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下，已經不是衣錦還鄉的去處了

2015年7月下旬，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後正好一周，天氣炎熱，每日不過就是在家閒坐打發時光，間有人來聊天，儘量把來訪者當成一個訪談對象，往往一談就是數小時，偶爾也到鄰居家坐坐，所到之處，都自覺當作一次調查，每日略作筆記，回錫後，根據筆記，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鄉散記。

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記憶里，曾經是人口繁盛，百業興旺，老有所養，幼有所樂，雖然物質生活還是很艱苦，但因為剛剛實行責任制，大家都滿懷希望，認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煥發，做起事來，勁頭十足，認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這次回家，在村子裡所感受到的，似乎並沒有這種充滿希望的朝氣，倒是處處顯出暮氣沉沉，雖然物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並不強烈，尤其是展望未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多是不確定的陰霾。

在老人的幫助下，回憶了三十年前的人口，也就是1985年左右，剛分產到戶不久的時候，村子裡的人口，一共是132人，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時感覺未來光明無限。（一個小的自然村，整個行政村將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裡有田地的來算，排除通過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穩定在城市生活下來的人，是126人，但長期居住在村子裡的，只有54人，而這54人中，基本以老幼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麼在村子裡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齡，超過60歲，也就就是說，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紀不合適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72人，絕大部分都到了廣東、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餘的，有兩家在附近鎮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經是國家工作人員，徹底脫離了村子，但還是在村子裡有田地，享受國家的直接補貼，還有一家在河南穩定下來，從來沒有回過鄉，但似乎還是有回家的打算，因為村子裡集資拉自來水，這家還是參與了集資。（還有兩家是通過了高考的獨木橋，遠遠的在城市裡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們談不上有什麼希望所寄，老一輩，既使無可奈何，也是習慣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輩，不過是暫時寄托在這裡罷了，待到十五六歲，也就開始東南飛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於回家養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積蓄，蓋了個房子在村子裡，還有一部分，尤其是80後的一代，已經連回家養老的念頭都沒有了，利用幾代人的積蓄，在縣城，甚至在自己的鎮上，買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還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鄉下，確實已經不是衣錦還鄉的去處了。

因為勞力限制，村莊裡的耕種方式，這些年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是水田當旱地種。插秧割稻，沒有幾個勞力是難以完成的，請人幫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費，還不大容易請到合適的人，於是逐步都改為種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積不到十分之一。問及吃飯的問題，都說種一季水稻後，可以管吃兩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時候，就到鎮上買點來吃。顯然，人口的減少，吃飯問題已經更容易解決了。

二是旱地的種植方式，已經全靠除草劑和農藥了，過去都是犁地，鋤草，現在都不用了，但這樣連續多年種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質板結，種上的莊稼更容易發生自然死亡之類的疾病，產量大減。老人們都自我解嘲：這哪裡是種地啊。他們也深知這種方式不可持續，但沒有勞力，又有什麼辦法呢？

三是種上茶葉或者油茶。採取簡單的方法種旱地，也已經力不從心，就採取一種更省力的方法，種上茶葉或油茶，表示這田地還有主人，不可變為大家的牛馬場。至於茶葉今後的市場需求，甚至是否能夠把茶葉采出來，都沒有來得及考慮，與其說是種植經濟作物，不如說是因為種不了，又不願意被他人占用，採取的一種暫時占田的辦法。

四是田地周圍的樹木開始吞噬農田。因為人口越來越少，加上現在飼養豬的方式就是吃飼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燒飯也都用上了沼氣，而建築用材也基本停止，因為蓋房子的高潮已經過去。於是田地周圍的樹木肆意生長，農田往往成為一個個的林中小洞，結果是莊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種大小動物開始與人爭奪糧食，小則松鼠、鳥雀慢慢的侵占，大則有野豬成片的蹂躪。

目前還有老一輩的村民苦苦支撐，往後的發展，基本可以斷定，年輕人不會種地了，自然和人爭奪田地的較量，將會以自然的勝利而告終。當然，人退林進，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莊的衰落，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實行責任制初期的一代人，當時基本都是三十幾、四十幾歲，到如今，都已經是七十開外的人了，這一代人，早期經歷了大集體時代，辛苦操勞還無所獲，半飢半飽的過日子，子女眾多，更是艱難度日，後期經歷了改革與分田到戶的責任制，感覺自己的勞動回報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貪黑，為自己的那個富裕夢想而竭盡全力，所以，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勞的一代人。

勞動慣了，也就成為一種習慣，成為一種生活，長期習慣的生活，是難以短時間內改變的。村子裡六七十多歲的老人，很少坐在家裡享福，只要有最後一點力氣，都是堅持勞作，認為白日閒過，就是一種罪過。子女輩將孫輩留在家裡，爺爺奶奶輩再次充當一次父母輩，一把屎一把尿的帶兩三歲的小孩，接著就是上幼稚園，來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擇寒暑，每天跑兩次，待到大一點，到鎮上上學，奶奶們又合租一個小房子，算是陪讀，並且，把孩子一送進學校，馬上去找各種副業來做，只要能夠賺幾個錢，什麼都願意做。村子裡的莊稼，也就是這些老人們種出來的，單獨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種上二十斤玉米種的玉米，也並不是什麼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連三地，這一輩人開始凋零，大多都是勞動到最後，也就撒手西去，長期臥床的，少有，大概對於勤勞的人們來說，不能勞動了，也就自認為走到了頭，甚至對住醫院都持排斥的態度，認為是浪費了錢。更有少數老人，因為沒有子女照顧，或者照顧質量太差，乾脆自我做了了斷！誰說農民不理性呢？城市裡的人，還為了最後延續幾天生命，不惜高昂的醫療費，往往也只能維持一種質量很差的生命。但鄉村老人的這種理性，卻還是讓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雖然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說是不得已的選擇，但作為旁觀者，還是為他們惋惜。

一座座新墳的出現，直觀見證了一代人成為過去，他們在此勞碌了一輩子，最終發現後繼無人，自己辛勤開墾出來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樹木逐漸吞噬，他們心中的理想家園，不再是後輩們眷顧的處所，甚至有的墳頭，也難得有人來燒一柱香了。

與村子裡一位四十六歲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訴我：今年過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過一陣後，發現還是難得找到錢，於是又勉強出去找事做，還是去深圳，但是發現工作不好找，年紀漸長，技術有限，於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資還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熱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說不想再出去了。

這是一個處於臨界狀態的人，正在回家還是繼續打工之間徘徊，兩邊都感覺是雞肋，都沒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實，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終結局，年輕時候的精力與聰明才智，已經奉獻給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樣，被城市咀嚼過一遍後，汁水留在了城市，這個渣滓，最終難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還得回到生養他得這片土地上來。他們目前的年齡，大約在四十到五十五歲之間，因為這一代人所處的時代，大學教育還是精英教育，按照現在的大學入學水準，他們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學的，所以，這些人中，並不乏一些具有聰明才智的人，但時代弄人，他們並未獲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鳳毛麟角。

為此，大部分都還是做了些準備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點積蓄，差不多都回鄉蓋了個房子，雖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磚直接搭成，沒有鋼筋，沒有柱子，但只要不發生地震之類的地質災害，這樣的房子大概還是可以住上幾十年的。田地雖不少，但對這一輩人已經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裡的老人幫助種上了茶葉之類的經濟作物，意思是回家後也不打算插秧種玉米了。他們的上一輩，把田地視為珍寶，甚至不惜與鄰人大動干戈，到他們這一輩，只把田地當雞肋，他們的下一輩，更是沒把眼睛往這裡瞅了。

想像一下，老一輩已經凋謝，這一輩回歸鄉村，對種田缺乏激情，下一輩不會做回歸打算，將是一副什麼樣的鄉村景象？或許還是像現在一樣，又帶著他們的孫輩，繼續艱苦討生活？沒有了那份忍受艱苦的耐力，他們的子女輩能夠贍養他們？從當前的趨勢來看，是做不到的，因為教育的缺失，不願意回歸的這一代人，其實也很難在城市立足，從在鎮上買廉租房的這些年輕人身上，看不到他們贍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我們總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托在後輩身上，對於已經開始陸續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實這取決於他們的教育狀況與自己的精神狀態，當然還有大環境的機遇。從村子裡的一些小青年來看（九十年代及其後出生），雖然情形有差異，但總體而言，前途似乎並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帶大，隔代教育，雖然物質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證，但學業多荒疏，爺爺輩與學校基本沒有聯繫，更談不上家庭與學校的有機配合了，於是多數國中不能畢業，少數國中畢業者，只能進職業技術學校，而作為山村的孩子，一進縣城，儼然一個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與外在打工的父母聯繫，索取生活費，手腳也開始大了起來，當越來越不能滿足其鋪張的生活時，就輟學了事，或者到處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勞精神不再。若果說第一代打工者還有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經難以發現這些良好的品質，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傻，畢竟，他們並未經歷他們父輩曾經經歷過的苦日子。但他們的教育與閱歷，決定了並不能輕鬆賺錢，開支與收入相抵，並不能有所積累。又對鄉下的生活，橫豎不習慣，鐵定了心不再回到鄉下種地，事實上也已經全然沒了種地的經驗，於是以談朋友、結婚為名，裹脅父母甚至爺爺輩，傾其積蓄，在鎮上甚至縣城買得一套小房子，以為這樣就成了城裡人。將鄉村僅有的一點資源，悉數灌溉了城市建設，自己沒有經濟來源，住上樓以後，將何以為生？

徘徊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不穩定群體。如果說第一代打工者最終將回歸鄉村，那麼第二代打工者將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鄉村的一代，雖然這一代也會分化，積極的會漸漸融入城市，消極的會退回鄉村，但主流還是徘徊於城鄉之間，他們是一個不穩定的群體。從村子裡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輾轉開店而終無所成。而這些混混和失敗者的代價，都需要鄉村來承擔，直接地說，外面無以為生，還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爺爺輩哭窮求助，間接地說，這些在鎮上遊手好閒，或者開店跑車的人，還是從鄉下父老的口袋中賺錢，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採取欺詐哄騙的方式，榨取鄉下老實人的那點勞動果實。親眼見過有小青年冒充即將上大學的學生，兜售蜂蜜，一瓶不過40元的蜂蜜，硬是賣到150元，各種偽劣產品的下鄉，也是這些人子弟回報鄉里的結果。

總的趨勢是，人口回流將越來越少，費孝通主張的落葉歸根的良性循環的鄉村，始終不可得。少數優秀分子通過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復返，年輕一代雖難以進城，還是勉強賴在城市，不願返鄉。鄉村的發展，後繼無人，沒有人的鄉村，只有衰敗，只有重新回歸自然。

在傳統鄉村社會，人口幾乎沒有流動性，人們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形成了費孝通先生所講的鄉土社會，雖然物質不夠豐富，但社會有序，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雖然也起干戈，但絕大多數時候，都處於運轉良好的狀態，畢竟，在一個熟人的社會裡，壞人並沒有多少便宜可得，名聲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見。在此平衡中，良風美俗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使鄉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們的生活富有意義，對未來心中有數。但當前的農村，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的良風美俗，若不是還有一些古樸的老人支撐，可能就已經蕩滌乾淨了。

孝道堪憂。一天與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談及子女們的孝順，她不禁潸然淚下，一口氣講了很多：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種了又收，得到幾千斤玉米，又買飼料和了玉米一起餵豬，一年還掙個萬多塊錢，我把錢都存在女兒那裡，她用我的錢都還了債，但說今後會都給我的。大兒子回來後，從不給我什麼，雖然名義上是他負責贍養我，一回來倒是逼問我的錢哪裡去了，動不動就要找我借錢，也給他借了些，可還是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認為我偏了心，把錢都給了他弟弟妹妹。媳婦總是吵，回家就到處找。是啊，他們應該有錢，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機械就花了多少萬，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錢，再就是背臘肉出去吃。

在農村，老一輩和他們的下一輩之間，確實有著空間上的隔離，要盡孝道，基本談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歲了。能夠相忘於江湖，對於老人來說，也並不是什麼難事，可惜的是，子女輩還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點點財產，總認為自己從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問自己為老人做了什麼。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願意老人一起居住，認為不乾淨，在屋旁另築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棲身之所，老人偶爾大到正房裡走走，還引得媳婦的大罵，甚至拳腳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腳印在家裡。參加村子的喪禮，見子女在棺材前後，並無戚容，只是當作一個尋常事來辦罷了。

兩性關係混亂。過去的鄉土社會，男女有別，夫妻之間雖然沒有多少浪漫的愛情可言，但相近如賓，互相有底線，倒是很平常的。但現在的村子裡，從談話中可以知道，中青年們，男女之間的關係已經很混亂。中年男女，因為人口流動關係，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經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雖然有鄉村人言之畏，還是不願意難為自己，兩兩湊對的不在少數，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婦女，還把那有限的殘山剩水當作資源，使得一些男人們圍繞著團團轉。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鄉土社會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隨便。而小青年們，自小因為父母外出，教育失調，在兩性關係上，亦難健全，於是有十六七歲就私奔，過幾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來的，有十六七歲就開始墮胎，甚至三番五次而無休止的，而男人則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劇變遷中，平靜的鄉村應對失措，不免陣腳有些亂，這苦果，也得他們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講得兩性關係的問題，嚴重影響了婚姻質量，或許，也是互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當前金錢為上潮流的影響，眼睛中金錢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於城市五光十色、變幻莫測的環境中，更模糊了男女們的視線。村子裡好幾個小孩，都是還不足一歲時，媽媽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貧困的生活，因為他們的媽媽，都是他們的爸爸在外打工時，一時認識的外地女孩，而現在，他們的爸爸又已經給他們換了幾屆媽媽。

現代化給人們帶來了很多的便利，改進了人們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東南沿海，現代科學技術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之深，無論怎樣形容都是不過分的。在內地山村，人們的知識文化水平沒有跟上科學技術進步的節奏，在適應現代化的過程中，難免進退失據，在村子裡，我們看到現代化對他們的很多負面影響，小小一個村子，就嘗遍了現代化的很多苦果。（鑒於現代化的正面後果是顯而易見，在此不表，並非認為現代化只有其負面後果。）

垃圾處理難。隨著大量的塑膠產品、玻璃產品等的出現，以往那種自然循環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經難以奏效了，在循環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無法消解的多餘之物。如大量洗潔劑、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環境，各種農藥瓶、酒瓶、飲料瓶，連同其它一些無法自然分解的東西，都扔到自然環境中去，在家家戶戶的周圍不遠處，都有相對集中丟棄這些東西的地方，但在山區，地勢有高低，這個丟棄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響之大，顯而易見。其它垃圾也開始集中出現，如隨著養殖業的擴大，甚至個別的規模化，產生大量的動物排泄物，未經處理，直接排向自然，嚴重影響周邊地區的水源，村子裡的一個養殖戶，就已經污染了地勢偏低的旁邊一個村落的水源，為此官司連連，上下不寧。

交通事故頻發。因為是山區的村子，地勢坡度大，而馬路又是村民自己設計，自己動手修建的簡易馬路，路面差，彎度急，加上在農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輪機車，經過隨意的改裝，也就開始既當貨車，又當客車，駕駛者又無資格限定，誰高興都可以買一個上路跑。在這麼一個小小的村子裡，五年之內，發生交通事故無數，其中就有三起嚴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車去鎮上，半路翻車，當場身亡，一起是一村民開車去賣茶葉，翻車，當場車費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開車上路，車子衝下懸崖，當場死了剛結婚的兒子，媳婦重傷，腹中快臨產的嬰兒流產，自己重傷，雖然醫治過來，但徹底喪失勞動能力。過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難以適應需要了，但機械給人帶來方便的時候，附加這樣高的風險，並且讓農民自己承擔，對村子的傷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裡，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婦女出現嚴重的精神疾病（因為未見其本人，不明白具體是哪類精神疾病，但從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與情感有關，如一個時刻懷疑有別的婦女勾引她丈夫，動輒對別的婦女大罵，甚至舞刀弄棒，構成很大的安全隱患，還有兩個是無端的發怒，與周圍的人發生衝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極為健康的。因為精神出現問題，長期需要到醫院治療，還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僅沒賺到錢，還因此而致貧。而這三位只是其中最嚴重的罷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農民才認為是個問題，為了儘量多掙錢，是不會考慮人際的誤會不誤會、心情愉快不愉快的。從一個寧靜而與世無爭的環境中，突然置身於一個變幻莫測、不講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適應的，他們的喜怒哀樂，又有誰會去關心呢？聯想到我們在城市調查中所看到的，農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住宿條件惡劣，社會交往基本沒有，甚至夫妻異地，親子遠隔，如此日積月累，年復一年，怎能保證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們從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貧困，甚至連村子裡的人，都僅僅將她們視為瘋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裡人在享受輕車廣廈時，可能也不會想到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為了城市建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卻並未得到應有的回報，「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事實上，她們也只能是「歸來淚滿巾」了。

商業化、貨幣化滲透每個角落。過去的換工互助，現在成為直接支付工資的僱傭，按天收費，一點不含糊；過去走親訪友，帶點禮品，或者自己親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選，現在一律直接給鈔票，並且已經成為人情的一種，不僅過去輕鬆的親朋聚會之樂少了，反成一種負擔，各自要在心裡記住欠誰多少，或者誰欠我多少；在土葬習俗未改的情況下，過去周圍的人一齊到場，熱熱鬧鬧、輕輕鬆鬆的就組成了抬柩隊伍，現在總擔心是否能夠把個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職業化的抬柩人員已經出現，給錢辦事，買賣而已。當一切都貨幣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與社區認同。

傳統手藝的消失。農村過去在應付物質匱乏的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的技藝，這些技藝既是對物質的極大節約，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藝術品。但在工業產品充斥的時代，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瀕臨消失。過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樸實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鐵釘膠水的桌椅，別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漸漸被一些縣城周圍的所謂農莊蒐集去了，為的是給食客們看一看，意思是已經進入博物館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無法自然化解的鐵質、塑膠製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塊大的地面磚作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過去紅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廚，帶領一幫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飯菜，雖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卻色香味俱全，規規整整4×4的十六碗擺放方式，現在卻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學城裡，圓桌，淺碟加酒精爐，菜品則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雞蛋徑直當作一道菜的。曾經被托尼稱之為中國寶貴財富的民間手工藝，從此似乎走到了盡頭，以粗俗代替精緻，到底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倒退呢？我們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權，叫囂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卻忘了最基層的傳統文化正在自我毀滅。

按照當前的行政體系，村民委員會是村民的自治組織，不算一級行政單位，但事實上又存在一個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幾個自然村被合併到一個行政村里，有什麼對上和對下的事務，還是以行政村委單位進行組織。那麼在當前，我們的村莊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兩者如何銜接？國家的政策，最終如何落實到村民中去，行政的這最後毛細血管是否暢通？

象徵性的自治與行政：從村子裡了解到的情況是，村委的自治作用，僅僅體現在村民之間有糾紛產生時，可能會到村委的人來評個理，但因為村委的人與不同村民之間的關係遠近不一致，村委在裁決時，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現象，即使公平裁決，當事各方往往也認為存在偏袒，對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於關係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達成糾紛雙方都認可的方案，所以事實上所起的調節作用還是有限，其結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願出面調解糾紛。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單的確定之類的事情了，可以說基本無行政可言，與多年前需要催繳農業稅、上繳提留款的時候大不一樣了。這樣，從積極的意義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裡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無人問津），從消極的意義上講，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滅，貧富、強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則擺布。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幾個成員之間，居然也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尤其是書記與村主任之間，各成一派，凡是對方擁護的，我就反對，勢同水火，全然無視村民本身的迫切訴求。書記以其母系、父系親屬都是本村居民，親屬範圍較廣，所占勢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親屬範圍較廣的優勢，得以獲得這一位置。所以雖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許小利，都分裂為兩個陣營，互相過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條通往一個自然村的簡易馬路時，因為工程是由村主任牽頭，書記一系就出現了釘子戶，路不能通過，最終以大打出手，強行通過而告終。在鄉村，家族與村務之間，難免會出現這種不愉快的衝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為務，確實是一個大的問題。

漠視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徵性的行政，導致村民的自生自滅。僅就道路而言，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由國家組織修路，有一條路從村中穿過，但各自然村，一直沒有擺脫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紀初，各村的老一輩村民，哀嘆再也背不動、挑不動了，自發組織修個簡易公路，男女老幼齊上陣，以一個冬季之功，勉強修通簡易路，但在山區雨水沖刷下，總是路難行，大卡車進不去，小三輪機車總是跳跳蹦蹦的跋涉。而這一自發工程，沒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協助。在全國鄉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過打水泥路而領取相應的資金的，可還是沒有人牽頭。當然，村委的成員，都住在過去修的馬路邊上，並無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與民爭利：如果僅僅是讓村民自生自滅，也許還算一種無為而治，但現實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僅有的權力，還有與民爭利的趨勢。比如該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個自然村旁邊的河裡開闢砂場，就動員該自然村集資打水泥路，即在原來的簡易路的基礎上鋪上一層水泥。動員大家出工、出力、出資，對富裕一點的幾戶人家，採取拉贊助、借貸等各種方式，讓其把僅有的一點積蓄傾囊給他支配，最終的結果，是他個人通往河邊的簡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從主公路出發的地方，象徵性打了幾百米，村民最初以為是村委為民辦事，最後明白目的在砂場，該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讓去河邊拉沙的卡車，按車收錢，很快自己的大樓房就建起來了。

村級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國中時代的同學，年富力強，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畢業，曾經有一段時間可能也被哪個方面看中，入了黨，在村委幹了兩年，但最終還是廣東打工去了，問其原委，說只能打雜幫忙，乾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雙方都沒有什麼親屬，這就是沒有民眾基礎吧？而小村裡的另外一個四十歲的村民，為人正派，樂於幫助鄰里，口碑不錯，自己勤儉持家，日子過得耶紅火，聽說最近正在入黨，村子裡有各種說法，說他可能會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為行政村的書記之類，而這人的「民眾基礎」，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經歷來看，其實也未必能夠如願。在各自為家，相互之間無合作，更無以己之力帶動周圍村民，無人思考村子整體發展的情況下，村子就是一盤散沙，散沙中難以產生真正的意見領袖。無論是行國家之政，還是組織一村之自治，均成問題。

早在七十年前，費孝通先生就提出了鄉土重建的問題，認為在當時，鄉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沖刷，一切資源都被開礦似的挖起運走了，鄉村衰敗，不可持續。其實，鄉村真正的衰敗，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顯露無遺，今日的鄉村，才真正衰敗而需要重建，但仔細思考，我們的鄉土是否還可以重建呢？

城鄉共生應該是基本方向。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至少國內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市場，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園風格，是難以做到的。發展中，城鄉關係到底是相輔相成，還是犧牲鄉村而繁榮城市，在費孝通早年就一再討論過，他的結論是中國的城市化過程，是犧牲鄉村而繁榮城市，並且這樣最終導致鄉村的衰敗、潰爛，以致城市的繁榮終將走不遠。通過我們自己在鄉下的見聞，通過一些專門研究農村問題的專家言論，我們知道，鄉村的衰敗確實是一個趨勢，並且越來越嚴重，而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鄉村的各種資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而向農村反饋的，雖然有，但遠遠不及流出的多，長此以往，就導致了犧牲鄉村以繁榮城市的格局。雖然我們可以通過發展工業，利用外匯購買國外的農產品，並且這個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但作為一個人口大國，農產品的自給，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鄉村的發展，似乎不能任其衰敗下去，現在的村民，糧食不夠，還可以到市場上買點來補充，但一任發展下去，將來還能以能接受的價格買到嗎？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終都城市化了，不考慮鄉村的榮枯，也需要鄉村的人口都能夠在城市很好的適應下來，穩定下來，不致於像拉各斯那樣，農民湧向城市，形成一個巨大的貧民窟，社會問題更加突出，而我們當前的趨勢，確實有大量的人口尷尬的處於城鄉之間。所以，城鄉發展的相輔相成，城鄉的共生，應該還是發展的基本方向。

城鄉共生要求資源的循環是平衡的。資源一方面是物質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遊牧時代，人們逐水草而居，這是人口追逐物質資源，但這多少還是有一些主動性的，而我們現在，年輕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種選擇，因為只有到城市才能賺到點錢，從這個意義上看，還是人口追逐物質資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優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導致城鄉之間失去平衡，而物質資源是隨人口而流動的，於是出現了物質追隨人口而去的趨勢，不是有很多的農民，千辛萬苦培養一個大學生，結果孩子大學畢業了，留在了城市，還需要父母省吃儉用，湊錢幫助買房子嗎？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鎮上或縣城也要買個劣質的廉租房嗎？這就是人與物一併流向了城市，正應了費孝通那句話，「鄉間把子弟送了出來受教育，結果連人都收不回」。不僅大學生不會再回來，就是目前在鄉村教書的教師，鄉村醫生，也想盡辦法到縣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這樣的洪水沖刷下，鄉村的田野能不越來越貧瘠嗎？

重視地方是留住鄉村人才的關鍵。演變到今天這個局面，似乎都是市場的作用，確實，不能否認市場再配置資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認其合理性。但我們應該看到，我們從正式體制到一般社會心理，都只強調中樞的作用，從區域發展來說，城市分為各個不同的層次，從一線到三線四線，最後無足輕重的就是鄉村了，反過來，人口也就向高層次城市流動，在小城市都不夠氣壯，更遑論鄉村了。直白的說，就是鄉村沒有機會，沒有地位，沒有希望，而這不僅僅是市場決定的。雖然用人為干預的方式來挽救鄉村，未必是很好的辦法，但改變我們對地方的不重視，恢復到城鄉並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犧牲鄉村以繁榮城市，將是必要的。這就要求鄉村醫生、教師乃至一切鄉村人口，都有機會在本地獲得一個受人尊重的、體面的生活。而機會來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讓人才願意下基層，一方面，要有一種機制，讓在大城市裡工作的優秀人才，有機會為家鄉做貢獻，有些地方的鄉賢委員會的組織，是值得借鑑的。只有人們將眼光盯在地方，從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鎮上、縣城、省城、北上廣等）才能得到認可，人才的分布才會趨於相對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來代表地方。在資源不是單向向城市流動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來代表地方，使地方事業能夠有所推進，其實，在當前的農村，最需要各種合作，很多事業都需要具備知識和經驗的人士來推動，比如教育、醫療、養老等等，若照當前這樣下去，將越來越糟糕。當然，自上而下的重視，物質資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體報導的山西近萬名機關幹部到村任第一書記事實，也充分說明基層缺乏組織力，運轉不靈了。但自上而下的關照，畢竟還是一種外來力量，只有充分發揮本地的積極性，才能真正走出衰敗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難以準確獲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卻不知道如何實現這些需求。當老百姓認識到是為自己而奮鬥時，往往都是很積極的，凝聚力是很強的，作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於挖掘、配合這種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話，充分尊重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