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076、2077號
編號：八

主旨：
（一）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明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違反者，綜觀銀行法之規定，視自然人犯之或法人犯之而異其處罰，自然人犯之者，依該法第125條第1項處罰；法人犯之者，除依同條第3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並依同法第127條之4，對該法人科以罰金刑。又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所指之行為負責人，既於「負責人」之前，另標示「行為」等字，藉之限制受罰負責人之範圍，足徵其並非單純因法人有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即基於法人負責人身分而受罰，尚須其就法人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參與決策、執行，而透過支配能力，使法人犯罪，方屬該規定科處刑罰之行為負責人。至於其他知情而參與犯行之法人其他從業人員，則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論以共同正犯。此為本院一向所持之見解。（二）值此企業體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要角之今日，遏止其藉由日常經濟活動，進行與合法追求利潤相背之刑事違法行為，厥為犯罪防制之重要環節。而對企業體業務上活動所產生之刑事違法行為，處罰其業務主體，毋寧為取締法人違法最有效手段。此於自然人為業務主體之情形，因其亦為違法業務活動之行為人，即以該自然人為處罰對象，固不待言；然以法人為業務主體之業務上違法行為，法人並非實際行為人，其實際從事違法行為之員工，卻非業務主體，業務主體與違法行為人二分，相較於自然人業務主體與行為人合一之情形，其間差異，已判若雲泥，復以對法人之刑罰，囿於其法人之屬性，僅得處以罰金一途，從而對企業體因業務活動中之違法行為，依業務主體為自然人或法人而異其刑事處遇，乃事理之所當然。銀行法第125條係針對業務上活動所產生之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行為，加以處罰，解釋上，自應區分課罰對象之業務主體係自然人或法人，並謹守該條第3項係以法人犯之為前提之立法文義，分別適用其第1項、第3項處罰，俾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下刑罰明確性之要求。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本身並無刑事責任之規定，並非針對具有一定身分者，所規範之單獨犯罪類型，即非處罰法人犯罪之類型，其立法意旨僅在強調兩罰觀念，提示以法人名義觸犯該條之罪者，應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並無因此規定而排除法人所屬行為人適用同條第1項論處之意云云，非唯忽略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是立法者為達到遏止法人從事違法營業活動之規範目的，所為對法人犯罪能力的擬制規定，俾借用同條第1項之法律效果，使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法人行為負責人，與自然人承受相同之處罰，而誤認同條第3項無法律效果之規定，非獨立之處罰規定，致其形同具文，空洞化其規範功能，已非適法；抑且將自然人以自身名義所為，及僅為法人從業人員而以法人名義所為之業務上違法行為，混為一談，致不分情節輕重，均論以該條第1項前段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或同條項後段最輕本刑有期徒刑7年之重罪，而無從適用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輕其刑之規定，予以適度調整，尤難謂妥適。（三）因法人業務活動上之違法行為，而受處罰之法人負責人，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基於刑罰罪責原則，依犯罪支配理論，明文處罰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自係指參與決策、執行，而透過支配能力，使法人犯罪之負責人。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主張依立法歷程觀之，該規定所指「其行為負責人」，應與制定時所援用之當時證券交易法第179條所謂「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同其意涵，實係「為其行為負責人」之誤植，而解為「實際為該違法行為應負責任之人」，並非指公司法上之負責人云云，然不論係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之「『其』行為負責人」，或其立法時所援用上開證券交易法規定之「『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依二者文字客觀上之意涵，均同可解為透過支配能力，使法人犯罪之負責人，但與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將「其」字移位，成為「為『其』行為負責人」，並據以解為「實際為該違法行為應負責任之人」，則迥不相侔。檢察官執為指摘原判決違法之理由，尚嫌無據。參考法條：銀行法第29條、第125條、第127條。刑法第31條

相關法條：銀行法第29條、第125條、第127條。刑法第31條

資料來源：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貢獻者：Aaronfong
有效性：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