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紳士研究》讀後感

張仲禮所作的《中國紳士研究》可以說是該領域中的先驅者。在過去，「紳士」往往只是指西方的一部分地位較高的男性，但在中國，同樣有這樣一批與西方紳士擁有著相似政治與經濟地位，卻也在某些方面大不相同的人。他們或許可以被稱為中國的「紳士」。在對中國紳士的研究大多浮於表面與整體的情況下，張仲禮毅然埋頭於大量數據中，在這本書里細緻入微地分析了19世紀中國紳士這一特殊人群的構成，特徵，變動途徑，社會地位與影響等各個方面。儘管該書美中不足的是大部分為靜態研究，但它仍不失為一個頗具價值的讀物。

中國紳士

書中第一章開宗明義，闡明了紳士的構成與特徵。中國紳士可以被定義為是一個具有某種功名的群體。一般來說，紳士的功名由一系列考試，也即「正途」取得。平民通過縣試成為童生，童生再經過府試和院試成為生員。即使考試不通過，一個人也有希望和生員一同躋身下層紳士之列——足夠年長或得到皇帝恩澤的情況下，平民可能成為貢生，這同樣是下層紳士的一部分。下層紳士的競爭已經足夠激烈，考取童生的平民並沒有多少，而能成為貢生的童生更是百一之數。不過，和成為上層紳士的難度相比，下層紳士的身份通過「正途」還是相對容易取得的。

相比於下層紳士，上層紳士的名號似乎更為常見——舉人，與進士這兩個上層紳士的主要成員，都是古代文章中的常客；但是，名號的常見並不代表取得的簡單。相比起地方性的院試，考取舉人的鄉試顯得更為正式，也更為嚴格：全省的考生都聚集在一起，進行殘酷的競爭。嚴苛的競爭帶來的是豐厚的收穫：上層紳士的特權，還有為官的準許證。而成為進士的會試就是鄉試的進化版，那些幸運兒就能成為最高等級的紳士——進士的一員。

以上通過學習與考試成為紳士的「正途」，是最被紳士圈內接受的一條道路。然而，有許多沒有考試需要的文采，時間與幸運的人，也渴望成為紳士。怎麼辦呢？「異途」給了他們新的希望。即使不經過考試，平民也可以通過捐納成為下層紳士的一種——監生；而那些苦於沒有官職的紳士們，同樣可以通過捐納來謀取一官半職。儘管地位不如正途紳士們高，但異途紳士同樣是中國紳士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條路徑高昂的費用讓富裕人家有了躋身紳士階級的簡單途徑。

權利與義務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獲得紳士身份的過程對時間和金錢其一必然有著極高的要求。既然如此，為何人們還對其趨之若鶩呢？也許我們可以從紳士的特權中找到答案。紳士們最重要的特權是有與平民不同的一套禮儀體系。這套禮儀體系讓他們在面對官吏的時候可以不用像平民一樣尊嚴盡失，在面對平民的時候也會被恭敬行禮。在中國古代一切遵從綱常的情況下，這可以說是相當重大的一項權利，它直接讓紳士階級超然於平民之上。這也使得紳士們的其他特權變得順理成章：不收丁稅，不服徭役，不需要承受某些痛苦的刑罰，學習優異的更是能每月領到俸祿。這些特權看似不大，對紳士的幫助卻難以估量。在物質條件不甚發達的古代，徭役對一個人的健康幾乎有著毀滅性的打擊；而長時間省下的賦稅，也是一筆巨大的數目。而這些特權相加，更是使得有些紳士能夠包庇其他人偷漏稅，控制本應屬於國家的公產，甚至私設公堂。儘管不是所有紳士都如此貪婪，但這仍不失為紳士身份吸引人的一大原因。

當然，在享有特權的同時，紳士們也需要承擔相應的職責。作為「高人」一等的回報，紳士們需要協助地方工程的修建，建立學堂並協助宣傳儒家精神。除此之外，戰亂時紳士還需訓練民兵組織。在某種意義上，紳士們和西方的貴族有著相似之處，他們都在自己的領地中有著超然的特權，卻也要為自己的領地負責。這或許是由於中央集權的需要導致的：為了限制地方官員的權力，中央會經常對官員進行調動，但紳士卻能穩定的處在一個地方，這讓紳士對地方的控制格外強勢。

紳士的特性

在第一章奠定的基礎下，作者在後幾章中又進一步通過定量分析揭示了紳士階級的特性。在第二章中，作者通過估計歷年來正途與異途人數，得出了關於19世紀紳士數量的三個結論：

1.19世紀上層紳士的數量相當可觀。僅僅前半時期，上層紳士的數量就已經達到了100餘萬，占總人口的1.3%；若是算上後來的增廣名額與捐納人數，比例甚至達到了1.9%。考慮到一個上層紳士能夠為幾乎整個家族提供庇護，以及比上層紳士數量更多的下層紳士，整箇中國內不用服徭役與繳納賦稅的人數相當可觀。這部分人享受的特權，就不得不由平民以及奴隸來承擔後果。這直接導致普通人的負擔極具增長，為清朝的崩潰埋下了禍根。

2.「異途」紳士的人數不斷增多。起初，為了限制「異途」紳士的勢力，捐納的份額被設定得相當之高，管理也很嚴格。這和財富日益集中的趨勢一同遏制了「異途」紳士的數量；然而，在19世 紀後期，由於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政府不得不將捐納作為一種籌集資金的手段；大量的捐納變成了大量的紳士身份，異途紳士的數量也隨之膨脹。儘管太平天國時 期正途紳士同樣因為增廣名額有了膨脹的趨勢，但異途紳士占的比重依然不斷上升。這嚴重傷害了紳士集團的內部結構，使得新晉紳士們對科舉制度和儒學的尊敬大 不如前，從而進一步削弱了政府的權力。

3.上層紳士的人數不斷增多。由於中舉名額的增加與捐納條件的降低，過去顯得高不可攀的上層紳士慢慢泛濫了起來，從紳士總人數的11%上升至了14%。上層紳士本應當是一個能力拔群且忠於儒學與皇權的集體，但隨著獲取身份難度的降低，這一基礎開始崩塌。上層紳士這一最為精英的群體開始擺脫政府。

第三章則是作者講述紳士們科舉生涯的部分。科舉，正如大多數人所認識的那樣，是以儒學為中心的一場考試。無論寫什麼內容，其主題必須與儒學相關。在乾隆之前，科舉考試中尚有表、判等實用性文體，也有程朱理學等具備一定哲思性的內容；但在乾隆時期內，這些內容都被慢慢取消掉了，連包含一定實際意義的「策問」 部分也被純儒學內容代替。同時，考試對格式的要求越來越嚴格，詩歌注重格律勝過感情與內容，文章也漸漸地確定了格式——也即被後人無限詬病的八股文。這種重點上的變化嚴重影響了士子們科舉的目的：過去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懷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參加科舉的，而當這一腔熱血被新的務虛標準澆滅時，科舉便不過是一條謀取功名的通道。於是，舞弊現象與取巧現象開始頻頻發生，更有甚者直接兜售功名；考試的混亂也導致了生員們的瘋狂：大量人考取生員只為了運用特權攫取財物，而想為國家效力的人反而可能被皇帝指斥為「妄議朝政」。這種黑白顛倒的情況慢慢使紳士階級從內部腐爛，最終崩塌。

第四章中，作者創造性地運用分析傳記的方法，對紳士的結構進行了研究。儘管該研究作為領域中的首發者不夠嚴謹，但依然得出了許多有趣的結論。紳士的經濟地位往往遠高於正常人，而且祖輩是紳士者更容易獲得紳士的身份。這一結果大大增強了全書核心命題的說服力：紳士地位本身提供了收入的可能性。

紳士階層的變化

縱觀全書，我們可以發現一條貫穿始終的暗線：紳士超然於平民之上的經濟地位。為什麼皇帝要給紳士這樣的特權呢？這是一個很耐人尋味的問題。也許我們可以更古老的歷史中找到答案：李世民在觀看一次科舉考試時，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慨：「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彀，也即牢籠，科舉考試從一開始，就有籠絡與限制知識分子的意思在裡面。哈耶克曾經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說過：「沒有什麼趨勢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縱觀古今，很大一部分的革命都是因為新思想產生的，不談近現代的共產主義革命，太平天國運動有著《天朝田畝制度》的絕對平均主義作為指導，就連沒多少文化的陳勝吳廣，都還有一聲「等死，死國可乎！」。知識分子是社會中生產新思想的核心力量，因而對他們的限制也就顯得格外重要。科舉一方面能夠通過功名提高生活水平，一方面又給了治理國家甚至「為帝王師」的機會，這物質與精神上的雙重的誘惑對知識分子來說幾乎無法阻擋。於是，一批又一批優秀的人才將精力投入在了科舉之上。「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而這恰恰是合了皇帝的意。知識分子的思想難以控制，但科舉考試的題材控制起來相對就容易的多。僅僅是科舉考試必須以儒學為中心一項，就使得士子們深入研究其他流派的思想變得不可能。飽受詬病的八股文，其實不過是這條道路走到極致的結果。之前是為了將知識分子的思想限制在儒學，但儒學的範圍依舊太大，總會有李贄這樣的「異端」出現，那麼，八股文就將「限制思想」直接變成了「沒有思想」，扼殺了內部變革的一切可能。

然而，科舉在限制思想的同時還有另一項同樣重要的功能：選拔人才。科舉中有作詩這種和政治能力關係不大的項目，但也有策問，奏摺等實用文體，畢竟選拔出來的人員需要賦予官職，那麼他們的政治水平自然不能太差。在明清之前，科舉考試可以說還是達到了這一目的的，儘管可能埋沒了一些文采不佳的實幹派，卻也遴選出了許多能人。然而，19世紀對思想鉗制的追求徹底毀了科舉制度。對文章結構的過度追求和考試系統的腐敗讓中舉的更多是取巧者與富裕者，真正的政治家反而無法脫穎而出。這在短時間內的確加強了中央集權，因為入選者無心也無能力進行治理；但一旦內憂外患出現，弊端便盡數顯示出來：偌大一個中國，竟找不到足夠的應敵之才！

可以說，紳士階級是皇權與民間達成的一種協定：皇權付出一部分政治與經濟特權，換來民間勢力的服從。具有顛覆皇朝能力的士子們在奮鬥得到了紳士地位之後，總會多多少少地對自己的「奮鬥結果」有所珍惜，轉而維護皇權；紳士階級後代知識與金錢上的優勢讓其有了一定繼承性，這也成了想要反抗的紳士們的一個大包袱。 紳士超然於平民的地位，更足夠讓「人上人」的優越感淹沒被統治的事實。這是一場相當高明的交易，皇權獲得了穩定，知識分子則獲得了安穩的生活與高人一等的 地位，兩者都覺得自己才是贏家。

只是在19世紀，皇權在長期的集權過後，已經恐懼於一切可能出現危險苗頭的事物。紳士階層從「人才」的聚集地變成了「庸才」的聚集地，有能力的人反而落魄。讓有能力的人沒有足夠的能量，這在短時間內確乎是大大加強了政權的穩定，但一旦有外部能量衝擊，能人們獲得了反抗的機會，新的紳士階層卻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控制暴動的新思想了。

19世紀紳士階層的變化，其實也就是統治者觀念的變化。在紳士階層漸漸膨脹漸漸腐爛的背後，是統治者對絕對權力的無謀貪慾，這也是加速其悲劇化結局進程的催化劑。也許，這才是張仲禮想讓我們看到的深層含義。