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流动新特征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
"后迁移时代"社会性流动新特征
到了城镇化中后期转型阶段,制度藩篱的政策规制效应加剧"半城镇化"和市民化困境,鉴于此,2014年国家提出以人为核心、城乡融合及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城镇化进入社会性流动新阶段,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和就业机会差异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兼顾"半工伴读"、农民兼业化、家庭代际照顾等综合性因素,同时,还伴随流动人口自身的观念转变和价值多元化,从早期改善老家居住条件逐渐转变为对子女教育和资本的投资升级。以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风险和代价最小化为考量的社会性流动开始显现,并逐渐形成"大中城市迁移""县域就近就地迁移"及"返乡回流"差异化、策略性多元迁移模式并存的格局。在经济与社会交织叠嵌的"后迁移时代",国家层面重新重视并大力推动县域城镇化,基于对社会性流动重大转向的科学研判做出时代性、历史性战略调整。
流动人口的主体选择与城镇化政策驱动的三大效应
一是年龄效应。年龄对流动人口的县域居留行为产生"倒U形"影响,流动人口县域居留行为具有显著生命周期特征和"扶梯区域"效应。随着年龄的增大,流动人口县域居留行为比例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流动人口出现县域城镇化选择偏好,转向追求以子女教育为核心的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
三是世代效应。新型城镇化政策推动县域城镇化的就业机会和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区域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差距逐渐缩小,以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县域就近城镇化将成为人口流动的新发展态势,县城亦将成为新生代体面进城的首选。
本文使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模型,探讨流动人口主体选择与城镇化政策的互动效应,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二,在新生代迁移和家庭式迁移中,县域流动偏好开始显现,家庭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理性权衡彰显,县城较低居住成本、文化适应及社会网络的构建已然成为定居选择的重要价值参照。在样本数据覆盖范围的考察期内,流动人口的县域居留行为随出生世代的后推呈现出上升趋势,县域城镇化成为新生代体面进城的重要策略。县域流动人口居留的行为决策是市场因素、政策影响及行动主体共同形塑的结果。
第三,县域城镇化的结构性优化与系统性构建:市场性因素对县域流动人口的居留行为仍然发挥着基础性、决定性影响,增进就业机会、提升流动人口的家庭收入水平是推进县域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应通过系统化投资方案,采取产业投资、社会投资、自我可携带投资及现金补偿,优化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结构,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县域内部的差距,改善投资结构和市场环境,催生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差异化、精准化就业促进策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具有一定城市工作经验、资本和技能的"带资型""适应型"返乡农民工向县域回流集聚,增进县域就业机会,以县城和重点镇为依托,带动"十四五"期间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要高度重视经济复苏阶段县域产业纾困策略研究,充分挖掘并发挥县域经济的韧性和就业吸纳力。同时,应重视优化县域社会提供方案,推进均等化公共服务和适切性商业服务,加强县域层级的社会建设和系统规划,夯实流动转向的社会基础,降低异地远距离流动带来"拆分型生产体制"的社会代价,通过替代性方案消除"三留守"问题的形成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前期粗放型城镇化累积的社会问题和深层矛盾,规避远距离人口高度流动集聚的不确定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