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70後的感慨：下半輩子我會陷入貧困嗎？

我一直是個有著憂患感，卻始終未走出憂患的人。

從一個小悲劇說起吧。

十多年以前，聽家鄉人說，父母生活勞動過的生產隊，有一位長我十歲左右的大哥，在鐵路旁電線桿上貼假證廣告，被警察追趕，中槍，還算幸運，打在腿上，之後扭送回鄉。

吃了子彈，在我們當地是一件很不幸、很恥辱的事，怨婦罵丈夫時，最嚴重的一句話就是：「紅炮子穿心的」。這位老鄉的遭遇在當地引起的反響可想而知。

老鄉姓毛，外號光頭哥，曾何幾時，他們毛家曾是方圓十來里的「顯族」。

光頭哥父親名字中帶一個「敏」字，職業是漆匠，人稱「敏漆匠」，手藝祖傳，傳到他手裡，不知是第幾代。

從他所在的生產隊往外走十公里，沒有第二個從事漆匠手藝的。他所從事的產業，其附加值，遠遠高於社員們在地里刨一鋤，挖一鏟的勞動，他很為此驕傲，用了一番很形象的話來概括自己的成就感：「我雖然是農民，可一輩子沒下田沾過泥巴沾過水。」

那個時代我所生活的農村，雖然極其貧困，社員們經常用地瓜當口糧，然後，敏漆匠家中頓頓有白米飯，天天能喝酒，罈子罐子裡的腐乳、辣椒醬，牆上的臘肉干，沒斷過。

異於常人的富貴，全源於他手中的活兒：刷漆。

敏漆匠很豪爽，很大度，我們家在1979年回城後，將鄉下的房子作價一百來元賣給他家。後來，我家請木匠做了一個衣櫃，請了一個蹩腳漆匠，刷得實在對不起行業平均水平。

敏漆匠聽說後，立即叫他兩個兒子進城，吩咐說：「你們幫老鄉刷好柜子，一分錢都不能收，包括油漆成本。」

這種大度和豪爽，半源於性格，半源於行業的驕傲。因為，我大度得起，豪爽得起。

再過十年，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進城的鄉親和父母聊起敏漆匠，皆嘆息：漆匠家中光景，泯然眾人矣。

又數年，則說：漆匠家中光景，不如眾人矣，兒子孫輩得出去打工了。

父母聽了有些惆悵，很為這位生產隊顯族的沒落傷感，我當時是一位師專生，在旁邊聽著，全是一種局外人的感受：時代在前進，你不前進，多少有點活該。

可惜當時年紀小，不知世道有多艱難。

父母在1980年前後回城，父親在學校工作，母親進入了一家讓人眉毛都能長三寸的企業：縣五金交電化公司。在那個買一輛鳳凰牌永久牌腳踏車都得求爺爺告奶奶的時代，這家單位的榮耀有多大，用頭髮都可以想像出來。

在我兒時的記憶中，那是一個銷售行業工人無憂無慮，甚至有點囂張的時代。

他們的稱呼本來就是一種榮譽，不叫售貨員，不叫服務生，而是堂堂正正的「營業員」。

1984年春晚，張明敏的「中國心」紅遍大江南北，而春晚第二天大早，第一個用收錄機滿大街播放的，就是縣五金交電化公司。那樣霸氣的分貝，那樣高大上的氣勢，感覺好像張明敏是在五交化公司演唱似的。

這也算是一種傳播的優勢吧。

記得當時我去上學，從播放著「中國心」、「回娘家」的營業大廳里走出來，上世紀八十年代國有銷售企業的那種榮譽感，也延續到我這個小學生身上，讓我有如同從中南海走出來的豪邁感。

有時候，在盛夏的夜間，公司的小伙子們在營業大廳里大分貝打開電視機，看全國武術錦標賽直播，因為電影《少林寺》的關係，那時候的武術比賽頗有冬粉，小伙子們一面喝彩，一面喝汽水，臉上洋溢著幸福得無比張揚的笑容。

當時，所有的人都相信，他們這種自豪而幸福的生活，會持續下去，他們的明天也就是今天，他們的今天也就是明天，反正處在同一個領域：幸福。

而且，按照當時的就業思路，這種幸福會延伸到我們70後身上，因為當時還流行一個職業接班制度：頂職。

那時的公司開會，很少談及具體的業務，諸如營業額，利潤，公司經理作報告，主要內容是講政治，講新時期的大好形勢，那語氣，完全是黨委書記作政治報告。

難怪當時一部名為《子夜》的電影，是根據矛盾的同名小說改編的，讓影評家吐槽：電影的主人公哪裡像民國上海灘的資本家，完全是黨委書記在做報告嗎。為什麼？是當時的經濟形態決定了藝術形態。

種種的驕傲和豪邁，都來自於行業的壟斷性特徵，站在高處的人，總是豪邁而幸福的。這和家鄉漆匠為什麼豪爽、大度，都有同一個緣由：行業的獨一性，不可替代。

因此，那時銷售行業的工人，微微地有點囂張，有點任性。

姑且舉一例：

五交化公司有一家專門賣化工產品的門市部，我母親曾在那裡工作過。一位同事阿姨，胖胖的，坐在櫃檯里懶得動身。某日，有位農民來買貨，問：「同志，請問有土紅嗎？」售貨員懶懶地回答：「沒有土紅，只有鐵紅。」

其實，土紅和鐵紅就一回事。

這恐怕是當時銷售行業態度的一個生動寫照。

傲慢，來自於行業的獨一性。

然而，不久，我就親眼看到和感受到這個行業的寒冬。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考上大學，雖然只是個師專，但是當時全班一百多號人（有大量復讀生），只考上九個。

母親公司的人都很高興，有一位識時事者，很真誠地祝福說：「張大姐，你的崽爭氣，考上大學，又是教師，以後就不用像我們這樣擔心行業會垮掉，公司子弟能讀書的不多，驕傲，蠻橫，不學技術，現在嘗苦頭了，你們家小劉不錯，爭氣，不會進入下崗大潮。」

彼時關於五交化公司會垮掉的傳聞，一波比一波高，有時候公司員工會自我安慰說：「不會的，肯定不會，我們是國有企業，我們的幹部可以直接調到縣委當領導，都是國家工作人員，政府怎麼能讓國家工作人員沒飯吃呢？」

員工們還在用計畫經濟時代的身份來安慰自己。大家都有危機感，但是誰也不知道怎樣對付危機。

然而，寒冬還是在危機感中如實地降臨了。

我母親在公司垮掉之前退休了，領到了退休工資。但是絕大部分中年壯年員工，都在這個時候忽然失去了手中的飯碗。

母親描述說：公司開了最後一次員工大會，宣布公司不行了，除幾個留守人員負責公司房產和租賃事項外，大家都散夥。老員工們痛哭起來：以前私人和家庭有事，可以找公司解決，以後，我們有事，找誰去？

那一次，沒有幾個人走出去，尤其是那些年過四十，上有老下有小的男性領導，他們已經來不及走出去，無法再學習新的技能，無法找到一種與以前的體面相稱的工作方式。

公司有一位營業主任，個子不高，且隱其名，三十來歲時當上公司領導，意氣風發，也有點得意忘形，見了普通員工，愛理不理。下崗後，一切的官架子，都轉變為在鬧市炒米粉的姿勢。

當時我在家鄉教書，每次經過農貿市場，看到門口這位曾經指點江山的領導在滿頭大汗地一手執鍋，一手執鏟，繫著污垢滿是的廚布，在那裡從事第三產業的時候，心裡像承受核彈爆炸一般，升起巨大的蘑菇雲，這朵蘑菇雲就是：憂患感。

我不能像我的叔叔、阿姨輩那樣，在一個興旺的時代，被捆在一個沒落的行業上，被其活活耽誤。對於這個時代，他們也曾鼓掌，也曾歡呼，然而，他們卻在鼓掌和歡呼中憔悴和凋零。

我的同輩中也有，有一位國小同學，頂職在一家國有銷售公司工作，後來娶妻，家居電器都買好了，結果碰上公司倒閉，新娘不幹了，不來了。

下崗女員工，是那時人民教師配偶的一個重要來源。教師錢不多，但穩定，女公務員不稀罕你，只好和下崗女工互相將就吧。

娶妻和我學歷不對稱，這也讓我很憂患。

那時的我，好像「平凡的世界」里的朱少平，不安於平淡的鄉村教師生涯，要走一條異樣的路，於是考研，以我魯鈍的資質，考了三次才考入暨南大學文學院。

畢業，我進入媒體，紙媒界。

我驕傲地認為：我終於走了一條和前輩們異樣的路。

每年回家，和父母走在大街上，遇母親的同事，父母都會驕傲地介紹一番：我崽，如今在報社當記者。

母親同事們，那些曾經在盛夏夜，在公司營業大廳一面喝酒，一面看武術錦標賽的一群，如今用仰慕的眼光看著我，我如同在玫瑰色的雲端里。

我進入紙媒，並不只是虛榮心使然，也是一種使命感使然。我喜歡文字，喜歡傳播文字，喜歡很多的人感受到我文字裡散發的熱誠、激情和那麼一點點勉強稱得上是智慧的玩意。

我是如此地狂愛碼字，2000年的年底，2001年春節前夕，我許下一個願望：希望我的名字每天都能在印刷品上，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地傳播出去，果然，滿天神佛，列祖列宗，聽見我真誠的呼喚，我進入一家大紙媒集團，成了經濟新聞部的編輯，每天報紙左上角都印著我的大名：劉黎平。

前輩們碌碌無為，靠著國家特殊的壟斷經濟形態過著舒心的日子，這是一種恥辱，人的落寞，往往是因為缺乏責任感，使命感，我這個70後的小知識分子，和他們那幫倒霉蛋是不同的，我是一個非凡的人物。

說這話，似乎有點自命不凡，但是，進入新聞行業的人，有幾個是自命平凡的呢？

說實在話，除了父母親人師長，我最感恩的，就是我所從事的這家紙媒，廣州的一家巨型紙媒。一些離開它的同事，多多少少向我抱怨過它，但是我始終沒有說過一句抱怨的話，不是謹慎，而是真誠。

這家紙媒，不只是一個飯碗，更是一個盛放理想的容器，它實現了我的理想，讓我署名的文章每周幾十萬地向外傳播，讓我走在路上能遇到冬粉，讓我能出版幾本不太暢銷的書。

這個世紀初，我進入紙媒時，正是如日中天的時期，廣告收入全國報業第一不說，居然還勝過正在興起的芒果台。紙媒的廣告收入超過幾乎同級別的電視台，這在如今是不可想像的。

我那時也不能說沒有危機感，憂患感，因為我們經常要從網上找最新信息來源，記者們要等網上的央行加息減息訊息，看新聞，往往第一時間上網，然後才考慮報紙。

然而，我的憂患感，僅僅停留在紙媒與網路平等競爭的層面上，報紙在新聞傳播領域，雖然將來不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但至少是一個較大較強的存在。

而且，勞動人民對於報紙質樸的情感，似乎也對我有著心理撫慰的作用。

記得有一天晚上，十二點左右，上了班回家，叫了一輛的士，司機知道我是報社的，很羨慕地說：「報紙好啊，國民黨要辦，共產黨也要辦，反正缺不了你們。」

這句話勝過千萬句經過精心策劃，引用了海量數據的精英人士的報告，人民如此看好我們，我們幹嘛要憂患呢？

其實，這位司機大哥的話，有一個詞要替換，就是「報紙」要替換成「新聞」。

所謂的反正缺不了我們，這個我們，其實應該是職業化的新聞群體，而不是具體的我們的這一群個體。

沒想到這個行業，廣告在呈現斷崖式的下滑，甚至能聽到斷崖的聲音，這聲音來自於工資卡，很多家紙媒已經在傳播這種聲音。

隨著這種聲音到來的，是很多紙媒精英肉身的死亡，不明白為何行業的式微，要以人的生命作為祭奠和註解，莫非這就是共業？就是劫數？

有一回參加兒子的家長會，一位女家長，也是同城報紙的，她跟我說：你們已經算幸運的了，還能在帳面上沒有下滑跡象，年終獎季度獎照發，儘管購買力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已經很多人在家裡閒著，每個星期做不了幾個版，薪水實在是很沒面子。

開完家長會，我牽著兒子的手，走在學校前面的林蔭大道上，看著他好奇地問我：爸爸，我們什麼時候買路虎，我們什麼時候換電梯樓。

看著他忽閃忽閃的眼神，充滿著對父母未來，對自己未來的憧憬，我忽然有點緊張，我親愛的孩子，你知道嗎？爸爸的下半輩子可能陷入貧困。可能你得在這個貧寒的家庭里長大，如果你不夠走運，不夠努力，可能還得將這種貧寒延續下去。

有一部美國短片小說，講一個小孩聽說班裡要捐助貧困家庭，善良的他也拿了東西捐出來，結果老師很無情地告訴他：「某某同學，你不用捐獻，因為學校捐助的，就是你家。」當時那位孩子愕然之後的淚花，會是怎樣一種心痛呢？

忽然擔心，自己的孩子，也會冒出這樣的淚花。

我驚恐不安地悲傷起來，所有曾經有過的使命感、責任感，此刻被生存危機感沖刷得蕩然無存。

我想起家鄉曾經富貴的漆匠，他的兒子在鐵路旁貼廣告挨槍子，想起母親公司那位曾囂張不可一世的業務主任在鬧市滿頭大汗炒米飯，我的下半生會不會像他們一樣呢？

我當時引以為警示的，就是我如今所面臨的。

引用我曾經寫過的一部玄幻小說：《一位史前暴君的筆記》，裡面有這麼一番話：「年幼的時候，我以為我能拯救這個星球；年少的時候，我以為我能拯救這個帝國；年青的時候，我以為我能拯救這座城市；中年的時候，我發現我連自己都拯救不了。」

悲哉斯言。

幼稚的兒子，目前不能感知我的危機感，就好像當年的我不能感知父母叔叔阿姨輩的危機感。

我前幾年就有個擔心，擔心在媒體界，會出現像產業工人那樣的退出潮流。如今的這一群，是高知識高素養的一群。

這種潮流，冷眼去看，不是某一個政策的失誤，不是某一個人物的品質問題，而是一種無法拒絕的潮流，一種無法用失誤和卑鄙去譴責的潮流。

它總會來，它總會發生，它總會選擇某一人群，如果你不幸被選中，而且不幸在人到中年被選中，你能做到的，似乎只有跟著沉船上的老鼠逃生。

不要嘲笑上一代人的落魄，因為很可能你會成為他們。

不要說「人窮志不窮」，物質上窮了，精神也會跟著淪喪。即使在提倡越窮越光榮的時代，一個生產隊裡，最窮的那一戶也是受嘲笑最多的一戶，更何況今日。

伴隨著對下半生貧寒的恐懼，還有對光榮感失去的恐懼。

我們很可能成為被照顧的一群，拿著國家的救濟過日子，一旦想到這個，我忽然明白，歐美那些高傲的曾經的精英，為什麼寧肯在捷運口搞雜耍，也不願意去領救濟金。

士可殺不可辱，在市場經濟社會還是存在的。因為他們不捨曾經有過的一份光榮感。

漆匠、營業部主任，失去的也是一份光榮感。

紙媒的人，如今從事的新營生，可謂五花八門，搞廚藝，賣「心靈雞湯」，從事童書推銷，或者跑動漫業務，或靠一棟大樓收租，這個社會只要不懶，不太蠢，餓不死人。

然而，那一縷夕照般的職業榮譽感，卻已經蒼白，漸漸沉入昏暗。

早知道如此，不如早一點去炒粉，去賣菜，去開班，在這些行業早一點折騰經營，憑著當年考入名校的智商和毅力，或許早就開上連鎖店，當上土豪了。

還有一條途徑，就是理財。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然而，憑藉你在新聞界積下的那點子銀兩，在失去營生行業的情況下，它們的利息完全不夠你保證下半輩子的開銷。

世界上沒有永遠不下跌的股票，沒有永遠高利息的理財產品，更何況你的基數也就那麼一點點，要跟上通脹的速度，它們得翻倍地增長，有這樣的事嗎？捫心自問一下吧。

還是說說職業榮譽感吧。

新聞在碎片化，在個體化，新聞傳播主體也在碎片化，個體化，新聞從業者想要保持那份榮譽感，使命感，在保持主業的同時，微信是維持這種感覺的最合適平台。

問題是，這種職業感覺可能會延續下去，但往昔的那一點點收入上的優越感（其實也很不實在）卻再也維持不下去。

閱讀量就算屢屢達到100000+，冬粉一萬、兩萬地漲到十萬，可是大部分人除了在朋友圈，在手指的劃撥中獲得一種數字刷新上的快感之外，真金白銀，一分也沒有。

尤其是本人這種，純粹是賺吆喝的。覺得和當年在中學辦文學社，分發那些布滿濃稠油墨的文學小冊子沒啥子區別。

對整個行業，我一直是個路盲，但我對那些口水救世主也沒有什麼信心。

世上從來沒有救世主，也沒有先知先覺者，一種新的行業形態，誰都預言不了，就好像從來沒有經濟學家能預言到經濟危機一樣。

聽過很多的關於新媒體的報告，講座，然而到目前為止沒有見過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就算是占了威權力高度的澎湃，聽說點擊量也在斷崖式的下崩。

新的新聞形態，它一定有，一定有它的理存在著，就好像朱熹說的：凡是事物，事先一定有一個理存在。

然而，世界是神秘的，不可知的，誰都摸不到這種新媒體形態的理，誰都不能準確描述它的具象，誰都說不清楚它何時來臨。

就好像羅斯福新政，誰都以為是他挽救了美國的危機，誰都沒有想到是一場超規模的戰爭挽救了美國的經濟。（註：羅斯福、二戰並沒有挽救美國）

是二戰挽救了美國，挽救了西方，然而，在這場挽救的過程中，是億萬百姓的痛苦和士兵的犧牲。

我們新聞人摸索著走向那個新的媒體形式，沒有人能說清楚這個摸索過程和未來的情狀，但可以明白的是，我們也要經歷新聞的「二戰」，會有很多犧牲，很多痛苦，很多彷徨，或許不幸，只是不知道誰會面臨這些人力與時代力的摩擦。

作為自封的太史，我只能暖男式地說一句：摸索前進的路上，我們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