山区仍然是能够吸引大批人口的地方。至于因避战而遁居山区者，更是不在少数。
直到清末，南方山区仍然是能够吸引大批人口的地方。至于因避战而遁居山区者，更是不在少数
向台湾和海外的人口迁移，主要限于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二省。
从交通上看，闽粤沿海赴台湾及南洋诸岛，远比赴内地陆路方便、快捷。厦门到台湾，水路六百余里，顺风两日夜可达。特别是泉州之蚶江与台湾彰化之鹿港对渡，顺风半日就可到达。从广东的汕头到菲律宾的吕宋岛北岸，若利用季候风，三日也可到达。
清初，闽粤沿海和台湾一带是抗清斗争的重要地区，并曾取得南洋方面的支持。为此，清廷数次下迁海令与禁海令，以切断闽粤沿海与海外的联系。这一禁令，在形式上一直维持到光绪十九年（1893）才被豁除，在相当长时间内，给闽粤沿海人民生计造成极大困苦。
两省人民在户口增殖、食指愈多的情形下，开始向外流迁。一是如前所说，流向四川、广西等内地省份和其他边远山区；一是在台湾内附而开禁后大批涌入台湾。还有一些则冒禁私渡海外谋生。
流向台湾
向台湾的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始于明末天启年间（1621～1627）。清初，郑成功统治台湾时，曾从大陆带去数万官兵及其眷属。清廷迁海令下，郑氏又招沿海居民不愿内徙者近十万人东渡台湾。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很多郑氏官兵被迁回内地，不少百姓也回大陆与家人团聚，台湾人口一度减少。但不久即有大批闽粤贫民渡海来台。
据统计，台湾人口在康熙初年约有20万，乾隆中叶增至百万。嘉庆十六年（1811），全台汉人为24万余户，约200万人口。这是大陆人口迁台的高潮时期。在台移民人口中，以福建人占优势，其中又以闽南漳、泉二府人居多。
台湾之具有吸引力，是因为气候条件比内地好，庄稼容易生长，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劳动。但随着大批大陆人口的流入，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农民除了要向包揽开垦的“垦首”交纳“大租”外，还要向直接经营土地开垦的“垦户”交纳“小租”。政府征收的田赋，也比内地多出一倍以上。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嘉庆末年，以后的道光、咸丰年间，大陆人口多流向南洋各地。台湾已不再是闽粤人口外迁的主要方向。
在台移民人口中，以福建人占优势，其中又以闽南漳、泉二府人居多。
流向南洋
南洋，即今东南亚，是闽粤人口又一传统的外徙地。闽南人是南洋地区最早的拓荒者。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亚最早的华人移民都以闽南人为大多数，其次才为粤人、客家人等。清初虽颁有禁令，但下南洋者屡禁不绝。
据统计，雍正时期偷渡者中，福建人约占十之六七，广东与江浙等省则占十之三四。此时的噶罗巴（即今之雅加达）已有华人数万人之多。
沿海人民偷渡外洋屡禁不绝的原因。一是中国人口过多的压力，在发生饥荒的年月特别使地方官吏惊惶不安。地方上因饥荒而酿成的扰乱和动荡都会归咎于地方官的玩忽和失职，有时甚至会使他们获罪罢官。因此地方官们深深懂得移民出洋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它可以减轻人口过多而粮食不足所产生的压力。把那些桀骜不驯游手好闲之徒流放到外洋是保境安民的好办法，特别是在农作物歉收的时候，因此中国的官吏们对偷渡行为多是睁只眼闭只眼。
从另一方面说，南洋地广人稀，自然资源未得到开发，前去可以发财致富，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南洋各地，无论是独立主权国家的政府，或是西方殖民主义当局，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都曾以各种优惠待遇招徕华侨移民人口。在19世纪20年代，暹罗的国王和大臣们希望增加国内生产，因而中国人的移入受到前所未有的鼓励。英国在槟榔屿的殖民官员认为，中国人是当地居民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甚至在菲律宾数度迫害华侨的西班牙人，为了“群岛的繁荣”也转而提出了一些旨在鼓励华工的“最吸引人的条件”。
于是，闽粤沿海自发性的人口迁移逐渐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有计划地对廉价劳动力的掠夺搅和在一起。这在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变得更加突出了。一些活跃在南洋及闽粤沿海一带的人口贩子，客观上也助长了闽粤沿海人民出洋的潮流。
对清代闽粤向海外迁徙人口作出估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截至鸦片战争为止，海外华侨、华人的最高估计约在100万人左右。这在绝对量上仅有当时台湾汉民人口的一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部分海外移民是青壮年劳力，他们极少携眷出洋，“根”还在中国大陆。南洋群岛各地的华人经常回国探亲，以便与妻子团聚生育子嗣留在本乡传宗接代。
截至鸦片战争为止，海外华侨、华人的最高估计约在100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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